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樑爭雄是影響唐末五代政局演變的核心事件。在長達近40年的時間裏,以李克用、李存顫父子爲首的晉方,與以朱全忠、朱友貞父子爲首的樑方,在中原大地上展開了勢不兩立的殊死較量,成爲中國古代史上著名的爭霸戰爭之一。
這場爭霸戰爭錯綜複雜,頭緒紛繁,發展過程一波三折,頗具傳奇色彩和戲劇性。在曠日持久的晉樑之爭中,最終晉勝樑敗,原因固然紛繁複雜,諸如雙方軍事戰略戰術的得失,戰略要地的爭奪和軍事時機的把握,雙方統帥人物的個人素質和軍事才能,高級將領之間的團結配合,雙方用人得失,雙方物質和軍事力量的保障,地緣條件與地理環境的優劣得失,合縱連衡、爭取與國的外交策略得失,等等。然而筆者認爲,政治策略的博弈及其得失則是導致軍事形勢變化和雙方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本文試對此予以探討。
一、
在政治策略上,晉樑雙方開始都打出尊王的旗號,極力利用唐室的餘威,擴大各自的政治影響,一方面爲自身的發展製造聲勢,另一方面儘可能營造寬鬆友好的外部政治環境。前期樑方挾其強大軍力,以“勤王”之名,頻頻興師,獲得了較多的政治資本。但在朱全忠挾持昭宗遷都洛陽,並弒君篡代之後,樑就逐漸喪失了政治上的優勢。晉方反而以復興唐室爲號召,以正統自居,贏得了更多的政治支持。
先看樑方的情況。在晉樑之爭前期,朱全忠處處以“尊王”、“勤王”爲號召,招降伐叛,佔據上風,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在晉樑之爭前期獲得了第一回合的勝利。
在平定黃巢餘部秦宗權的過程中,朱全忠的宣武軍始終是主力軍,也得到朝廷的格外器重和恩榮,從中和四年(884年)九月起,朱全忠先後被封爲沛郡侯、沛郡王,兼領淮南節度使,賜紀功碑、鐵券,任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四面行營都統,他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可以徵調周邊徐、充、邪、許等諸鎮兵力與其協同作戰,得以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經過長期相持,最終取得了這場軍事鬥爭的勝利,直至龍紀元年(889年)平定秦宗權,獻俘長安,進封“東平王”,從此爲自己贏得了擁戴王室的巨大政治聲望和政治優勢;在隨後進軍河北、河中(治今山西永濟縣)、圍困河東挺進關中之時,他也處處以尊王爲號召,無不招降納叛, 所向披靡;在光化元年(901年)他又介入宮廷內部權力鬥爭,支持宰相崔撤誅殺宦官劉季述,第一次解救昭宗復辟,被冊封爲樑王;在天覆三年(903年)他率軍圍困鳳翔,誅殺宦官韓全誨,從李茂負手中第二次解救昭宗,護駕返回長安.被賜封號“迴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此時他的個人聲望和政治優勢可以說達到了頂峯。
如果朱全忠能夠就此功成身退,那麼他的確不失爲再造唐室、復興社稷的第一功臣，但是朱全忠的胃口卻不限於此,他還有更大的個人政治抱負和雄心,那就是開創朱氏王朝,稱孤道寡,享受帝王之尊。
