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河間(劉完素)、丹溪(朱丹溪)之學廣爲傳播之後，明代時醫用藥每多偏執於苦寒，常損傷脾胃，克伐真陽，又形成了新的寒涼時弊。鑑於此，以薛己爲先導的一些醫家在繼承李東垣脾胃學說的基礎上，進而探討腎和命門病機，從陰陽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討臟腑虛損的病機與辨證治療，建立了以溫養補虛爲臨牀特色的辨治虛損病證的系列方法，強調脾胃和腎命陽氣對生命的主宰作用，在辨證論治方面，立足於先後天，或側重脾胃，或側重腎命，而善用甘溫之味，後世稱之爲“溫補學派”。
代表醫家有薛己、孫一奎、趙獻可、張景嶽、李中梓等。
腸胃消化機能減弱、食慾不振、性機能衰退、身體怕寒等等、衰弱性反應，爲了改進這些臨牀上的反應，所以演變出桂附地黃丸、右歸丸等方劑。方內喜用肉桂、附子、乾薑、鹿茸等等溫熱性的藥物，加入滋陰藥中作治療。
一方面可以抵消滋陰藥的寒涼，和抑制人體生理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強病者的新陳代謝作用，對虛弱性的疾病治療大大增加其治療功效。爲了將這種用藥方式與滋陰派(以朱丹溪爲代表的)的用藥方式區隔，所以稱之爲“溫補學派”。
其中最傑出的醫學名家有薛立齋、趙獻可、張景嶽、李中梓等多位名家，
溫補學派的發起人——薛己
薛己，字新甫，號立齋，明吳縣人，生於公元1488年-1558年，自幼即承繼祖傳之醫術，其父亦爲名醫。
薛己初爲瘍醫(中醫外科醫師)，後卻以內科馳名，正德年間選爲御醫，擢太醫院判，嘉靖年間遷太醫院使，由於在禁宮多年，得以閱覽羣書，網羅各家概要而精通各科醫技，中年告歸之後，即肆力於著作及刪著名家著作，其治學的中心思想是以脾胃命門腎爲主，爲溫補學派的發起人。
薛氏之學術思想：
薛氏之學術思想可以區分爲兩個系統
一個是繼承李東垣補土學派的補土培元體系：
「蓋脾胃爲氣血之本，陽氣虛弱，弱而不能生陰血者，宜用六君子湯。 陽氣虛寒而不能生陰血者，猶需用六君子湯加炮姜;若胃土燥熱而不能生陰血者，則宜四物湯。 脾胃虛寒而不能生陰血者，當用八味丸。」(薛註明醫雜着 醫論按)
又根據東垣飲食自傷，醫復妄下，清氣下陷，濁氣不降，隨之而生也。就是由於胃脘之陽不能升舉，陷入中焦之故，應當用補中益氣升其清陽，使其濁氣得降而不治自安。 這種脾胃升降失常的觀念，薛立齋把它應用到飽食致血崩的血癥中治療，認爲這種症候亦往往是因爲傷了脾氣，下陷於腎與相火相合溫熱下迫所引致，治療就當用甘溫之劑，調理脾氣使氣血歸經而自止，而反對亂用涼血止血之藥物。
恐損傷胃氣而血失所攝，則欲止血崩就很困難了，這種調理脾胃止血的思想，在薛注的婦人良方大全中，亦有見之「故東垣先生雲：『凡下血癥須用四君子以收功，厥有旨哉。若大吐血，毋以脈論，當急用獨蔘湯求之，若潮熱咳嗽，脈數乃元氣虛弱，假熱之脈猶當用人蔘溫補，此等症候無不由脾胃先損，故脈洪大察其有胃氣能受補則可救，茍用寒涼止血之藥復傷脾胃，反不能攝血歸源，是速其危也。』」(薛注 婦人良方大全 暴崩下血不止方論)
按薛氏這種觀點後來對清代名醫唐宗海影響甚深
另一個系統是繼承滋陰學派而來的腎與命門學說，但其思想之啓源卻來自王冰重注內經的按語： 「大寒如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熱來複去，畫見夜伏，夜發畫止，時節時動，是無火也!當助其心。
又如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 熱而動止，倏忽往來，時動時止，是無水也，當助其腎。」 (王冰補註黃帝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注) 「益水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故曰求其屬也。 夫粗工偏淺，學未精深，以熱攻寒，以寒療熱，治熱未已而冷疾已生，攻寒日深而熱病更起，熱起而中寒尚在，生而外熱不除，欲攻寒則懼熱不前，欲療熱則思寒又止進退，交戰危極已臻。 