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晚，時任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電視講話中宣佈辭職。隨後，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黯然降下，被紅白藍三色的俄羅斯國旗取代。至此，存在了近70年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宣告解體。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作爲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近70年的歷史中創造了輝煌奪目的成就。然而，幾乎就在一夜之間，曾經能與美國一較高下的超級大國卻土崩瓦解了。
對於蘇聯解體的原因，相信大家都能列舉一二，如體制僵化、經濟結構不合理、貪污腐化、西方的和平演變等等。但今天，刀哥只想着重說一點，就是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
藥方錯誤
1985年3月11日，54歲的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
面對當時蘇聯體制僵化、經濟停滯等嚴峻局面，戈爾巴喬夫認爲，改革是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且不是小修小補的那種，而是徹底的改革。
他的改革最先從經濟領域入手。1985年蘇共中央四月全會標誌着根本性改革的開始，蘇聯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進一步改革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企業實行自負盈虧、自籌資金、自主經營，放寬農業政策，擴大農民自主權，大力發展合作經濟和個體經濟。
雖然經濟體制改革在某些領域和階段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由於一直沒有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之間找到一個合適的平衡點，改革並不順利，甚至出現反覆和倒退。
隨着改革深化，戈爾巴喬夫覺得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的成果無法保證。官僚主義已成爲改革阻礙機制的主要力量。於是，在這一背景下，他提出“新思維”，在政治上倡導“公開性”“ 民主化”原則，試圖使整個改革不可逆轉。
戈爾巴喬夫認爲，民主化是粉碎改革主要阻礙力量的最有力武器。
然而，他缺乏作爲超級大國最高領導人應有的政治智慧和定力。他先大談“向列寧請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恢復列寧時代的“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原則，造成實質的黨政分離。更糟糕的是，由於蘇維埃代表要經差額選舉產生，結果導致激進民主派迅速崛起和多黨制格局的形成。
後來，他爲了穩住政局又不得不倉促改行總統制。但爲時已晚，不僅他個人威信急劇下滑，而且改革失控的惡果已經向全社會蔓延開來。
道路背離
回顧蘇聯歷史，我們會發現，雖然他們在意識形態工作方面留下了一些經驗，但後期卻犯下嚴重錯誤，而且是致命的。
列寧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典範。斯大林更是爲介紹、宣傳和普及馬列主義基本理論作了大量的工作。
但上世紀60年代以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隨着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相繼離世，蘇共中央領導層多數來自經濟和組織部門，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有限，理論素養不高。於是，蘇共蛻變的思想種子開始撒下。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雖然表面上仍然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但實際上已將其束之高閣、不聞不問，理論上鮮見創新和突破。
上世紀80年代，特別是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後，蘇共領導人開始背棄共產主義的信仰，思想上逐漸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
1988年6月，蘇共召開第十九次代表會議，戈爾巴喬夫在報告中強調了“公開性”“民主化”和“多元化”。他認爲，
“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多元的社會，社會結構、經濟成份、社會利益都是多元的，意識形態也應該多元。必須廢除過去“意識形態的專制主義”和“精神壟斷”，使馬克思主義之外的各種思想和意見自由存在和得到傳播。
”
在假改革、真背離的道路上，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亞·雅科夫列夫與戈爾巴喬夫一唱一和。
作爲蘇共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人，雅科夫列夫不僅肆無忌憚地發表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甚至還公開提出組織上將“蘇共一分爲二”的建議：把蘇共分成社會黨和人民民主黨，全民投票選舉總統，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選舉中獲勝的黨的總書記領導，等等 。
蘇共最高領導層出現這樣的分裂念頭，最後徹底拋棄社會主義道路、放棄黨的領導也就在所難免。
1986年蘇共二十七大時，蘇共依然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全部活動“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和自己的綱領”。但到了二十八大，在綱領性的聲明和章程中，蘇共已是一個按照自願原則聯合蘇聯公民實施以全人類價值和共產主義理想爲基礎的政治組織，其目標是在國內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到了1991年，蘇共的性質和指導思想已完全改變，變成“一個社會進步和民主改革的黨，一個維護社會公正和全人類價值的黨，一個主張經濟、政治和精神自由的黨”，其全部活動將遵循“人道主義和全人類價值”、“民主和自由”等原則。