應該說.在帝王思想盛行的古代社會.這一願望也不爲過分。如果他能夠效法曹操和司馬懿故事.充分發揮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勢,繼續以尊王爲號召,招降伐叛,平定四方,待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然後再取唐代之,政治效果可能要平穩的多。但是朱全忠未免操之過急,在軍事鬥爭尚未取得完全勝利,河東、淮南、鳳翔、前蜀、幽州等強敵猶在.環伺四周的情況下,就迫不及待地採取弒君等殘酷手段,強行篡代,反而使自己背上了亂臣賊子、不仁不義的惡名,成爲千夫所指,衆矢之的,在政治上迅速陷於不利境地。隨後晉樑雙方形勢的優劣轉化皆與此有一定關係。
在朱全忠篡唐自立以後,晉方更是以此爲口實對樑方展開大規模的宣傳攻勢,醜化樑政權,爭取政治盟友和民心晉方一直稱朱樑爲“篡逆”、“篡僞”、“僞朝”,始終不承認其年號,仍奉唐正朔。而且這種忠於唐室的態度和對唐朝的懷念之情在當時社會與民間頗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在朱全忠挾持並弒殺昭宗前後,也引起了內部的一系列不滿和叛亂事件的發生。
譬如,一回極受朱全忠信任和重用的樑將丁會,聞昭宗被害,“三軍搞素,流涕久之”,已經埋下了對朱全忠不滿的種子:所以當後來晉軍進攻潞州時,他憤朱全忠之弒君暴行,舉潞州不戰而降晉:丁會在向李克用哭訴其歸降原因時稱:“會非力不能守也。樑王凌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資治通鑑》卷二六五《唐紀》八十一)淄青節度使(治今山東青州)王師範在接到昭宗臨危之際的“勤王”密詔後,也奉旨泣下,慷慨激昂曰:“吾輩爲天子藩籬,君父有難.略無奮力者,皆強兵自衛,縱賊如此,使上失守宗桃,危而不持,是誰之過,吾今日成敗以之!”遂致書李克用,遣使南下請援楊行密,起兵反樑;在朱全忠誅殺昭宗,預謀代唐自立之時,一也派使者前往曉諭已經歸附的山南東道節度使(治今湖北襄樊)趙匡凝和荊南節度使(治今湖北荊州)趙匡明兄弟,試圖得到他們的支持,然而“匡凝對使者流涕答日:'受唐深恩,不敢妄有它志”'(《新五代史》卷四十一《趙匡凝傳》)遂與諸鎮聯盟舉義,誓討朱樑。而淮南(治今揚州)楊行密、前蜀(治今成都)王建及其後繼者,還有岐王(治今陝西鳳翔)李茂貞等也始終不承認朱樑,要麼自立爲帝，要麼仍奉唐正朔,與河東互爲椅角,構成鉗制朱樑之勢。
因此朱全忠在弒君和篡代之後,不僅喪失了挾天子以令諸侯,尊王伐叛的政治優勢,反而使自己在政治和道義上陷於失道寡助、四面受敵的不利境地,併爲其政敵提供了匡復唐室、分庭抗禮的最大口實,從而把寶貴的政治資源和政治優勢拱手讓給了競爭對手。
這種反對朱全忠禪代唐室的態度,反映了當時一般社情和民意之所向。所以在後來的民間戲劇和說唱文學等作品中、無不視朱全忠爲亂臣賊子,篡唐奸雄,對其持一種全面貶斥否定的態度,而對以中興唐室爲號召、以大唐正統繼承者自認的後唐,則抱有不同程度的好感和褒揚態度,則是這種民間正統觀念的反映。
在朱溫獄殺昭宗,篡唐建樑之後,晉方始終不承認它的合法性,不採用它的紀年,而是一直奉唐正朔。不改昭宗天佑年號,並設供奉唐朝四帝的七廟之祭,直至923年正式建國號大唐,才改天佑二十年(自904年昭宗改元起算)爲同光元年。由此可見,晉始終以唐室正統後裔自居,以匡扶和光復唐室爲己任,而將朱樑貶斥爲僞朝。直至925年後唐滅樑之後,李存歇還下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神主”(《資治通鑑》卷二七二)。後繼的後晉、後漢、後周諸朝也一直貶斥後梁爲僞朝,到了宋儒修史,爲了論證宋王朝的合法性,才恢復朱樑王朝承唐啓下的正統地位。然而直到清儒修《續唐書》仍將李克用父子的晉政權(907一923)和後唐(923一936)以及南唐(937一975)作爲前後相繼的兩個正統王朝,而視宋之正統得自南唐,而非後周,實際上是把後唐與南唐視爲唐宋之間的正統所在。這也是中國史家文人根深蒂固的正統觀 唸的一種反映。
