明代小說將女性與科舉緊密結合，強調女性對於科舉中人的重要作用，此外，還將女性的文才置於一個較高的位置。不僅渲染女性是如何的富有主見與智謀，還將這些助夫、助子成名的女性描寫成才女，這表明在作者心中才女配儒生符合大衆審美，有文才的女性也能很好的理解並支持儒生參加科舉考試，於是很多小說中的女性都才華橫溢。
才女形象並不是小說家的文學想象，明代社會確實有一批才女。根據《列朝詩集小傳》與《名媛詩緯初編》，可以獲知被記錄下生平的部分明代才女。
如楊文儷，幼年時期聰穎好學，喜好古詩，將幾個兒子培養成宦林高官。如王娙，丈夫去世後，她獨自養育孩子，同時教導兩個兒子讀書，閒暇時還寫詩娛情。如王鳳嫺，丈夫死後，將兒子張汝開培養成舉人，在她的教育下，兩個女兒也精通翰藻，母女間經常詩歌唱和，頗有雅士風采。
又如項蘭貞，常與叔公唱和，有詩集《裁雲草》、《月露吟》。還有爲人樂道的沈宜修母女，她們除了在家中吟詩自娛外，還在汾湖之濱舉行詩會，沈宜修著有《鵬吹集》，母女四人的詩文被編爲《午夢堂十集》。
其實，除了以上提及與被著作記錄的女性，明代才女不乏其人。由於古代傳播技術有限，加上有些女性不希望自己的才華被世人所知，限制了女性才名的傳播。而且，明代女性並無受正規教育的權利，和男性相比，能識字讀書的女性多集中在宦門或皇室，才女數量肯定不多。雖然明代記載的才女數量有限，但這些關於女性才名的記載，體現了明代社會部分人對於女性才智的認可。
從科舉考試角度來說，女性有一定文學修養並不會對她的德行造成損害，前提是女性仍以家庭生活爲中心，不露才、顯才，還會對應舉的丈夫產生有益影響。若丈夫是應舉之人，妻子精通文墨，可能會比一般女性更加支持丈夫讀書科舉。
封建社會女性受到的教育越多，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對她的影響就越重，才女可能會更加無怨無悔的幫助丈夫應舉，而不會因累舉不第埋怨丈夫。另外，有才的妻子對於儒生來說總不是一件壞事，妻子利用文才對舉業也能有所幫助。
雖然在明代大多數女性與科舉相關的小說中，女性文才的描寫不會佔很大篇幅，但卻在這類小說中不約而同的出現，除了作者的想象因素，明代社會一些才女才華的顯露也會對小說創作產生影響。
除了文學方面的才華，明代很多女性還具有出色的治生才能。明代大部分忙於準備科舉考試的儒生們都沒有時間忙於其他生活瑣事，在考取功名之前，儒生們不得不花大量時間、精力去研習四書五經與八股制藝，能夠在應付繁重學業的同時兼顧謀生的儒生確實有限。
由於自幼以來長時間接觸舉業，這也造成了很多儒生不具備謀生技能，除去少數不爲生計擔憂的官家少爺與富家之子，絕大多數的儒生是需要考慮家庭經濟狀況的，儒生們缺少維持生計的精力，那麼對於他們來說，治生這項重任就自然地落在他們的妻妾或母親肩上。
明代商品經濟發展迅速，以當時經濟較爲發達的吳地爲例，育蠶、繅絲、紡織這類工作爲婦女提供了施展自身才智的機會，從事紡織的女性完全能夠維持家庭開銷，如果家中有準備科考的男性，那麼他們的讀書費用很有可能是依靠家中女性紡織所得。
一些家庭中，在男性考取科名成爲官員之前的這段時間，家中的開銷都由女性維持。女性依靠紡織供養書生讀書應舉的現象並不是明代小說獨有，在明代社會中，這樣的事實確實存在，明清婦女從事紡織業的所得較過去提高許多，對家庭的生計來說是很重要的經濟來源。
明代女性從事紡織業的報酬較爲可觀，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生產方式、消費結構也發生變化，明代女性在紡織中創造的經濟價值完全可能超過男性。有學者研究，基於明末《沈氏農書》推算，一名婦女織絹的收入相當於兩位男勞力的收入。
明代松江女性常年以紡織爲業，婦女得到了發揮潛能的機會，創造了爲全社會所承認的價值。許多女性依靠紡織改善家庭處境，家中若有不便勞作的儒生，女性就要承擔起謀生的任務，多數女性主要依靠紡織來賺取生活所需，還要資助儒生讀書趕考，撫養子女成人，還要掌管家中一切吃穿用度，女性的功勞顯而易見。
明代小說中有不少女性依靠紡織養家、供男性讀書的例子。如《型世言》中的陳氏，每日晚必紡紗績麻，監督兒子讀書至二三更。小說中雖然只明確描寫陳氏依靠紡織供正妻兒子讀書，但書中對其他寡婦的守節教子行爲也給予了稱讚。
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婦女沒有外出工作的機會，家中青壯年男性又接連去世，家中只剩下女性與幼子，雖然紡織可以帶來一定收入，但要支撐一個五口之家僅憑陳氏一人之力不太現實。所以，除了陳氏以外，蕭家的其他寡婦也必定要參與到紡織的隊伍中，只有三位寡婦聯合起來，採用紡織的方式才能支撐家庭開銷，還會有一定結餘投入到兒子們的教育中。
《石點頭》中的青姐也同樣依靠紡織將兒子撫養成人，郭梓對多年未見的父親交代：“讀書從師之費，皆賴母親日夜紡績以供。”足可證明，青姐多年是靠一個人辛苦紡織所得將兒子培養成進士，紡織所得雖然可以滿足家庭開銷，但背後所付出的辛勞卻難以想象。
《警世通言》中《趙春兒重旺曹家莊》的趙春兒爲了幫助丈夫進入仕途、重振家業，在自己己預先藏好大筆積蓄的前提下，還坐在家中辛苦紡織十五年。雖然自己有不菲錢財，但她毅然選擇紡織作爲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作者特意將趙春兒辛勤從事女紅多年的事蹟加以重點描寫，也是對女性通過紡織這一技能提升自身經濟地位、社會地位，並且幫助丈夫取得入仕資格而由衷欽佩。
《二刻拍案驚奇》中《張福娘一心貞守 朱天錫萬里符名》的張福娘同樣是通過辛勤紡織獨自將兒子養大，朱天錫自小便讀書，日後又成爲“顯官”，而這一切都依靠張福娘日夜紡織而來。
對於一般家庭來說，如果男子常年爲科舉而研讀詩書的話，就意味着家中的開銷比一般家庭有所增加，如進學、從師、社交、趕考所需的費用，購入書籍、紙筆等物的費用更是不計其數。
科舉制度發展到明代己經十分成熟，明代的鄉試、會試、殿試這種三級考試製度確立後，客觀上也使得考生最後成爲官員的時間拉長，很少有人能夠順利聯捷，這通常需要經歷很長的時間跨度，科舉考試的花費帶給一個平民家庭的壓力可想而知。
若家中缺少能幹的女性予以經濟上源源不斷的支持，儒生幾乎難以走過如此漫長的科舉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