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古代文學史，和尚形象轉爲負面，是元明清三朝以來的現象。比如雜劇《竹塢聽琴》《桂枝兒》《女貞觀》，小說《水滸傳》《金瓶梅》、“三言二拍”，都出現了犯色戒的僧尼形象。《水滸傳》寫到裴如海和《金瓶梅》寫到潘金蓮請和尚爲武大郎做法事時，都出現了“一個字便是僧，兩個字是和尚，三個字鬼樂官，四字色中餓鬼”這首打油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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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形象的轉變和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與統治者對宗教的態度有關。佛教初傳入中國時，其組織方式沿襲了印度的僧團制度，和尚只尊行僧團內部規定—犍度，組織脫離於世俗政權，自成體系，但很快就招致世俗統治者的不滿而引發滅佛事件。
從東晉開始，世俗統治者與僧團之間的主導權之爭從沒有停息過，直到唐玄宗開元年間，二者之爭才以王法的勝利而終結。其結果是，從此宗教人士成了世俗世界的“另籍之民”，不僅要接受王法的管理，還要被王朝價值觀予以改造。
對僧道的身份管理制度稱爲“度牒”，也就是身份證明文書。這項制度南北朝時就有，一直延續後世。元朝皇帝多崇佛，在法律上確定了喇嘛們的崇高地位，打喇嘛要砍手，罵喇嘛要拔舌。上行下效，普通僧人們也就樂得不守戒律，且因爲當時僧籍管理不嚴，導致僧人數量一度超過兩百萬，其中魚龍混雜，難免生出是非。而數量龐大的僧人又與民間宗教結合在一起，成爲煽動民間起義的宣傳工具。
明太祖因爲出家當過和尚，深切體會到宗教作爲宣傳、動員工具的威力，所以明太祖對宗教的管理頗費了一些心思，欲以“神道設教”，將僧道納入儒家的等級制度。所以明太祖對寺廟和僧人的種類、財產、職責等做了詳細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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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用行政命令將天下寺院及僧人劃爲禪、講、教三類。禪者，禪宗一類;講者，重研修佛教義理的天台、華嚴諸類;教者，誦唸真言密咒，演行瑜伽顯密法事儀式之僧衆也。三類僧人都要參加國家考試，合格後才能發放度牒。其中，演行瑜伽法事的教僧，考試不考經律義理，只考現場演行法事及經書背誦是否熟練準確，門檻並不高。
其次，明太祖又對寺廟做了一系列規定。寺廟必須有一名砧基道人，負責處理寺院的錢糧出納、官府往來等俗務，禁止僧人奔走於外，與官府交結。除非遊方問道，禪、講僧是不許隨便出寺的，不可散居及入市村，必須與日常社會保持距離。但教僧因爲要做法事，是可以隨意與世俗社會接觸的，出入市鎮集市也不會有任何麻煩。同時，雖然明太祖在《申明佛教榜冊》明確規定了做法事所需各類物品的價格，和法事本身應收取的費用，但在現實中，這是無法監管的，實際收費可能遠高於明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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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教僧這類專門做法事的“赴應僧”成了普通人接觸佛教的主要窗口，他們與世俗接觸緊密，因此一言一行都容易被世人看到，其中的劣行也就傳播得比較廣。教僧所在的教寺數量龐大：“全國的寺院數及三派的比率雖是不祥，而由現在的明代地方誌書來看二三地方的比率則如下：湖州府，教寺三十七，講寺六，禪寺二十四，所屬宗派不明十七，總計八十四寺，所歸併的寺院庵堂二百五十一寺;姑蘇府，教寺七十一，講寺二十三，禪寺三十一，所屬宗派不明六，總計月百三十一寺，所歸併寺院五百五十八寺。”(轉引自謝重光、白文固《中國僧官制度史》)而明朝又有規定，僧數不滿三十的寺要合併或撤除，由此可見教僧數量之巨。
這樣一類僧人，不用精通經律義理，考試相對簡單，又與世俗接觸緊密，法事收入也不低，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其中一些作奸犯科之輩就慢慢敗壞了僧人的名聲。而這種負面評價恰恰是官方所樂於看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