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知欲老流年急，且喜新正假日頻”——這是五十三歲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772—846)寫給同僚的詩句……
辭舊迎新之際，詩人特別感受到時間的迅疾如快馬流星，揚長而去;幸而新年正月裏假日頻頻，友朋相聚的快樂，拂去他感時傷懷的些許惆悵。
白居易的新年假期究竟有多少呢?依唐制，內外官吏在節日都有休假，譬如唐玄宗時期就規定，元正和冬至各給假七天。這七日的安排，似乎與現在自除夕開始休息不同——敦煌寫本鄭餘慶《大唐新定吉凶書儀》中說：“元正日，冬至日，右已上二大節準令休假七日，前三後四日”，意思是新春元正的假期從除夕前兩日開始，而到正月初四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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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餘慶大歷年間爲進士，曾經四朝而居將相之任，白居易爲翰林學士時，曾爲憲宗擬過給鄭餘慶的詔書，稱其“累居袞職，時謂盡忠”。後者領銜修撰的《吉凶書儀》大約成書於元和年間，該書匯聚了諸多高門士族的家禮，其中還採集時俗，是當時一部通行的禮儀書軌。白居易的生活年代，正當該書的流行時間，因而現存敦煌本《吉凶書儀》中“節候賞物”、“祠部新式”等內容，可以反映當時真實的節假狀況。
由此書儀可知，元旦新年之後，唐人的假期接踵而至的還有正月初七的人日、正月十五的上元節，更不用說依常例，官員及其下屬每十天便有一日休息的旬假了。難怪白居易在詩中感慨：“聞健此時本勸醉，偷閒何處共尋春”，歲酒的醇香中飄散着春天的氣息，作者新年裏的閒適生活與喜悅心情，於此可以感受一二。
元日朝會，四方來賀
在長安城內，新年的宮廷是一派肅穆而忙碌的景象。元日又稱三元，被認爲是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在古人的時間序列中，具有濃厚的象徵意味。
“天顏入曙千官拜，元日迎春萬物知”，說的就是元日朝會的情形。“一片彩霞迎曙日，萬條紅燭動春天”，衆官員拂曉即已按品階方位列隊等候，燭火通明的儀仗有“火城”之稱。根據唐代禮部的規定，元日朝會在太極殿舉行(後在大明宮的含元殿，東都洛陽則是在乾元殿)，殿上陳設禮樂、歷代寶玉、車乘，儀仗莊嚴。皇帝袞冕臨軒，皇后、百官、朝集使以及皇親國戚都着朝服一同參加。儀式的過程中，包含了皇太子、諸公的獻壽禮儀、中書令上奏地方的賀表、黃門侍郎奏祥瑞吉兆、戶部尚書奏諸州的貢獻之物，禮部尚書奏諸蕃的貢獻等等內容。
四方恭賀的諸多禮儀不僅是對新年的美好祈福，更凸顯了皇權的至高無上，以及中央對地方所擁有的控制權力。香菸燎繞的殿堂上，天子俯視的目光一定曾穿過殿前的諸多臣僚，投射向遙遠的天際——朝霞映襯下，第一縷陽光噴薄而出，耳邊的聲聲“萬歲”，彷彿隨着這新的光明，穿越了層層朱闕，撒向大唐的廣袤疆域。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正日臨朝》詩所展示，新年伊始，他心潮澎湃：
條風開獻節，灰律動初陽。百蠻奉遐贐，萬國朝未央。雖無舜禹跡，幸欣天地康。車軌同八表，書文混四方。赫奕儼冠盡，紛綸盛服章。羽旄飛馳道，鐘鼓震巖廊。組練輝霞色，霜戟耀朝光。晨宵懷至理，終愧撫遐荒。
天子的雄心與驕傲，躍然紙上。對於來朝的“百蠻”與“萬國”，李世民不僅有詩中所展示的車同軌、書同文大國君主的威嚴，還有和風旭日般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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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史書記載，貞觀十五年正月，唐太宗對侍臣提到：聽說來朝的都督、刺史等到京城後，只能租賃房舍與商人雜居，既於禮不足，生活上也想必人多不方便，於是十七年下詔，命令在京城內各坊中，爲諸州的朝集使建造邸第三百餘所，太宗親自去察看。這些諸州邸舍後來雖然因饑荒殘毀而被賣出，但到唐德宗建中二年的時候，朝廷同意戶部請求，以官宅二十所分配給諸州的朝集使，解決住宿問題。
事實上，地方諸道爲元日賀正，往往在十二月就已遣使到京，但是覲見與否，以及所進的賀正表送省司時間前後有別，導致出現種種於禮不合的混亂情況。所以唐玄宗曾下令，所有賀正使都應在元日這一天隨京官一起參加朝會拜見，他們的賀正表也直送四方館，在元日仗下後同時呈上。