顯然，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已經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企圖試穿西方社會黨的外衣，大廈將傾前的混亂可見一斑。
思想混亂
蘇共領導層在路線上的動搖，必然引發社會輿論的混亂，一些激進勢力乘機奪取話語權。
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自由激進派代表人物、歷史學家尤·阿法納西耶夫宣稱：“這種體制不應當修補!它有三大支柱：蘇聯作爲一箇中央集權的、自治化沒有得到充分體現的國家的帝國主義本質;非市場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壟斷。應當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這三根支柱”。
一位西方蘇聯專家曾這樣描述當時蘇聯知識界的情緒和期盼：“社會主義不是以公有制爲基礎……不會取代資本主義，更不會提供另一番圖景。”
社會中的激進勢力還利用各種“歷史問題”大做文章。他們瘋狂地揭批斯大林，提出“十月革命是一場超恐怖的革命”。列寧也成爲被譏諷和批評的對象。蘇聯的歷史被懷疑，被否定，以至於1988年蘇聯教育部門不得不取消了中學的歷史考試。
此外，社會中還掀起一股“改名潮”，那些與列寧、十月革命、社會主義有關的名稱，紛紛被冠以新名，以示跟過去的歷史一刀兩斷。
比如馬克思地鐵站、恩格斯汽車站沒有了。列寧格勒改名聖彼得堡，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改成葉卡捷琳堡，高爾基城也改成了下諾夫哥羅德，等等。但改名不僅是換個叫法這麼簡單，往往牽涉交通、郵政、市政等諸多問題，耗費甚巨。即便如此，紅色象徵還是一個個被抹掉了。
與此同時，沙皇俄國的舊勢力紛紛回國。一些人聲稱自己有羅曼諾夫王朝的血統，開始挖掘這些東西並以此爲榮。另一方面，自由激進勢力大肆叫嚷“把列寧的遺體從紅場遷走”。
一時間，蘇聯人民的思想混亂、理想破滅、偶像坍塌，整個社會的發展失去了方向。
帝國瓦解
蘇聯解體前境內大小民族多達120多個，分屬於15個加盟共和國，民族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依靠各地區、各民族共同信奉的意識形態、統一的共產黨組織以及行政體制，蘇聯得以將各組成部分連接起來。
但戈爾巴喬夫在推行“改革的新思維”後，質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提出“走民主化道路”，削弱放棄蘇共的領導地位，實行多黨制，再加上經濟困境，促使各加盟共和國離心傾向越發明顯。先是波羅的海三國的第一書記無故不參加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了。而後格魯吉亞等中亞國家也感覺到打出民族獨立的大旗非常好。
在“8·19”政變後，戈爾巴喬夫要求蘇共中央委員會自行解散，隨後又下令停止蘇共活動，沒收其財產，各共和國共產黨也隨之解散或自謀出路。於是各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首腦，藉助本國民族主義的“東風”，紛紛改旗易幟把自己裝扮成“民族領袖”，以此獲得繼續掌權的合法性。
1990年3月11日，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整整5年的日子，立陶宛率先宣佈脫離蘇聯獨立。儘管蘇聯對此並不承認，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就此倒下。其他共和國紛紛仿效立陶宛，先後發表宣佈恢復或收復主權的聲明。
面對此種情境，作爲保衛國家的武裝力量，蘇聯軍隊居然無動於衷，甚至倒戈。這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戈爾巴喬夫改革對象不僅包括經濟政治，也包括軍隊。他削減軍費，調整軍隊使命任務和體制編制，而且主動放棄了黨對軍隊的領導。爲表現“新思維”，樹立改革形象，他和部分蘇共領導人刻意與軍隊保持距離。
蘇軍40集團軍司令格羅莫夫曾說，當集團軍從阿富汗完成撤軍回到蘇聯境內時，“沒有一名國家領導人，或者是國防部的領導人來迎接我們”，“故意不重視部隊撤出阿富汗這件事是克里姆林宮領導人的失策表現之一，戈爾巴喬夫的戰友們隨隨便便就將前任的錯誤推到我們身上”。
戈爾巴喬夫將軍隊向外推，就有人會往自己那邊拉。葉利欽和各軍區長官私交甚好，他甚至亮出底牌，表示未來的政府會盡一切可能保證軍隊開支，同時大幅提高軍隊人員的薪水。後來在“8·19”政變中，正是葉利欽對軍隊的影響力導致開進莫斯科的裝甲部隊臨陣倒戈，從而斷送了蘇聯強硬派阻止國家土崩瓦解的最後努力。
多說兩句
蘇聯就像一個久病不愈的病人，存在各種問題，有的甚至很嚴重，確實應該改革。但是戈爾巴喬夫也確實扮演了一個庸醫的角色，把一個有疥癬之疾的心血管病患者的大腦給換了。
有人說，蘇聯解體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看完此文，相信大家應該會對這種論調嗤之以鼻。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被戈爾巴喬夫搞垮，恰恰是因爲戈氏缺乏政治定力，沒有堅定的信仰，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放棄黨的領導，拋棄無產階級專政。
有鑑於此，走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上的我們，更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四個自信”， 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特別感謝中國社科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張樹華對本文的大力幫助。
三月半把世界玩得團團轉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