豈知臟腑之源，有寒熱溫涼之主哉，取心者不必濟以熱，取腎者不必濟以寒，但 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觀斯之，故或治熱以熱，治寒以寒萬舉萬全。」(王冰補註 黃帝內經素問 至真要大論注) 滋陰學派治寒熱的體系，在戴元禮的手中雖然已有雛形，但薛氏則更進一步將滋陰之法，和王太僕(王冰)的意見結合，引用在臨牀治療上發展出下列的運用方法： 「察其無火，便當用八味丸，即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之法。
如察其無水，便當用六味丸，是爲壯水之主以鎮陽光。 左尺脈虛弱而細者，是腎水之真陰不足，宜用六味丸。 右尺脈沈遲、或沈細而數欲絕者，是命門真火之常虧，宜用八味丸。 至於兩尺微弱，是陰水陽火俱虛，當用十補丸。」(薛注 明醫雜着卷六) 薛氏這種臨牀的治療主張，是張丹溪發展尚未成熟的滋陰學說，連接到腎和命門的關係上發展。 一方面保留滋陰補腎的原則，而另一方面則加入了溫補命門的方法，使到滋陰派的學術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和表現，因而促使溫補學派的技術，能夠獨當一面地成一家者言，其實薛己之貢獻非常大。
命門學說的創立人——趙獻可
趙獻可字養癸，明代鄞縣人。精於醫學，其術宗於薛己，治病以補火爲主，其他的生平則不詳。
因爲薛己治症雖然多用滋陰之術，卻不泥於丹溪寒凝之劑，而以溫化命門爲主。這種醫術在臨牀上，取得相當優異的功效，所以趙獻可繼承了薛氏這種學術後，對命門的研究就特別有興趣，最後更創立了命門學說，而成爲溫補學派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說。
滋陰和溫補之間的學術演變
其實丹溪在創立滋陰學說的時候，已經指出了相火爲人身的動力來源，但當時丹溪卻只有注意到相火妄動，會煎熬人體內的真陰;而未曾往相火爲人體生命動力的方面作研究，再加上丹溪所說的相火，只是泛指人身活動機能而言，乃一無形而又無根之物，經過戴思恭之修飾後，此種無位的相火才變成了有根的命門相火。但在臨牀上的運用，卻尚未有清楚交待，一直到薛氏採用六味丸和八味丸的交替運用之後，才顯示出命門學說和滋陰學說的結合已經成熟。 何以由六味丸和八味丸的運用上，可以表示出滋陰學說的成熟呢? 由於滋陰之義，是在於滋潤及補充人體內的細胞液，但滋陰之術在運用時，會碰,到二個極難解決的問題。那就是在疏泄觀念尚未誕生前，如果只是採用增加液體的藥物作爲配方，就猶如灌水於泥濘之中水，雖然不斷加入水份，但只能令泥濘中更加膠着和氾濫，不能吸收而無法達到滋陰的真正目的，有了疏泄的觀念後，則有如以水灌入沙中，水份雖多而不妨礙吸收和分散，這樣水份才能擴散到身體中任何一個部位，才真正的達到了滋陰的目的。 另一方面就是溫度的影響，由於天寒則水凝，若果人體的溫度(應該指人體的代謝能力)過低，對寒凝之滋陰藥的吸收，是有相當的阻礙。所以對身體虛寒者，是需要加入適當的溫熱性藥物，才能夠達到滋陰的目的。 而薛氏的常用方劑中，六味丸的的疏泄，和八味丸的溫補，正表示出當時的臨牀運用，已經解決了上述的兩個難題，所以說溫補學派的發展，是比滋陰學派爲成熟。
趙獻可之命門學說
命門的功用，最早記載於難經第三十難中，其文如下：「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腎有一也。」
由這段文字上的記載，可見漢代以前，對命門之瞭解甚，除了左腎右命門的觀念需修正外，在功能方面記載，已經非常清晰。 但趙獻可更進一步的，把命門的重要性闡發，認爲人之所以有生，生命之所以能持續，實屬於火，火爲陽之體，造化以陽爲生之根，故人身亦以火爲生命之門--命門之最佳解釋。
