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明孝陵一直是祖宗根本之地，備受尊崇。每歲有固定三大祭、五小祭。凡遇國之大事，均需遣勳戚大臣祭告。明清鼎革之後，明孝陵仍享有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康乾年間，康熙南巡，6次遣官拜祭，5次親往謁陵;乾隆6次南巡，更是次次至明孝陵“拈香奠酒”。且二人祭拜時均行三跪九叩之大參禮，可謂優渥有加。被時人譽爲“禮文隆渥，踰於常祀，是乃千古盛德之舉”。康乾二帝何以對前明君主推崇備至，值得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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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孝陵是正統地位的象徵
清朝入關伊始，就十分重視對明孝陵的維護。順治元年五月，全國局勢未穩之際，攝政的睿親王多爾袞就“遣大學士馮銓，祭故明太祖及諸帝”;順治二年五月初，豫親王多鐸平定江南，本月中旬進駐南京城，二十七日就“謁明陵，命靈谷寺僧修理”。七月，又“遣內官正副二員，陵戶四十名，守明陵”。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到達金陵，即親往孝陵拜祭。“上由甬道旁行，諭扈從諸臣皆於門外下馬。上行三跪九叩頭禮，詣寶城前行三獻禮;出，復由甬道旁行。賞賚守陵內監及陵戶人等有差。諭禁樵採，令督撫地方官嚴加巡察。”其謁陵態度之恭敬，禮數之尊崇，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據說“父老從者數萬人，皆感泣”。
《左傳》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自古以來，祭祀就是國家的頭等大事。明室覆亡前，對孝陵的官方祭祀，理所當然是由明皇室主持進行，而現在卻由清代皇帝取而代之。祭祀主角的轉換，其實暗合了江山易主的歷史現實，亦即表明了正統地位的轉換。這恐怕是多鐸親王、康熙皇帝祭拜孝陵時，所要向世人表述的第一層含義。
其實，孝陵被用作正統地位轉換的象徵，早在明初即已有之，只不過那時還只是朱家內部輪換而已。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朱棣攻陷南京，宮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終。諸王羣臣紛紛上表勸進，朱棣在象徵性的推辭兩次後，於己巳日，“謁孝陵”，雖然“唏噓感慕，悲不能止”。但當禮畢後，百官再次“備法駕，奉寶璽”勸進時，朱棣沒有再做過多推辭，最終登上皇位。與其說是事不過三，不如說是形式上所必需的登極準備工作已經完成。這其中祭拜孝陵，昭示自身的正統性，就是不可或缺的最後一環。所以，在後人撰修的《明史》中，對此事的記載相當簡潔：“己巳謁孝陵，遂自立爲皇帝。”而明人章潢的《圖書編》，則記載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諸王上表勸進。燕王命駕將入城，學士楊榮迎駕前日：‘殿下先入城耶，先謁孝陵耶?’燕王悟，遂謁孝陵。”由此可見，明孝陵在政權交替之際的重要性。對於這一點，清朝的帝王是看得相當明白的。乾隆皇帝就有《明太祖陵》詩，雲“金川不守景隆城，叩馬壯哉御史楹。先謁陵乎先即位，楊榮卻異姓連情。”
崇禎十七年三月，李白成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景山。於是，在南京擁立新帝就成爲迫在眉睫的問題。一時間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澇以及周王、桂王均有即位的可能。東林黨人力主潞王;時任鳳陽總督的馬士英則主張桂王，各方勢力紛紛登場。直至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祭拜孝陵，才最終平息了這場明爭暗鬥。祭陵後的第三天，福王監國，半月後正式登極。孝陵在這場即位之爭中，再次成爲了正統地位的象徵。
當然，清代的皇帝是沒有必要先謁孝陵再即位的。但康熙至陵前的拜謁，與燕王、福王的祭拜在實質上是有其相似之處的。都是要通過謁陵這一形式，昭示天下，所不同的只是昭示內容而已。清帝要嚮明代遺民表述的是這樣一個信息：義軍相抗也好，拒不出仕也罷，官方祭祀的權力已經掌握在了愛新覺羅氏的手裏，這已是不可改變的歷史現實了。