二、
細究李克用忠君思想的確立,也有一個複雜曲折的的過程和深厚的歷史背景。李克用的先祖本爲沙陀人,出自西突厥處月別部,原遊牧於今新疆東部博格達山以北、巴里坤湖以東一帶,自唐初以來就與唐廷發生了聯繫,多次遣使人貢,先後追隨突厥、回絕、吐蕃等。自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內遷歸唐之後,世居代北,爲唐戍邊,防禦回鵲等侵擾。在憲宗時期,還先後參與討伐成德(治今河北正定)王承宗叛亂,平定淮西(治今河南汝南)吳元濟等割據勢力,世代有功於唐室。至其父李國昌(原名朱邪赤心)鎮壓龐勳起義有功,獲賜國姓,列入唐室宗籍,授官振武節度使(治今內蒙和林格爾),可謂極盡恩榮。然而乾符三年(878年)卻因李克用擅殺大同邊將,引起朝廷討伐,父子雙雙亡命陰山韃靼,落得一個亂臣賊子的惡名,如果不是因爲後來中原多故,父子倆恐怕真要落得一個“終老沙堆”、湮沒無聞的悲劇下場。這段滲痛的記憶和教訓在涉世不深的青年李克用心中留下了極爲深重的陰影。後來因爲黃巢內亂方殷,李克用父子才獲赦免,有了戴罪立功,東山再起的機會。李克用不負衆望,入關討伐,收復長安,立下首功,得以授土封疆,獲得河東節度使的重任,開始在河東站穩腳跟。可以說李國昌、李克用父子的盛衰榮辱,無不與唐朝王室息息相關。
前後兩相對比,李克用對失而復得的榮譽和地位極爲珍惜,他對唐朝王室也具有矛盾而複雜的雙重心理,既感恩戴德,又充滿畏懼。因此在波詭雲橘的唐末政治舞臺上,他的忠君行爲既有一定思想基礎,同時又對唐廷有所戒備。特別是在與朱全忠在上源驛交惡之後,李克用連續對朝廷上表訴冤,均未得到昏庸無能的唐禧宗的公正對待和處置。嚴酷的現實使他深切認識到,唐室權威已經今非昔比,不能再對朝廷抱有過多的不切實際的幻想,而要憑藉自身的實力和軍事鬥爭,才能維護自己的生存與利益。所以,在上源釋事變之後,他東征西討,四面出擊,迅速對外擴張勢力範圍,增強自身實力,開始了與朱全忠的軍事競爭。
然而在文德元年(888年)唐昭宗繼位之後,政治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昭宗這位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試圖重振皇權,討伐強藩,殺一做百,而昧於政治權謀的李克用,卻遭到親近朱全忠的朝臣與政敵的政治暗算,被朝廷列爲打擊跋息“強藩”的目標,招致中央政府組織的聯合討伐:這次雖然李克用憑藉強大軍事實力,打退了唐朝幾路軍隊的進剿,取得了軍事的勝利,並恢復了被剝奪的官爵封號,但是也使李克用的政治形象嚴重受損,使得他不得不開始重新考慮與彰挺的關係,以免再次陷於政治上的被功此後在蓋寓、李襲吉、張承業等身邊謀士的精心策劃下,李克用開始處處以尊王忠臣面目出現,在政治上與朱全忠竟爭.纔在在政治權謀的運用上逐步走向成熟。
後梁
