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李怡(後來改名李忱)，是唐憲宗之子，唐敬宗、文宗、武宗的叔叔。李怡年輕時爲了免受政治迫害，韜光養晦，故意裝傻，大家都認爲他窩囊得很，唐文宗、唐武宗更是經常很無禮地取笑這個叔叔。唐武宗病危時，宦官們爲了找個好控制的人當皇帝，選擇了李怡。沒想到，李怡改名李忱，登上皇位後，立即現出了他精明能幹的一面，晚唐政治面貌爲之一新。《資治通鑑》第二百四十九卷在他死後有評語：“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唐宣宗成爲晚唐一位難得的明君，被稱爲“小太宗”，直到唐朝滅亡，還有人思念歌詠他執政時的政治，可見其魅力不小。
執政能力不錯的唐宣宗，還是個“追星族”。《資治通鑑》第二百四十九卷記載了唐宣宗與“明星”的兩件故事。
第一件：宮廷教坊有個叫祝漢貞的“笑星”，爲人滑稽，表演出色，經常讓觀者捧腹，因此深受唐宣宗喜愛。一次，祝漢貞在表演詼諧戲時，內容涉及外朝政事，唐宣宗馬上教訓他說：“我養你們這些人，只是讓你們演戲以供娛樂罷了，怎能讓你隨意干預朝政!”從此疏遠了祝漢貞。
第二件：宮廷樂工羅程，善彈琵琶，在唐武宗時期已受到皇帝寵幸。唐宣宗也是個音樂愛好者，更加寵着羅程。羅程因此脾氣大長，有人瞪他一眼，他竟將人家殺死，京兆府於是將其逮捕入獄。羅程的同事們想懇求唐宣宗赦免他，在一次音樂演奏會上，專門爲羅程設一虛席，還放聲大哭。唐宣宗問這些樂工們爲何哭泣，樂工們說：“羅程雖然罪該萬死，但我們惋惜他的琵琶演奏天下無雙，以後在宮廷宴會中再也聽不到了!”唐宣宗說：“你們惋惜的是羅程的演技，我所珍惜的卻是高祖、太宗的法度。”結果，羅程還是被判處死刑，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唐朝自從“安史之亂”以後，就成了亂世，幾乎天天在打仗。唐宣宗時期的清明政治，雖然是這個苟延殘喘的大王朝的“迴光返照”，最終卻沒能改變它走向滅亡的命運，但就宣宗個人來說，他的有些做法還是值得稱道的。
歌舞演出在封建時代絕對是貴族才享有的“特殊消費”。唐宣宗喜歡看戲、聽音樂，加入“追星族”行列，這並無大礙，而且，只要把這種業餘愛好和工作區別開來，就不會影響他成爲一個在工作上有所建樹的人。通過上述兩件事例可以看出，唐宣宗做到了這一點。哪怕是在八小時之外，唐宣宗心裏還是工作的分量更重，當自己所鍾愛的“娛樂明星”有非分之舉時，他採取的是冷靜、理智的態度，處理得很妥當。
說到這裏，忍不住又想拿別人來比較一下(很多事情，不比較就看不出其價值)。唐滅亡後，進入五代十國時期。後唐莊宗李存勖也是個“追星族”，《資治通鑑》記錄了他和“明星”們的幾件事。這位後唐莊宗，對“明星”的態度可就比唐宣宗“客氣”多了。一個叫敬新磨的戲子打了他一巴掌，他也不介意。
不過，敬新磨這人看起來並不壞，有一次，後唐莊宗打獵時踐踏莊稼，當地縣令規勸時，他還大發雷霆，想把縣令殺死，還是敬新磨出來打圓場說：“你這個縣令，爲什麼任意讓百姓耕種，妨礙天子打獵?真是罪該萬死!拉下去砍了!”一句話點撥了後唐莊宗，化解了危機，救了縣令一命。問題是，更多的優伶就不像敬新磨了，他們仗着有皇帝撐腰，侮辱大臣，收受賄賂，害政害人。特別是一個叫景進的，經常干預政事，將相大臣都怕了他，簡直要成爲全國第二把手了。後唐莊宗“追星”追到這個地步，就委實說不過去了。
關於“追星”，更可氣的事情可能還是今天更多。這娛樂界的明星，無非是唱幾首歌，演幾場戲而已，要說社會貢獻大到哪裏去，在下淺陋，認識不夠。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這些非親非故的人怎地就比自己的父母還重要了呢?前不久，贛州有一場大型演出，據說外地有人爲了一睹某“星”的風采，千里迢迢趕到贛州，提前幾個小時在機場守候。我說，如果是他父母從鄉下來看望他，叫他提前幾分鐘到車站接一下可能都嫌煩呢。而那些爲了“追星”連工作也不幹了，甚至連生命也不想要了的人，就更是讓旁觀者感到莫名其妙了，不提也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