通常情況下，清帝在謁陵之後，緊接着的一項活動就是臨幸演武場閱兵，這是耐人尋味的一點。比如康熙皇帝在6次南巡中，共進行了5次閱兵，其中3次都是在謁陵的當天，2次是次日。唯一的一次例外，是第4次南巡，巧合的是，那次他也沒有親往祭陵。對此，《金陵通紀》等均有詳細記載。如果說乾隆皇帝南巡時的閱兵，已經是誇耀武功、粉飾太平的成分居多的話，那麼可以認爲康熙帝的閱兵，其用意就要深遠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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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是畢恭畢敬的謁陵，一邊是耀武揚威的閱兵。其時間之近，讓人不由得浮想聯翩。尤其是康熙首次南巡謁陵後，“駐蹕大教場，將軍以下官射”，最後，康熙皇帝“親射，右發五矢皆中，左發五矢四中”，據說“士民觀者以數萬計，皆踊躍歡呼”。場面之壯觀，不難想象。一則鼓舞了士氣，二則揚威於人心未穩的江南民衆。年少老成的康熙帝，一手文治，一手武功，其軟硬兼施、恩威並用的政治手腕，讓人不得不讚嘆。
二、祭明陵表達了對滿漢認同的訴求
明清易代被稱之爲“天崩地坼”的大事，之所以如此，絕不僅是因爲政權的嬗替。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替，可能只有宋元之際和明清鼎革相類似，兩者的共同點就是異族的入主中原。正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王夫之說：“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夷狄者，殲之不爲不仁，奪之不爲不義，誘之不爲不信，非我族類，不入我論。”從中人們不難讀出其對入主中原的清朝統治者的切齒之恨。清初的“薙髮令”以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暴政，更是激起了江南士民的強烈反抗。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清帝在全國局勢基本穩定之後，到士風最爲濃厚、遺民最爲集中的江南拜謁孝陵，其謀求滿漢認同、消弭民族矛盾的訴求，就不言自明瞭。“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東夷，文王西夷，豈可以東西別之乎?”乾隆就曾在其《歷代帝王廟禮成恭紀》中，憤憤不平地辯解道。消弭民族矛盾，首先就要消除文化隔閡，相對於強勢的中原儒家傳統文化，清朝統治者所能做的主要就是接納並吸收儒家文化。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南巡歸途中經過山東曲阜，親詣孔廟參謁。《清史稿》記之甚詳：“戊寅，上次曲阜。己卯，上詣先師廟，人大成門，行九叩禮。至詩禮堂，講易經。上大成殿，瞻先聖像，觀禮器。至聖蹟殿，覽圖書。至杏壇，觀植檜。入承聖門，汲孔井水嘗之。顧問魯壁遺蹟，博士孔毓圻佔對甚詳，賜官助教。詣孔林墓前酹酒。書‘萬世師表’額。留曲柄黃蓋。賜衍聖公孔毓埏以次日講諸經各一。免曲阜明年租賦。”孔廟的“九叩禮”，讓人不由聯想到半個月前康熙在明孝陵前的“三跪九叩”，由此亦可見康熙皇帝的良苦用心。論及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與影響，明太祖可能無法與孔子相提並論。但康熙帝在南巡途中對二者的拜祭，相似的決不僅是形式上的“三跪九叩”，更是實質上的對滿漢文化認同的訴求。一個是“萬世師表”的孔聖人，代表着對千年儒家文化的傳承;一個是開創有明一代基業的明太祖，代表着對前朝君主的優渥;正所謂殊途而同歸。
對於清初那批數量龐大的明代遺民來說，明孝陵確實有着異乎尋常的象徵意義。對孝陵的拜祭，其實就代表了對故國的追思。所以，在清初，自然會有那麼的人前去“哭陵”。所謂“孤忠遺老，於社稷淪胥之後，既倮然亡奈何矣。獨往往歌哭陵上，攄其志士之悲。”順治八年，顧炎武初謁孝陵，從此寓居在鐘山之下，自名“蔣山傭”，表明了自己要做明太祖守陵人的心志。此後的十餘年間，顧炎武一共七謁孝陵。“薄海哀思結，遺臣涕淚稠”，其謁陵時心境之悲涼，是後人難以真正體會的。在當時有相似心境的，又豈止顧亭林一人，他代表了那一整代的明遺民。“孤臣二十餘年淚，忍到今秋灑孝陵”，孝陵已經成爲那一代人寄託哀思和發泄情感的場所，也是已經滅亡的大明王朝的最後象徵。
在這樣的前提下，再來審視清帝的謁陵，就會發現其行爲本身的針對性是相當強的，其所指向的，正是那些謁陵的遺民們。清帝的謁陵，尤其是前期康熙帝的祭拜，據說上至“垂白之叟”，下至“含哺之氓”，“父老從者數萬人”，觀者如堵，聲勢浩大;而其恭敬謙卑的做法，更被譽爲“足超軼百代”。由此，不難想象清帝謁陵在江南社會起到的轟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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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熱鬧喧囂的背後，一些事情似乎已經無聲無息地發生了轉變。那些明遺民會發現，他們那片最後的“精神家園”似乎也不復存在了，因爲它已經成爲了新朝君主禮賢前代的場所。謁陵的主角也不再是他們這些“歌哭陵上”的“孤忠遺老”，而變成了前呼後擁、風光無限的新朝君主。不經意間，人們似乎已將自己的注意力由孝陵本身轉移到了謁陵的人身上。而對孝陵的拜謁，似乎也沒有了那種“長歌當哭”的悲情氛圍。“涕泗遺民在，悲歌隔世同”，明遺民的心境，在當時的人們看來似乎已經很遙遠了。