李克用的尊王,起初固然也有與朱全忠抗衡的策略需要的一面,然而後來隨着朱全忠的遷都拭君與篡唐自代的變本加厲,李克用在策略需要之外,的確也開始表現出比較自覺的忠君思想。同時李克用的這種變化也與昭宗的個人魅力及其對待藩鎮政策的調整與變化分不開的。......自大順元年(890年)受宰相張溶等左右發動討伐李克用失利之後.昭宗即吸取這次深刻教訓,放棄了原來的軍事削藩政策,改而採取以藩制藩的制衡政策。隨後,他一直在晉樑這兩個最強大藩鎮的衝突中,扮演調解人的角色,多次下詔協調晉樑之間的軍事衝突。特別在晉樑之爭前期,朱全忠在軍事上逐步佔據絕對優勢,李克用漸漸走向下風的時刻,昭宗的這種調解政策,對緩解李克用所面臨的軍事壓力,爲晉贏得寶貴的喘息休整之機,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多次勤王行動中,昭宗也對李克用多所倚重,褒獎有加,以致在最危機的時刻,昭宗甚至一度欲前往河東避難(參看《舊唐書》卷二十上《昭宗本紀》),投靠李克用,充分表現出了他對李克用的信任。
鑑於以上這些背景,應該說在內心深處,李克用對昭宗是充滿感激之情的。所以當天復四年(904年)四月朱全忠挾待昭宗遷都洛陽時,李克用奉詔泣下,仰天長嘆:“乘輿不復西矣!”(《舊五代史·武皇紀下》)他已經隱約預感到凶多吉少;同年八月昭宗被拭的噩耗傳到晉陽,李克用“南向痛哭,二軍搞素”(《新唐書》卷二一八.沙陀傳);在朱全忠篡唐自立爲帝后,王建等致書李克用勸他各自稱帝一方時,他更堅決表示其家“經事兩朝,受恩三代，.....誓於此生,靡敢失節”(《舊五代史》卷二十六《武皇紀》下),斷然予以拒絕。應該說.李克用的忠君思想還是有長期的思想和感情基礎的。
朱全忠之所以缺乏像曹操和司馬彭那樣的政治謀略,也是與朱全忠的個人出身及其個性、閱歷等分不開的。朱全忠出身於宋州(治今河南商丘)楊山縣午溝裏的一個耕讀之家,其父親朱誠“平生讀書,不登第”，以五經教授於鄉里,爲失意文人,在朱全忠童年時代即早逝,對朱全忠的成長影響不大。其母早年爲生活所迫,挾其兄弟只人,傭工異鄉,寄人籬下。卑賤屈辱的地位和生活,使得朱全忠潛意識之中滋長着有朝一日出人頭地、揚眉吐氣的渴望,並逐漸形成了他勇於冒險、無拘無束、不願循規蹈矩的叛逆性格幾故青少年時代的朱溫,既不肯讀書,也不願力農,史稱其“既壯,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舊五代史》卷一《梁太祖本紀》一)。值唐末大亂之際,生逢其時的朱溫,在乾符四年(8介年)與兄朱存毅然投入黃巢軍隊,從此轉戰南北,屢立戰功,官至黃巢大齊政權的同州防禦使,到中和二年(882年)倒戈降唐,又被任命爲宣武節度使,直到兼併羣雄,發展成爲當時最強大的藩鎮。個人奮鬥和發展的巨大成功,使他更相信事在人爲。對唐朝並沒有愚忠等傳統思想的束縛和顧忌。相反,鄉村流氓無產者的卑賤出身、闖蕩江湖的冒險個性和豐富的人生閱歷,更使他在思想深處充滿了對傳統秩序的仇恨與蔑視,他的大殺宦官與朝臣,大殺門閥士族,大殺皇帝與皇室成員,無不是這種叛逆思想的過激反映。當年陳勝“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啃嘆,在千載之下的朱全忠這裏再次得到了共鳴。天下從來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一旦時機成熟,條件具備,人人皆可得而有之。這是他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題”,取大唐而自代的重要思想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