命門所以稱爲性命之本，趙氏即認因其中有火之存，在並且認爲火強則生機可由之而壯，火衰則生機可由之而弱，火滅則生機竟由此而止。 同時他認爲命門君主之火，是涵於腎水之中，兩者之間是相依而永不相離，如果病了的話，火之有餘實緣於真水之不足，在治療上絲毫不可瀉火，只能補水以配火，即王冰：壯水之主以鎮陽光之意;火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亦不必瀉水，就宜於水中補火，即王冰所謂：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之意。 因爲六味丸和八味丸的功效優異，更充份地證明命門和腎水之間的溫補，是非常重要，所以趙氏更認爲命門之火，爲人身之寶，並非六淫之邪火可，比因此在治療之時就更加強調，命門有：可補而不可瀉的特點。 由於趙氏如此重視命門，因此闡發命門之學說時，不免借用內經原文以求自重，所以又作了以下的闡述： 他認爲素問靈蘭祕典論中，雖然曾說：『心者君主之官，但下文又明言：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心既然已包括在十二官之內，則主不明之主必定不是心主，而是另有所指，如繫心主則內經條文應當雲十一官而不是十二官，既然作爲十二官之主的既不是心，那應該是指人體的什麼器官呢?趙氏認爲所指的應該是命門，但內經不稱之爲命門而稱之爲小心，那是素問刺禁論所說的：七節之傍中有小心。亦因爲內經有這樣的記載，所以趙氏更進一步的指出，難經左腎右命門之說，於理不合而認爲：
「兩腎俱屬水，但一邊屬陰一邊屬陽，越人謂左爲腎右爲命門，非也?命門即在兩腎各一寸五分之間，當一身之中，是爲真君真主。」(醫貫 內經十二官論) 趙氏之假說，是根據內經七節之傍中有小心而來，但是這種假說並未被當時的醫學家所接受，其中明代孫一奎對此說就極之反對。孫氏根據難經所載，命門者諸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一語，悟出中醫學說，人體中本來就有左血右氣之說，所以孫氏認爲難經言右腎，則表示元氣即在其中，另外孫氏又認爲素問七節之傍中有小心的註解中，揚上善雲：脊有三七二十一椎(3×7=21)，腎在下七節之旁。腎神曰志，但孫氏則認爲七節應該從上而下數，不能從下逆數，如果由上數下，則志心即心包絡，而非命門!何況鍼灸的經穴，命門乃在十四椎上，從下逆數亦當在第八節而非第七節，由於這樣的辯論之下，命門的位置就一直被爭執不休，而無法定位，更加使到命門這個器官，讓後世增加了不少的神祕感。
命門與現代生理學的關係
(1)命門的位置
命門之位置，在當時雖然爭吵不休，但認可的部位只不過是在右腎或兩腎之間的脊椎之處，從現代生理學的解剖之中，瞭解這個位置附近的組織，具有類似命門功用的器官，除了腎上腺這個特殊的內分泌組織之外，並無其他的組織有類似的功能，但其實際上的位置，卻是在於兩腎之上緣，而非右腎或兩腎之間!
(2)腎藏水火之矛盾現象
命門包含着水火兩種相反的特性，當火強則水弱，水強則火弱，互相牽制而又互相交融，不能失一，這種相反而又相成的特性，在腎上腺分泌出來的腎上腺素，和副腎上腺素，就真的存在這一種功能。
當兩者被分泌出來之後，在某些器官上，它們有時是兩者協調性的作用，有時候 在另一個器官上，所產生的功能卻是相反的、相互抑制作用。這種矛盾的特性，有如水火之兩極，所以是很相似的作用功能。
(3)命門爲生命之主宰
命門的作用，可說是人身之主宰，性命之根本，此因其中有火的存在，火強則生機由之而壯，火衰則生機可由之而弱，火滅則生機竟由之而止。(見前文)腎上腺在生理功能方面，髓質所分泌的醣固醇，可以刺激肝臟醣質的新生作用，使其作用之速率增加六至十倍，因而使肝細胞所貯藏的肝醣增加，流到血液中，提供生理之急性需要。
另一方面卻可以降低細胞，對蛋白質的合成，增加既存蛋白質的異化作用，另外也可以促進脂肪組織中，脂肪酸的動員。即可以增加血漿中游離的脂肪酸的濃度，增加他們被利用的機會。
上述這種生理作用，都在於供應全身最大的可用能量，因此生命的動力來源，可以說是來自腎上腺的正常分泌功能上，而這種策動體內能源的現象，和中醫所說的命門爲人身主宰，及命門有火的意義相接近，又因爲醣固醇對人體有消炎作用，及抗過敏作用，在動物試驗中，若果動物的腎上腺被移去後，則他的身體對碳水化合物蛋白質，以及醣類的利用，皆發生錯亂，不但如此這一隻動物，還不能夠忍受各種皮肉及精神上的壓力，只要有一點點微恙，例如呼吸道的感染，即可以使它死亡。另一方面腎上腺分泌的留鹽激素，對人體之影響甚大，若果留鹽激素的缺乏，會導致鈉離子的流失，無論吃多少鹽都無法彌補體內的流失，最後終會死亡，這一種情形就與火衰則生機之由之而弱，火滅則生機竟由之而止，的情形相似。
