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古代的讀書人都要考科舉?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科舉制度自創立實行以後，成了讀書人做官的敲門磚。宋真宗親作《勸學文》，此後經過歷代士子們的咀嚼、消化、提煉、再創作，便成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自有情與理，書中自有天與地。”
《勸學文》不止六句，流傳下來、膾炙人口的卻只有這六句，金錢、美女、高官、厚祿、輕車、寶馬，人生所欲，無過於此者。此後又演變成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五言絕句：“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上面這幾句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深入人心的勸學箴言，和《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幼學瓊林》等，一併成爲幼兒啓蒙教材。在童稚單純的心田中，播下了讀書應舉的種子，播下了父輩殷切的希望和寄託。科舉的魅力，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灌輸着一代又一代的。
願望是美好的，現實又是殘酷的。實際上，通過科舉走上仕途之路的僅僅是極少數，中進士的概率大致不會超過千分之一。我們就以清代爲例，看一看各級考試中的錄取比例。
科舉的功名從低至高分別爲秀才、舉人、進士。按照規定，大府秀才名額20名，大州縣15名，小縣4至5名。全國秀才名額在25000名左右，舉人限額在1500人左右。自從咸豐三年(1853)清廷批准各省增加名額起，各府考試生員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人數增加到30000多人。鄉試中錄取舉人的限額保持在1700多人上下。按照這個比例，一個步入科舉的讀書人，童生要考取秀才，踏上科舉之路的第一級臺階就荊棘叢生，坎坷曲折。
舉人與秀才的限額比例按規定大體是1:20，但是，添加歷年落榜者，按大、中、小省，分別是80:1、60:1、50:1，淘汰率就很可觀了。參加會試、殿試考進士，比例就是30:1、40:1。這種考試都是三年一次(恩科除外)，三級考試都能順利通過，大體也要十年的時間，如果考生在哪一級上蹉跎一下，就是十幾年甚至是幾十年了。
儘管科舉難度極高，但清朝政府卻將不斷地增強吸引力。制度規定：考中秀才，即能得到國家優遇，可以免去官役和差役，甚至可以獲得地方官以禮相待。而要是中了舉人，就有了做官的資格。因此讀書人中了秀才想舉人，中了舉人想進士。沒中的千辛萬苦要考中，落地的死不瞑目要再考，一發而不可收拾。
士子們以幾萬分的努力，競爭萬分之幾的希望，必然會造成秀才、舉人、進士三個階梯下一批又一批的落榜者。落第者大軍中，千姿百態，兩鬢斑斑，尚未考取秀才，仍混跡於童子軍中者，大有人在。
清代科舉史上活到老考到老的例子不勝枚舉。如廣東順德人黃章，年近40才考中秀才，83歲被選爲貢生，100歲時參加鄉試。從廣東到北京順天應試，千里迢迢，一路上由曾孫服侍照料。入考場時，黃章在燈籠上大書“百歲觀場”四個字，由曾孫在前引導。黃章百歲參加鄉試成爲科場佳話，這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事。
無獨有偶，相諧成趣的是，廣東諸生謝啓祚百歲參加鄉試，角逐舉人功名。謝啓祚先後有三妻二妾，生子23人，女12人，孫29人，曾孫38人，玄孫2人。這個五世同堂的人瑞，不頤養天年，以期頤之壽，仍披掛上陣，征戰科場。
按照慣例，謝啓祚這等年齡參加鄉試，應由地方督撫呈報禮部請皇上恩賜舉人，但被謝啓祚拒絕。他說，科名有定數，我老手尚健，豈知我不能爲老儒們揚眉吐氣?這次他果然中舉，與謝啓祚列名舉人的有一名12歲的少年，少年得志與大器晚成珠聯璧合，成了同榜年誼。主考官有感於此，在鹿鳴宴上以詩紀事，有“老人南極天邊見，童子春風座上來”之句，作爲科場佳話傳揚一時。
這類壽星秀才、高齡舉人及其應試得到優遇的事情，並不是個別現象。清政府對其優禮有加，並不在收羅這些空有其名無補官職的壽星，意在垂範世人，鞭策各年齡層次的落第者敗而不餒。面對這些壽星科甲，誰還不拼將平生歲月在科舉道路上賣力呢?誰人又敢不努力呢?而這或許就是統治者們期待的科舉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