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1568年12月23日─1610年10月20日)，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湖廣公安(今屬湖北省公安縣)人。萬曆二十年(1592年)進士，歷任吳縣知縣、禮部主事、吏部驗封司主事、稽勳郎中、國子博士等職，世人認爲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
他是明代文學反對復古運動主將，他既反對前後七子摹擬秦漢古文，亦反對唐順之、歸有光摹擬唐宋古文，認爲文章與時代有密切關係。袁宏道在文學上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有才名，史稱公安三袁，由於三袁是荊州公安縣人，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
人物生平
科場失意
隆慶二年十二月六日(1568年12月23日)，袁宏道出生，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非常善於詩文。袁宏道十六歲爲諸生，即在城南組織文社，自爲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有聲裏中”，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爲師，“奉其約束，不敢犯”。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他在《花朝即事》等詩中，浩嘆孤寂愁悶與落落寡歡。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託，以禪詮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併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李贄稱讚他“識力膽力，皆迥絕於世，真英靈男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並贈詩曰：“誦君《金屑》句，執鞭亦忻慕。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在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啓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於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從此，他決心改變詩文創作之風，“能爲心師，不師於心;能轉古人，不爲古轉。發爲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而卓然獨立。
爲官地方
萬曆二十年(1592年)，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願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遊，悠閒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爲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在《答李子髯詩》中，袁宏道寫道：“若問文章事，應須折此心。”“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後來富文藻，詘理競修辭。揮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擬成儉狹，莽蕩取世譏。直欲凌蘇柳，斯言無乃欺。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卻沽一壺酒，攜君聽《竹枝》。”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袁宏道被選爲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閒，他覺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爲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因此，第二年他便託故辭職。
遊覽著述
爲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後並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遊東南名勝，徜徉於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三個多月，“無一日不遊，無一遊不樂，無一刻不談，無一談不暢”，而且“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 [7] 。尤其是當他在杭州讀到徐渭遺稿《闕編》時，“不覺驚躍”，“如魘得醒”，爲徐渭“恣臆談謔，了無忌憚”的詩風所傾倒 [8] ，從而愈加對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的復古文風表示不滿，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主張，要求詩文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寫出更多的“本色獨造語” [9] ，反對一味追求缺乏真實情感的復古模擬。他抨擊復古派籠罩的文壇扼殺了創作的生機，指出秦漢作者與盛唐詩人多變的創作手法纔是後人學習的楷模，不然捨本逐末，僅僅以“剿襲模擬，影響步趨”，就會將詩文創作引入死路，流於形式，而起不到詩文言志的作用。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復古派及其末流的擬古之作，猶如“糞裏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得而不詩哉!”
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巖》、《湘湖》、《西湖》等數十篇遊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俱從真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一掃王、李雲霧，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盪滌摹擬塗飾之病”。
北上進京
東南遊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徵，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說”。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起爲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北京畢竟是明朝文化中心所在，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覽公家收藏的豐富圖籍，又和謝肇淛、黃輝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結爲“葡萄社”，在城西崇國寺品評詩文，論古說今，頗感閒適快樂。他一方面通過廣泛閱讀、交友討論，逐漸糾正以前“偏重悟理”，過分強調自我的傾向，“遂一矯而主修，自律甚嚴，自檢甚密，以澹守之，以靜凝之”。另方面，他對復古派末流的批駁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統地分析了唐宋詩文的風格，認爲：“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他還說：“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爲文，密於持論而疏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進行了具體的批駁，使文風得以扭轉。錢謙益後來在評論袁宏道的影響時，稱他推動文風的轉變，使詩文創作出現生機，“其功偉矣”。
潛心文學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請假歸。他築“柳浪館”於公安城南，終日與少年舊友吟詩作文，寄趣山水。他還遊武當山、桃源縣等名勝，對接青引黛的大自然發出由衷的讚歎，並且欽慕陶潛能悟徹人生，於長林豐草間尋求自適，“寧乞食而不悔”。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才返京任職。
袁宏道返京後，究心戲曲、小說研究，他稱讚《金瓶梅》、《水滸傳》、《四聲猿》等作品，認爲它們能“意氣豪達”，脫去傳統窠臼，別開生面。袁宏道著《觴政》，談論酒文化等，並將嘉靖以來的這些新意盎然的小說、戲曲與儒家經典相提並論，給予高度的評價。不久，袁宏道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他一度主持陝西鄉試，乘興遊嵩山、華山，寫下筆墨渾厚蘊藉的遊記與詩歌，“極一唱三嘆之致”。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袁宏道以吏部驗封司郎中告歸。此時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築硯北樓，以便晚年在此“息影臥遊”，遊藝詩書，“疏瀹性靈”。但不久患病不起，竟於九月初六日(10月20日)遽然去世 [18] ，終年四十三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