(4)命門盛衰與人體性能力的關係
在難經的記載中，命門的功能有：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記載。
表示出命門的功能，會影響到人類的性能力，但現代生理學上的觀點來看，腎上腺皮質素中，雖然有雄性賀爾蒙的分泌，卻只會影響到人體的男性第二性徵，而對性器官及性慾方面的影響不大，不過當醣固醇及留鹽激素的分泌不正常時，卻會嚴重的影響到人體的新陳代謝失常，致體力容易衰退，並因爲體力和能量都無法供應以作性交中之能量消耗，所以房事之後會特別疲倦，進一步的會影響到病者失去性慾功能，或正常的性能力。若從這種情形去看，則命門和腎上腺的功能就更相似。
由於以上的種種關係，命門與腎上腺的功能，都有很相似的地方，其相等的關係可以說是呼之欲出，再加上近年來臨牀上的發現，一些慢性疾病如哮喘病患者，其腎上腺的分泌功能，大都出現衰退性反應，若給予所謂補命門火衰的中藥服食後，其痊癒或減輕的統計，竟達至顯着的關係。
鑑於古人於生理解剖方面的智識較差，而在內視法的觀察能力上卻極強，所以在兩千年前，就可以透過身體的感受，去發現人體兩腎之間，有一個生命之門的器官存在，但位置則無法測定，原因是從解剖的人體上，是無法直接用肉眼去發現腎上腺的位置和真實的功能。所以才做成這一種猜測的方式，只能夠猜測它的虛擬位置，和實際功能。所以臨牀治療是有用的學說，但是在實際的位置上，則找不出答案。
溫補學派一代宗師——張介賓
張介賓，字會卿，號景嶽，別號通一子。明代山陰人，生於公元1561-1639年。張氏治方好用熟地，故人稱之爲張熟地。 他的父親張壽峯，是定西侯的幕僚，素通醫理。介賓十三歲時即跟父親於京師之中，並得拜名醫金夢石做老師。金氏醫術以扶元氣爲主，介賓從學時已盡得其傳，但介賓卻受其父職業的影響，壯年好談兵擊劍，對功名頗爲嚮往，所以從戎幕府出榆關、履碣石、經鳳城、渡鴨綠漫遊各地，數年而歸，卻一事無成，卻目睹家中親老，爲供養他四處流浪揮霍，已經變得一貧如洗，自始對功名壯志消磨殆盡，所以毅然而歸，將一身精力轉移在醫途中發展，才能發揮出他個人的天份和才華，致聲名日彰，時人更認爲他的醫術，可以比之河間東垣。
張景嶽的學術思想，早年頗受丹溪影響，後來年齡較大，臨牀見識漸多之後，對丹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思想，就更大加反對。 他一方面提出：蓋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故物之生也，生於陽，物之成也，成於陰。(見類經圖翼 真陰論) 並認爲陰陽二氣以載氣也，不偏則氣和而生物;偏則氣乖而殺物。(見大寶論) 另一方面，景嶽在大寶論中反辯丹溪之說的時候，卻塑造了他本人溫補學說的中心思想：『夫形氣者，陽化氣，陰成形。是形本相屬，而凡通體之，溫者陽氣也、一生之活者陽氣也、五官五臟之神明不測者陽氣也、及其既死則身冷如冰，靈覺盡滅，形固存而氣則去，此以陽脫在前，陰留在後，是形氣陰陽之辯也，非陰多於陽乎? 二曰寒熱者，熱爲陽，寒爲陰。春夏之暖爲陽，秋冬之冷爲陰。當長夏之暑，萬國如爐，其時也凡草木昆蟲鹹苦煎熬，然愈熱則愈繁，不熱則不盛，及乎一夕之風霜，即僵枯遍野，是熱能生物，而過熱者惟病;寒無生意，而過寒則伐盡。然熱無傷而寒可畏，此寒熱陰陽之辯也!』(類經圖翼 大寶論) 張氏在大寶論的論述中，將一些自然現象提出，反斥了丹溪的陰常不足的思想，在文中卻一直強調，陽氣對人體生命的重要性，並指出熱能生物寒無生意，熱無傷而寒可畏的觀點，這些意見也就形成了溫補學派的中心思想。 因此後人有認爲張氏，纔是溫補學派的創始人，但因爲張氏臨牀所運用的治療方法，卻導源於薛己之術而來，例如：他在大寶論中就曾這樣說：「所謂真陰之病凡陰氣本無有餘，陰病皆惟不足，即如陰勝於下者，原非陰盛，以命門之火衰也，陽勝於標者，原非陽盛，以命門之水虧也。水虧其源則陰虛之病迭出，火衰其本則陽虛之症迭生。