在現存的唐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曾任福州刺史的裴次元所寫的《賀正進物狀》：
臣伏以青陽發春，肇寶曆於茲始;元穹降祚，仰聖壽而維新。正殿嚮明，班行承慶。顧臣等守土，列在東隅，空懷捧日之心，望雲何及;獨闕稱觴之禮，鳴佩無因。瞻九重而在天，空倍情而增戀。前件物及衫段宣臺卓座等，禮不憚輕，物斯展敬。節當有慶，用申致貢之誠;情苟爲珍，願比負暄之獻。臣某不勝感恩忭躍屏營之至。
所謂“東隅”，即指裴次元所在的福建，從文中“空懷捧日之心”、“獨闕稱觴之禮”來看，他沒有出現在新年元日的朝會中，而是遣使貢獻衫段等禮物，在賀正狀中通過文字表達了地方對中央的忠心臣服。
這種禮到人不到、上表皇帝祝賀新年的情況在當時應該比較普遍，所以鄭餘慶的《吉凶書儀》所收錄的賀正表也是如此，稱“元正啓祚，萬物惟新……臣濫守藩鎮，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懇悃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新年賀辭，互道“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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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無論是唐代的假寧令，還是書儀，其中的新年元日與冬至這兩個節日常常並列而言。公元838年，日本圓仁和尚入唐求法，路經揚州，他記述當時的冬至“此節總並與本國正月一日之節同也……皆有賀節之辭”，說的正是冬至與元日節俗的相同，無論貴賤，官員或百姓都遵禮相見拜賀。
這裏提到的賀節之辭，不是書面語，而是指人們道路相逢，見面時的節日說辭。白居易的《元日對酒》詩中有“逢迎拜跪遲”之句，這種新年裏見面拜賀的禮儀，根據圓仁的記錄應該就是指“右膝着地，說賀節之詞”——逢人拜年則需要右膝下跪，大約白居易也有些吃不消，所以纔會發出“不因時節日，豈覺此身衰”的感慨吧。
至於唐人新年時所說賀辭，也正因爲冬至與元日節俗的相同，我們可以從圓仁的描述中推知：當時新年的元日，僧家俗人也都是互相致辭禮賀的，譬如見相公，應當說的就是“元正啓祚，萬物惟新，伏惟相公尊體萬福”之類的吉祥話。這種新年賀語，不僅通行於大唐官民之間，甚至連當時來唐居住的新羅僧人也如此。開成四年(公元839年)，圓仁到山東文登赤山法花院寄住，此地處於山東半島的尖端，與新羅隔海相望，當時是新羅人聚集之地，除夕“後夜，諸沙彌、小師等巡到諸房拜年，賀年之詞依舊唐風也。”可見，入鄉隨俗，那些新羅僧人拜年之際，口中唸唸有詞的，正是“元正啓祚，萬物惟新”等語。
圓仁自唐文宗開成三年(公元838年)渡海抵達唐土，爲求佛法跋涉多地，直至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返回日本，據其九年間所見所聞寫成《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圓仁以他者的眼光，爲我們提供了許多生動的唐人生活細節。
他初到揚州這一年的除夕，只見“道俗共燒紙錢，俗家後夜燒竹與爆，聲道‘萬歲’。街店之內，百種飯食異常彌滿。”圓仁在記敘此前冬至節俗的時候就說過，俗家寺家都各自儲備了美味膳食，百味總集，隨人所樂，元日情形一樣。
這種迎新的方式，早在南朝時期的《荊楚歲時記》裏就有說明：“歲暮家傢俱餚蔌，謂宿歲之儲，以迎新年。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也。”新舊交替的時刻，爆竹的脆響，驅走人們心中的不順，彼此互道的“萬歲”聲聲，則是唐人對時光延續的虔誠祝福。而當時的長安，多元文化交融，彼此影響，四方商旅輻輳，東西兩市車水馬龍，節日裏更是一番熱鬧的景象。據唐代筆記說，長安市裏的風俗，每歲元日以後，各個業者依次互相邀請飲食，稱之爲“傳坐”，故事就從東市的筆工趙大按順序坐東展開……在美食的包圍中，這種新年的餐聚，可以見出唐代商業分工之細密與民間社團組織的初顯，而節日，因此更具人情的溫暖。
