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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劉裕率軍北伐，至義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後秦末主姚泓請降，僅一年時間，東晉就收復了黃河南岸包括關中在內的廣闊地區，取得了晉室南渡以來北伐的最大成就。這場戰爭與當時的政治變革、民族關係等方面有密切的聯繫，是各種交錯混雜的矛盾的集中爆發，對晉宋易代及南北對峙的形勢發展有重要影響，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劉裕北伐後秦進行更加深入的探析。劉裕北伐後秦的成功絕非偶然。
從後秦方面而言，內亂嚴重削弱了自身的國力，且四面臨敵，因此應對劉裕的北伐更顯捉襟見肘。後秦文桓帝姚興死後，其子姚泓繼位。但他性格懦弱，沒有治國理政的能力，而且疾病纏身，於是，後秦主弱國疑，政局動盪不安。權臣與皇族爭權奪利，統治集團內部分化對立。爲此，姚泓先後誅殺南陽公姚愔、大將軍尹元、安定太守呂超等人。但齊公姚恢、徵東將軍姚懿、北地太守毛雍舉兵反叛，“幷州、定陽、貳城胡數萬落叛於泓。”外敵也趁機侵擾，匈奴人赫連勃勃攻陷上邽和陰密，仇池氐人楊盛攻陷祁山，後秦軍隊四面臨敵。
內憂外患的局面迫使姚泓無力東顧，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用於穩定關中地區的局勢，從而爲晉軍北上河南提供了機會。後秦在中原腹地的洛陽、許昌等戰略要地根本沒有組織起有效的抵抗，東晉北伐軍先鋒王鎮惡部出師僅三個月便已兵臨潼關。青泥關之戰中，沈田子與傅弘之等率偏師千餘人便一舉擊潰姚泓親自統領的數萬大軍。
從東晉方面而言，北府兵處於最強盛的時期，京口集團期望藉助北伐擴大自身的實力。晉軍北伐後秦，以北府軍爲主力，兵力約十萬，與後秦相比，在數量上沒有絕對優勢，再考慮到主客局勢、後勤補給和地形地勢等因素，整體而言可謂處於劣勢。但此時的北府兵經過淝水之戰的洗禮和謝玄﹑劉牢之﹑劉裕等幾代將領的經營，已進入最強盛的時期。衆所周知，北府兵是由江淮間的流民組成的武裝力量，並逐漸形成一個地域性的利益共同體，對東晉政局已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對這個集團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使得他們背井離鄉，生活艱苦，長期的軍事鬥爭使他們磨礪出堅強的性格和高超的軍事實力。隨着劉裕地位的上升，京口集團的實力在“造宋”事業中迅速達到頂峯。對於北府兵將士而言，他們作爲北伐後秦戰爭勝利的既得利益者，戰鬥意志更爲高漲。
在北伐的過程中，劉裕投入大量資源。在戰爭中創新性地調動水軍參戰，不僅在關中戰場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同時在與北魏的對峙中也佔據一定的優勢。而劉裕對此次北伐的求勝慾望十分強烈，投入也是空前的。此外，東晉偏安江左，水軍實力遠勝於陸軍。以往北伐，水軍僅僅負責運輸補給，並不直接參加作戰。但是劉裕卻創新性地調動水軍作爲主力部隊參戰，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在戰爭前期，東晉五路大軍北上時，其中有兩路以水軍爲主，沿水路北上。北方政權對水軍十分陌生，當東晉艦隻出現時，他們措手不及。“(王)鎮惡溯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在古代戰爭中，“神兵天助”的迷信思想對軍心和民心有巨大的影響，水軍出現在關中戰場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後秦軍隊的抵抗意志。
北魏軍隊以騎兵爲主，戰鬥力極強，東晉步兵難以爭鋒。劉裕指揮車兵與步兵協同作戰，運用“卻月陣”，創造出以步制騎的軍事神話。劉裕在戰略上以攻爲守，戰術上以守爲攻，利用戰車等大型軍事器械作爲依託，就地結成營壘，且依水結陣，以水軍艦船作爲部隊進退的戰鬥堡壘，配置弩兵進行遠程攻擊，最終取得平原野戰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