故治病必當求本，蓋五臟之本，本在命門，神氣之本，本在元精。此即真陰之謂也，王太僕曰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正此謂也，許學士曰：補脾胃不如補腎，亦此謂也。近惟我明薛立齋獨得其妙，而常用仲景八味丸，即益火之劑也，每以濟人多收其效。」(類經圖翼 大寶論)
左歸丸與右歸丸的創立原因
張氏上述之觀念，其實皆由薛立齋的思想而來，但六味丸和八味丸的功效，卻引發他創造出溫補學派最有名的方劑--右歸丸 因爲張氏認爲八味丸和六味丸中，均有茯苓澤瀉等滲利之味，所以想到了滋陰不宜利水的問題，因此發表了他的意見： 「第真陰既虛則不宜再泄，二方俱用茯苓澤瀉滲利太過，即仲景金匱亦爲利水而設，雖曰大補之中加此何害!然未減去補力而奏功爲難矣，使或陰氣雖弱未至太傷、或藏氣未滯而兼痰溼水邪，則正宜用此。若精氣大損、年力俱衰、真陰內乏、虛假火等，即從純補猶嫌不足，若加滲利如實漏?。故當察微甚緩急，而用隨其人，斯爲盡善方悟補陰之理，因推廣其義，用六味丸之意而不用六味丸之方，活人應手之效，真有不能盡述者。」(類經圖翼 大寶論) 張氏上述的見解非常合理，但在臨牀處方上，卻沒有考慮到行陰的問題。 例如左歸丸中除牛膝外，其他熟地龜板等等一派純陰之物，雖然藥物確有滋補之功，但病者的吸收似乎未及六味丸的功效，其中乃因無疏泄之機，細胞內液代謝者少，則新陳代謝的吸收亦不多，藥物不能被吸收，則功效自然大打折扣，由於疏泄的作用不良，左歸丸的功效自然不及六味丸之快。 但是右歸丸的功效，卻真的是比八味丸好，此因肉桂附子的加入之後，會加速細胞內液的代謝和消耗，所以藥力容易被吸收入人體內，再加上右歸丸中的溫補性藥物，較八味丸爲多，所以自然功效勝於八味丸。 由於在本草的記錄之中，附子是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經無所不至，而右歸丸的成功之處，就是因爲附子能夠帶動藥物，而行走於體內，而不必依賴茯苓澤瀉的疏泄來幫助，就能穿透各種阻力，但左歸丸則缺少了這一種藥物的配伍，所以左歸丸的功效，就未能達到景嶽的期望和要求。
雖然張景嶽不僅在滋陰學說的理論中，有突破性的思想，而且創造了右歸丸等方劑。其他的溫補派名家，如薛立齋、趙獻可等人，只不過在六味丸和八味丸的運用上有所增入，其貢獻上是遠不如張景嶽之成就。所以後世醫家，有以張景嶽爲溫補學派的創始人，但因爲張氏的醫術，有承襲薛己的學術情形存在，若尊稱之爲創始人，則於理不合，不過一代宗師之名，張氏卻可以當之而無愧。
一代儒醫學士——李中梓
李中梓，字士材，號念莪，明代華亭人。(江蘇省松江縣)生於公元1588年-1655年。
天性聰明，十二歲就考得童子試的第一名，但因爲自幼體弱多病，所以無心於利祿功名，而致力於專研醫學。他沒有拜過任何老師，只靠自己孜孜不倦地自學，過不多時對金元四大家的學說，有了深刻的體會，並且提出了許多修正的見解，將他所學的和自己的心得，在臨牀上試驗，居然得到了良好的療效。因此而聲名日彰，成爲當時上海四大名醫中，最負盛名的人物。(參考 上官良甫編 中國醫藥發展史)
李氏對四大名家的評論
李氏治學主張淹通各家之長，不偏不倚，並認爲醫學家着書立說，所以能各持不同的理論而自成一家者言，並非見解有偏而立論有異，只不過是各有闡發，補充前人之未備。他這種見解和胸襟，正好能夠說明四大名家立派之意，及糾正後世醫者的學習方向和態度，爲不可多得的論說之文，今引錄如下：
「如仲景張機、守真完素、東垣李杲、丹溪朱震享，其所立言醫林最重，名曰四大名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總之闡發內經之要旨，發前人之未備，不相摭舍適相發明也。仲景着傷寒方論，蓋以風寒暑溼燥火，六氣皆能傷人，惟寒邪爲殺厲之氣，其傷人更甚耳，且六經傳變之難明，陰陽疑似之易感，用劑少有乖違，殺人速於用刃，故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所以補內經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
