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長城區隔的消解，在地理空間上拉近了不同族羣之間的距離，表現了太宗華夏觀念上的自信開放精神，那麼，千百年來所形成的夷夏之間貴賤有別的敵視情緒，也是橫亙在一統局面下非常棘手的問題，對此，太宗和他的貞觀朝臣們又是如何解決的呢?貞觀四年，“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於是，貞觀君臣之間發生了一場關於如何處置突厥來降的大辯論。參與者有顏師古、李百藥、竇靜、溫彥博、魏徵數位名臣以及許多沒有記名的朝士，太宗是這場辯論的召集者、主持者以及裁決者。是“受”之塞內，還是“棄”之塞外，這場激烈的辯論對突厥問題大致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並體現了兩種不同的夷夏觀念，其中接受派以溫彥博爲代表、離棄派以魏徵爲代表。
魏徵等人堅決反對的理由，大致有四條。其一，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魏徵)。其二，戎狄不可教化，“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竇靜)，因此無法給予希望。其三，戎狄爲中國隱患，“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魏徵)，“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竇靜)。其四，有慘痛的前事之鑑，“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魏徵)[4]6075-6077。
溫彥博等人接受的理由，大致有兩條。其一，王者無外，靡有所遺。“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溫彥博)其二，以夏變夷，可以教化。“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溫彥博);“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朝士)。同時，在接受派的內部，對於將突厥安置塞內何地，也有幾種不同的方案。方案甲爲河南說：“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永空塞北之地”(朝士)。方案乙爲河北說：“請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無患矣。”(顏師古)方案丙爲塞內說(即實邊說)：“徙於兗、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溫彥博)[4]6075-6077
兩者相較，魏徵等人的史觀，顯然還是停留在“據亂世”與“昇平世”的階段，“內諸夏而外夷狄”，爲安全計，思想非常謹慎保守，是狹隘的族羣中心主義。而溫彥博等人的夷夏觀，適應了歷史的發展，在大一統形勢下，將四夷族羣納入華夏體系，以夏變夷，用先進的文明教化落後的文明，共同“止於至善”，達到“昇平世”，從而實現天下一家“大同之世”的願景。而且，在這一新的族羣內部，“全其部落，順其土俗”，而不“乖違物性”。此“物性”，並不是魏徵所言突厥之“人面獸心”，而是指戎狄的生活習俗，即所謂的“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6]1875。如此，四夷一家，華夏族羣呈現文化多元的樣態。
接受派的觀點非常契合太宗的大同理想，因此太宗“卒用彥博策”。值得注意的是，兩派爭論的焦點，即戎狄“人面獸心”，究竟能不能教化，還仍然沒有一個滿意的解釋。夷夏史觀中這一古老的命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即便是將突厥納入塞內，漢人內心深處依然會有芥蒂，從而影響族羣的和睦。太宗深諳此道，而且創造性地提出關於夷夏族羣關係的新命題。貞觀十八年，太宗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爲仇亂。”[4]6216此論斷，堪稱千古絕調，給夷夏有別觀以致命一擊。他直指古人所謂“戎狄人面獸心”原本是一個假命題。
古人從“人性論”出發，認爲人性有善惡;而太宗則從“人情論”出發，發現“人情不殊”，而此命題的前提條件則是“夷狄亦人耳”。對夷狄族羣的如此表述，比起隋文帝的“圓首方足”[6]1815，更具人情味道。如此，華夷本是同類，而非“異類”;既然同類，“人情不殊”，那麼胡漢之間就不應該相互“猜忌”敵視，故“四夷可使如一家”。太宗進而提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完整地表述了新的“平等”夷夏觀。這就自然化解了夷狄人面獸心、不可教化的矛盾，故華夷之間心無芥蒂。可貴的是，太宗的情化觀，並非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而且他還真誠地將之付諸於實踐。
他對華夷將領同等愛護和體恤就是證明。如貞觀十九年，突厥族的李思摩(原名阿史那思摩)隨太宗出征，“中弩矢，上親爲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而且，在用人方面，他也突破種族界限，任人唯賢，“唐代統治階級中就有不少是各族的混血。建國時，漢化鮮卑貴族的支持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他們在統治集團中一直處於重要地位。有人統計，唐朝宰相369人中，胡人出身的有36人，佔1/10。《唐書》還特闢專章爲蕃將立傳”[7]16，其中出身鮮卑族的長孫無忌曾被任命爲宰相，並列爲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
太宗的夷夏平等觀，意義重大。從戎狄的角度來講，能起到以情感人，“畏威懷德”的作用。正如太宗所云：“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爲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慾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4]6216“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纔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4]6247對突厥的成功收服，正是“情化”的結果。《通鑑》載，唐太宗死後，“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拗哭，剪髮、剺面、割耳，流血灑地”，“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殺身殉葬”[4]6269。此種痛不欲生、感恩戴德的場面，在我們知曉太宗夷狄“情化”觀之後，絲毫不再感覺史筆的誇張。因爲，千百年來，一直作爲弱勢羣體，被優越的華夏人敵視和輕蔑，一旦獲得人的尊嚴，而且能分享天下文明大國的待遇，其感恩之情當何如哉!就此而言，太宗的平等觀，在華夏族羣的重構中，獲得了巨大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