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五經義疏》。儒家經典註釋本。一百八十卷。唐孔穎達等人撰。於唐永徽四年(651年)頒行。(撰者事蹟參見“《周易正義》”條)
儒學經漢、魏晉南北朝至唐,經籍歷代傳抄,文字多有訛謬,注講多門,章句繁雜。貞觀六年(627年),唐太宗詔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文字,詔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定義疏,號《五經義贊》,又改爲《五經正義》。因馬嘉運提出異議,有詔更令裁定,沒正式頒行,至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又詔重新考定,才於永徽四年始布天下。前後近三十年,參與者達五十餘人。標題之所以署孔穎達一人之名,是因其年長名重位尊,故總領其書。可見《五經正義》之頒佈,是出於維護儒學正統地位和統一經學分歧之需要,自唐至宋,科舉取士、儒經義理皆據此書。
《五經正義》共一百八十卷,包括《周易正義》十四卷、《尚書正義》二十卷、《毛詩正義》四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五經正義》各經所取註疏,孔穎達等人都進行了詳細的審覈,取前賢較爲權威的版本。《易》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僞孔安國傳; 《詩》用毛傳、鄭玄箋; 《禮記》用鄭玄注; 《左傳》用杜預注。《正義》先釋經,後釋注,用大寫的疏字以爲標幟。其說博採六朝以來義疏申說經注,是對中古經學的一次系統總結。由於受唐代儒、釋、道三教合一及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影響,孔穎達等人在撰定此書時有一定特色。根據南學約簡,以玄學治經和北學深蕪,引用讖緯的特點,《五經正義》中各經表現出融和南北朝經學家的各種見解,形成了唐代的義疏派。所謂“正義”乃是對經書原有註疏重新進行疏證,使其論歸一定,不再產生歧義。下面具體談談五經的各自疏證情況。
《周易正義》是孔穎達等人詮釋王弼《周易注》的著作。共十卷。南北朝時,王弼《周易注》與鄭玄《周易注》併爲世之顯學,王注顯於南朝,鄭注顯於北朝。孔穎達撰《周易正義》舍鄭注而採王注,在於唐初學風雖兼南北,而老、莊、《周易》則以南學爲宗。《序》稱南朝王注有《義疏》十餘家,或“辭尚虛玄,義多浮誕”或“義涉於釋氏”、“背本”、“違注”。《正義》便是就南朝十餘家《義疏》整理刪定寫成。“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王弼)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序》)。由於此疏是對南朝義理思辨學風的繼承和總結,故不同於《五經正義》中的其它義疏重在援引典籍、考據源委。
《尚書正義》二十卷共五十八篇。孔穎達等人爲之作疏的《尚書》,經後人考證,是一部僞書。但因《尚書正義》借政府之力預以頒行,作爲唐代科舉取士的標準,後又被收入《十三經注疏》,流傳一千餘年,對後代影響頗大,仍值得重視。
《毛詩正義》是孔穎達等奉敕爲《毛詩鄭箋》所作的疏。共四十卷,又稱《毛詩註疏》,注指毛詩鄭玄的箋,疏即正義。“正義”用大寫的“疏”字標識。鄭玄作《毛詩箋》,以後又有各家註疏,異說紛陳,莫衷一是。孔穎達等奉敕統一詩注,孔氏以隋劉焯、劉炫二本爲基礎,“削其所煩,增其所簡”(《毛詩正義》序),採諸家之善,融匯歸一,並詳備刑名制度,題曰“正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融貫羣言,包羅古義”,可謂魏晉隋唐這一時期的詩學總結。
《禮記正義》即《禮記註疏》。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自鄭玄爲《禮記》單獨作注以後,大行於世。魏晉六朝,南人爲義疏者有賀循、沈重、皇侃等;北人爲義疏者有徐道明、李寶鼎、熊安生等。入唐後唯皇、熊兩家流傳,熊疏多引外義,違背本經。皇疏詳正,卻多違鄭義。孔穎達以皇疏爲本,其有不備,以熊疏補正。翦其繁蕪,攝其機要,取兩家之長,除兩家之弊,證據詳悉,義理精審,與鄭注堪稱雙絕。
《春秋左傳正義》共三十六卷,是孔穎達疏釋《左傳》及杜預注的著作。《左傳》注本甚多,頗有雜取《公羊》、《穀梁》二傳解釋《左傳》者,是爲“方鑿圓枘”。惟杜預注取《左傳》釋《春秋》,堪稱“子應乎母,以膠投漆”,使經傳渾然一體。孔穎達以杜預《左傳》注爲底本,故舊署“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
《五經正義》的義疏,深受當時學風的影響,對維護儒學的正統地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五經正義》中最初的正義和所指定的注是分刊的。現能見到的《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日本覆印景鈔正宗寺本《左傳正義》及《嘉業堂叢書》裏的各種經疏單疏本,還保留着它們原來的面目。至宋,才把正義和舊注合於一起印行。《五經正義》構成了《十三經注疏》的組成部分(參見該條版本),並收入《四庫全書》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