然所論療皆冬月之正傷寒，若夫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熱病俱未之及也，後人不解其意，乃以冬月傷寒之方，通治春夏溫熱之症，有不夭枉者幾希矣? 故守真氏出，始窮春溫夏熱之變，而謂六經傳變，自淺至深皆是熱症，非有陰寒蓋就溫熱立言，即內經所謂必先歲氣毋伐天和，五運六氣之旬，補仲景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 傷寒雖繁劇之症，仲景論於前，守真補遺於後，無漏義矣!獨內傷與外感相類，而治法懸殊，東垣起而詳爲之辨。如外感則人迎脈大，內傷則氣口脈大。外感惡寒雖近烈火不除;內傷惡寒得就溫暖即解。外感鼻氣不利，內傷口不知味，外感邪氣有餘，故發言壯厲;內傷元氣不足，故出言懶怯。外感頭痛常痛不休，內傷頭痛時作時止，外感手背熱、內傷手心熱。於內傷之中又分飲食傷爲有餘，治之以枳術丸;勞倦傷爲不足，治之以補中益氣湯。此即內經飲食勞倦之義，又補張劉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
及丹溪出，發明陰虛發熱，亦名內傷，而治法又別，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真水少衰，壯火食氣，以黃柏知母偕四物而理之。此法亦闡內經之要旨，補東垣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 內傷雖深危之症，東垣倡論於前;丹溪補遺於後，無餘蘊矣! 嗟乎四先生在當時，諸病苦莫不應手取效，捷如桴鼓，讀其遺言考取方法，若有不一者一中，所謂但補前人之未備，以成一家言，不相摭舍，卻相發明，豈有偏見之弊者。
不善學者，師仲景而過，則偏於峻重;師守真而過，則偏於苦寒;師東垣而過，則偏於升補;師丹溪而過，則偏於清降，譬之侏儒觀場，爲識者笑。 至有謂丹溪殿四家之末後，集諸氏之大成，獨師其說以爲極至，又復考張劉李氏之法不知丹溪，但補東垣之未備非全書也。此非丹溪之過，不善學者誤丹溪也!蓋嘗統而論之，仲景治冬令之嚴寒，故用藥多用辛溫;守真治春夏之溫熱，故用藥多用苦寒;東垣以扶脾補氣爲主，主上升虛者多下陷，故補氣藥中加升麻柴胡，升而舉之，以象春夏之升;丹溪以補氣養血爲急，主下降虛者多上逆，故補血藥中加黃柏知母斂而降之，以象秋冬之降。 使仲景而當春夏，諒不膠於辛熱;守真而值隆冬，決不滯於苦寒;東垣而療火逆，斷不執於升提;丹溪而治脾虛，當不泥於涼潤，故知天時者，許造張劉之室，達病本者，可登朱李之堂。庶幾不以辭害志，而免盡信書之失乎!」(醫宗必讀 四大家論) 從上文中可以知道，李中梓對四大家的瞭解，是非常客觀和中肯，但因爲當時之四大家中，是張仲景列入其中，而無張子和其人歸入，所以無法瞭解張子和在當時的醫學地位，但李氏在文中所指出，學醫者對四大家之學，不應過偏亦不可以輕此而薄被，此種學習態度確是非常重要。
李氏以腎爲先天之本的學說 李氏認爲人身之有本，如同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一樣。
故一個良醫亦應該瞭解人體之根本，治病時纔可以正本清源，諸症自然能迎刃而解。人之根本有二：一爲先天之本;一爲後天之本。 先天之本在於腎，後天之本在於脾，因爲人之嬰兒形體未成，未有此身而先有兩腎，故腎爲先天之本;十二脈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資之以爲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腎。(醫宗必讀 腎爲先天本脾爲後天本論) 蓋嬰兒既生，一日不再食則飢，七日不食則死。經曰：安榖則昌;絕榖則亡。猶如兵家之餉道也，餉道一絕，萬衆立散，胃氣一敗，百藥難施。一有此身，必資榖氣，榖入於胃，灑陳於六腑而氣，至和調於五髒而血生，而人資之以爲生者也，故曰後天之本在脾。(醫宗必讀 腎爲先天本脾爲後天本論) 在治療方面，李氏則主張：『治先又根本，則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壯水之源以制陽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主以消陰翳，治後天根本。