飲屠蘇酒，長幼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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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歲宴之上，必不可少的節物有屠蘇酒，敦煌文書中所記錄的節候賞物，就有“歲日賞屠蘇酒、五辛盤、假花果，膠牙餳”。屠蘇酒其名，據孫思邈《屠蘇飲論》說：“屠者言其屠絕鬼炁，蘇者言其甦醒人魂”，因用藥八品，也稱八神散。屠蘇酒的做法，唐人韓鄂的《四時纂要》是這樣說的：“大黃、蜀椒、桔梗、桂心、防風各半兩，白朮、虎杖各一兩，烏頭半分。右八味，剉，以絳囊貯，歲除日薄晚，掛井中，令至泥。正旦出之，和囊浸於酒中，從少起至大，逐人各飲少許，則一家無病。”從其藥材來看，這種家家迎新的屠蘇酒，正如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中所言，主要是爲了“闢疫氣，令人不染溫病及傷寒”。孫書中也有屠蘇酒的配方，除了藥材略有不同，製作中還需將藥浸入酒後“煎數沸”，大約使藥力更爲發散，酒味更加濃郁。其飲用的方法是自年少者起，年長者居末，據說是因爲小者得歲，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因此白居易的元日詩中有“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之說，而在他與劉禹錫等好友的元日唱和詩中，也屢屢出現“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方幹更有“才酌屠蘇定年齒”的句子，可見元日飲酒的確以年齒幼長爲序。
此外，侯白的《酒律》說，歲日飲酒從少到老一輪下來，年長居末尾者則連飲三杯，以示安慰，稱之爲“婪尾”。唐詩中也多寫作“藍尾”。白居易的《元日對酒》詩中稱：“三杯藍尾酒，一碟膠牙餳。除卻崔常侍，無人共我爭”，意思是年歲最長，當仁不讓地成爲最末一人，連飲三杯。這種唐人的新年節物屠蘇酒，在同時期日本的年中行事中也可以見到其蹤跡，據說嵯峨天皇弘仁二年(公元811年)已有記載，宮廷內元日供御藥事，即飲屠蘇酒，其做法也同樣是於除夕夜“以屠蘇漬御井”。
唐風東漸，而佛法西來，在日本圓仁和尚的記載裏，唐人的新年中可以看到許多與佛教相關的場景。842年正月一日，他在長安，見“家家立竹杆懸幡子，新歲祈長命。諸寺開俗講。”俗講，是以通俗的講唱形式，吸引士庶，傳播佛經奧義。圓仁提到新年裏講的有《華嚴經》、《法華經》和《涅槃經》，而會昌寺的文漵法師被認爲是當時長安城中俗講第一人。據說文漵善長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可以想象，僧徒俗衆在新年的假日裏，紛紛入寺聽俗講，在大德們吟哦的經聲中，感受到九天佛國的無上美好，驚歎行善積德的諸多神蹟。這也是唐人新年的一種娛樂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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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仁提到的幡子，在佛教中用以供養菩薩，佛經中說造此能得福德，避苦難，往生淨土。敦煌莫高窟曾出土一發願幡，上有墨書，是開元十三年人祈求眼疾痊癒發願所造。唐人新年中即用幡來祈求長命百歲。這種祈福的唐幡，在日本奈良正倉院中現在也可見到。正倉院建於公元750年，正值唐朝盛世。當時中日交流頻繁，聖武天皇的許多用具源於唐朝，這其中就包括了書聖王羲之等人的書法作品以及諸多禮樂器和佛經。在他辭世後，“追感疇昔，觸目崩摧”的光明皇后，將其生前用品悉數捐獻出去。在保存至今的唐幡上，夾纈的花樣依然清晰，顏色還很鮮明，絲縷間閃耀着的光澤，彷彿仍寄託了當時人們的種種心願。
正倉院的寶物中，還有光明皇后(701-760)所書寫的一卷《杜家立成雜書要略》，其抄錄內容爲唐人的來往書信共三十六札。其中有一通作《歲日喚知故飲酒》，是招喚老朋友歲日一起喝酒的來往書信：
日號芳年，杯名長命。同受多福，義無獨宴。故令馳屈，希勿餘辭，冀近傳杯，遣此無運。
答既登獻歲，幸履芳辰。未到之間，已欲馳駕。既蒙嘉命，豈敢輒安。即事速參，謹還無具。
所謂“杯名長命”，庾信詩有“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指的是新年歲酒。從去信及答書，我們可以讀出二人心神相契，新年共飲的好興致。這些歲時往還的書信，敦煌寫本《朋友書儀》也有收錄。在種種遵循的禮儀規範之間，唐人筆下新年裏對遠方親友的相思之情與感時之嘆，讀來依然真切感人。
新年是四季輪迴中的起點，人們回顧疇昔，眺望明日。唐人歡樂的年宴上，屠蘇酒飲下的是對於時間延續的美好期盼，肅穆的元日朝會，是政治大國的新年祈福。而在時光飛逝之中，個人所爲那麼有限，元日裏詩人們寫下無限感慨，“自驚身上添年紀，休較心中小是非”，“莫嗟一日日催人，且貴一年年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