則有飲食勞倦之分，飲食傷者枳術丸主之，勞倦傷者補中益氣湯主之。』(醫宗必讀 腎爲先天本脾爲後天本論) 李氏這種治療觀點，及先天后天根本之說，其實乃東垣補土學說，及明代張獻可的命門學說之結合，而發揮而成。但在觀念上，李氏卻對溫補有特殊的偏好，所以他在水火陰陽論中，提出了下面的意見： 「人身之水火，即陰陽也、即氣血也、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然物不伏於陰而生於陽，譬如春夏生而秋冬殺也。 又如向日之草木易榮;潛陰之花卉善萎也。故氣血俱要要，補氣在補血之先;陰陽並需，而陽在滋陰之上。是非昂火而抑水，不如是不得其平矣。(中略)又以雨陽均以生物，晴陽之日多;陰晦之時常少也。俗醫未克見此，而汲汲於滋陰，戰戰於溫補，亦知秋冬之氣，非所以生萬物者乎!」(水火陰陽論) 由於李氏這種主張，亦偏於以補陽爲主，所以後世亦將之歸入爲溫補學派之中，其實整個溫補學派的誕生，雖然名家甚多，其學術思想主要都建立在命門和腎上，而用藥的過程中則以補命門相火爲主，而滋陰爲輔。因爲補火之時，必定要同時壯水，所以八味丸及右歸丸的運用，就是採用肉桂附子等溫熱性藥物，再加入熟地山萸等等滋腎養陰的藥物，而構成溫補學派的特色。由於代醫學的發展史中，不斷地涌出許多溫補的名家，所以更加構成溫補學派在明代的影響力，致後世尊稱這種治療，爲溫補學派。而實質上他們之間，多無師承門派的關係。
補脾與補腎的鑑別
運用補脾的治療觀點，是宗於東垣之學說，以脾土爲萬物生髮之母，人體一切的營養來源，均有賴於脾胃功能的健運，所以當脾胃功能衰退之時，元氣隨之轉弱。但脾病久久不愈，則腎陽轉虛，命門相火弱等病，亦隨之而生而呈現出脾腎兩虛的症狀，治之則東垣認爲補腎不如補脾。
但在溫補學派的觀點上，卻有不同的主張，認爲人體生命之門在腎及命門之中，主宰着人體一切新陳代謝的動力來源，當命門火衰則脾肺心的陽氣亦會不足，最後亦會出現脾腎兩虛的相同症狀。在治療上則強調補脾不如補腎，這兩種不同的方向治療方式，就是李中梓所強調的，人有兩本：一以腎爲先天之本;一以脾爲後天之本的最終目的。 但在臨牀治療時，一個脾腎兩虛的患者，醫師如何辨別病者需要採用補脾的方劑，抑或應該採用補腎的方劑作治療呢? 在一般的臨牀症狀上，偏於脾虛寒者會有比較明顯的腸胃機能衰退之現象，例如神疲氣弱，泄瀉，清谷，腹痛，喜熱喜按，舌苔淡白等症狀，另外因元氣虛弱，亦會導致怕冷而易患感冒之症。 偏於腎陽虛者，其症狀多見四肢厥冷，極爲怕寒，腰痠背痛，足膝無力，耳鳴心跳，小便清長，夜尿頻頻，男有陽痿，女有不孕等等現象，但因爲其中的症狀，會交替出現。所以在脾胃兩虛的病者身上，要鑑辨出患者應採用何種方法時，會經常有一點困難，筆者感覺臨牀上利用一般症狀，及脈象的診斷，其準確性似乎不及舌診來得準確和簡便，故提出作爲討論： 在基本的理論假設上，脾胃屬土而喜燥惡溼，腎屬水卻喜潤而惡燥，補土的目的是增加人體的元氣，所以在補氣的基礎方劑，四君子湯中是以茯苓白朮燥溼，而以人蔘炙草大補元氣。這種排除身體過多的水份，來提高身體功能的亢奮方法，就是行氣燥溼的，最基本的補土原則。 但是在補腎方面，如八味丸是以肉桂附子之溫熱，加入滋腎陰的熟地而構成。所以要求的是在溫補中，要求滋潤。一方面亢奮着人體的機能，另一方面卻補充人體的組織內液，以調和身體機能，這就是溫補學派所謂的水火既濟的意義，雖然這兩種方法，均以興奮人體機能爲主，但是在實際上卻藏有絕然不同的差異--燥溼與滋潤的存在。 由於補土和補腎兩種差異性的存在，所以在診斷上，只要能夠辨別病者內液的盈虧，就可以決定採用何法以作治療。 一般鑑定病人體內組織內液的方法，可直接由脈象的滑濇現象來判別，如脈滑或洪均表示內液充滿，如脈現細濇均表示內液不足，但這種方法有時亦不甚準確，反而在舌診上，卻最能顯示出其中的差異，因爲脾虛病者舌色淡白，而有苔舌，形有胖大而溼之象;腎虛病者，雖然舌苔顏色相似，色現淡白，但多無苔的顯示，而且舌形較瘦而略幹之象。由舌形的胖瘦乾溼程度，就可以瞭解病者體內組織內液的多寡，由其顏色的深淺，就可以瞭解病者的機能旺衰，這種鑑定比之脈診來得更簡單而準確，而且由舌苔上的變化，更加可以瞭解到補土是否要加入昇陽或解表的藥物於其中，對治療上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考之薛立齋治症，多以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八味丸的治療情況。其實正表示薛氏尚未能掌握到其中的差異勝而矣，否則不需要如此複雜的，同在一日之中，採用兩種不同的溫補之劑。
近代溫補名家
譚述渠
溫補學派的醫術，在近代的發展史上，自明清以來不斷的出現過不少名家。但當今最爲著名的，卻要首推香港的名醫：譚述渠。
譚氏爲廣東新會人，數世業醫，家學淵源，除懸壺濟世外，以保衛中醫，發揚中醫藥爲職志，民國四十六年間，與臺北自由中國半月判，爭辯中醫廢存的問題，而曾經轟動於一時。其起因是因爲立法院會議，通過了國立中國醫藥學院，及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的成立，但臺北自由中國半月刊，在社論中卻予以嚴厲的攻擊。當時國內外之名中醫，爲了維護中國傳統醫學的存在，曾紛紛起予反擊，而譚氏即爲其中之表表者。(見中央圖書館編 民國四十六年中醫藥年鑑)
雖然此一法案最後還是被凍結，後來只成立了國立中醫藥研究所，由政府資助的國立中國醫學院，至今尚未成立，但他維護中國傳統醫學的熱心，已經被記錄下來，而留存於青史之中。
譚氏之醫術，宗於仲景傷寒金匱之學，在用藥方面，對單味藥，如：黃蓍、附子桂枝、白朮等，用量常數以兩計，其中所用附子竟亦用數兩之多。
譚氏又善用傷寒論的真武湯，加減治療血壓高、心臟病、糖尿病。雖然其所用的附子，是經過特殊的泡製，以減輕其藥力和毒性，但其用量之大，卻非一般醫師所敢於嘗試者。
故某一次，在日本所開的東洋醫學會議之中，譚氏提出了真武湯重加泡附子，可以用來治療高血壓的論文。曾經震驚整個日本的漢醫學界，在民國五十年間，譚氏夫婦旅遊於星馬等地，治病無數，用藥亦以真武湯、吳茱萸湯、金匱腎氣丸等溫熱性方劑爲用，臨牀功效非常卓著。因此使譚氏悟出地理醫學上的一些特殊問題，今引錄如下：
『星馬地屬熱帶，人喜冷飲，風氣所及惟此。是尚以致表熱裏寒，外強中虛，比比皆然，而面龐跗腫，腰痠肢倦，腹脹胃逆，目眩頭昏者，到處可見。多年存疑體驗盡釋，病有真類，治分南北，先哲明言，實非我欺，至若髫齡稚子，常患衰弱之病，丫角少女，時抱弱婦之憂。此固生平之鮮見，抑前賢所罕言者也?』(譚氏南遊醫案實錄自序)
星馬南洋等地，在地理氣候因素來說，理應火熱之病爲多。但譚氏的觀察，卻發現當地的居民，都有長期冷飲的習慣，這種人爲的生活因素習慣，常導致病者的內臟常有虛寒之象，雖然他們身居氣候炎熱之地，卻是發病多爲虛寒之症，因此譚氏採用溫熱之劑，都每能取效。此爲運氣醫學上，所意想不到的事實。
李政育
除了譚氏外，目前喜用附子等溫補藥物而著名的，還有臺北的李政育。
李氏原籍臺灣省嘉義縣人士，出生於民國四十年八月。早年對醫學的興趣不高，但自從入政治大學，念新聞學系之後，始對中醫發生濃厚興趣。
因此到其叔叔之處，學習骨科之學，大學畢業後，考取了中醫師執照，而自行開業。李氏從醫先習骨科爲主，後來卻由內經素問：「腎主骨」的思想體系之中，領悟到一切骨科折傷之症，應以補腎之劑爲主。
所以用藥亦喜用溫補，而思想則宗於張景嶽溫補之說，常用的方劑以右歸丸、桂附地黃湯、四逆湯、麻黃附子細辛湯等方劑爲主。後期轉入內科之後，對運氣醫學有特別的研究和愛好。李氏治病的主張，認爲現代人的生活，喜歡晚睡或因爲學生的勤奮、或因爲夜生活的太浪漫，等等習慣。常引致肝腎陽虛，致臨牀上出現各種肌肉或關節的疼痛，在治療上則強調用八味丸或右歸丸等等溫補之劑，臨牀功效相當卓著，在年輕一代的醫師中，能夠自成一格的確實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