三、祭明陵是對“清承明制”的認同
在清代，對明太祖朱元璋的評價一直是非常高的。《清世祖實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十年正月)丙申，(順治)幸內苑，閱《通鑑》”，提出一個問題：“上古帝王，聖如堯舜，固難與比倫，其自漢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爲優?”范文程等人答道：“漢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屬賢君。”順治又問：“此數君者，又孰優?”陳名夏對曰：“唐太宗似過之。”順治帝並不認同這個看法，他說：“豈獨唐太宗!朕以爲，歷代賢君，莫如洪武。何也?數君德政，有善者，有未盡善者。至洪武所定條理章程，規劃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可見，順治皇帝對明太祖評價之高。康熙帝亦有相似的評價，在其第三次南巡祭拜孝陵時，親書“治隆唐宋”四字，並命江寧織造曹寅制匾，“懸置殿上，並行勒石，以垂永遠”。對明太祖的評價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後來他又進一步闡述道，“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緯武經文，統一方夏，凡其制度，準今酌古，鹹極周詳，非獨後代莫能越其範圍，即漢唐宋諸君誠有所未及也。”順康二帝在明太祖評價問題上口徑之一致，令人吃驚。
在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凡其制度，準今酌古，鹹極周詳。”同樣，順治皇帝給出的明太祖超越前代君王的理由，也是所定製度“規劃周詳”。既然明代制度如此完善，“鹹極周詳”，那清代理所當然要加以繼承了。這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清承明制”。對於這一點，清代的統治者是不避諱的。康熙帝就曾反覆提及“明太祖曠世英雄，超軼往昔，規模典章，我朝尚多徵據”，“朕觀明史，……我朝事例，因之者多”。
事實也確實如此。明代的典章制度到清代大部分都得到了保留，最主要的如中央不設宰相，以內閣作爲輔政機構，相權分歸六部;地方設總督巡撫;監察方面，中央仍設六科給事中，地方則是十五道;司法制度上仍是三法司，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而這些制度，主要創立於明初，由朱元璋一手釐定。
由此觀之，清代君主對明太祖的高度評價也就不足爲奇了：肯定了明太祖，其實就是肯定了明代，特別是明代的典章制度;而肯定了明制，就是肯定了與之相因襲的清朝自身制度的合理與合法性。從這層含義上推而廣之，也就不難理解康乾南巡時祭拜孝陵禮數之優渥、態度之恭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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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清帝歷次謁陵的祭文中，更是不厭其煩的闡述其“繼統”而非奪位的身份。順治元年，攝政王多爾袞遣大學士馮銓祭告孝陵的祭文中，就說道“茲者流寇李自成，顛覆明室，國祚已終。予驅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運以有天下，歷數轉移，如四時遞禪，非獨有明爲然，乃天地之定數也。”首先，強調明代的滅亡是“國祚已終”、氣數已盡;其次，申明清軍入關擊敗李白成的農民軍，是“驅除逆寇”，既爲明代報了深仇大恨，又維護了國家的統一。由此推之，則明清易代是理所當然、合情合理的了。康熙帝在其謁陵後所作《過金陵論》中說：“闖賊以烏合之衆，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馬阮以囂僞之徒，託名恢復，僅快私仇，使有明艱難創造之基業，未三百年而爲丘墟。”不僅再次強調農民軍纔是導致明朝滅亡的罪魁禍首，而且強調南明政權的無能與非法。因此清代纔會“受天眷命，紹纘丕基”。乾隆帝在其拜謁明孝陵時所作的詩中，說得更爲直接：“嬗謝都關天運乘，攘除非自本朝興。代爲翦逆當方革，豈是困危致允升。”一言以蔽之，闡述清朝的正統與繼承的合法，是清帝謁陵的一項重要內容。這個時候，祭文已經成爲一種政治宣講書;而明孝陵，則成爲一個絕佳的宣傳平臺。而事實也證明，這種委婉而巧妙的政治表述，比之前的軍事殺戮更行之有效。
四、結語
三百餘年後的今天，當人們再次審視清帝祭拜明孝陵的舉動時，應當肯定其積極效果是十分明顯的。清帝的謁明陵是其統治方針轉變的一個縮影，政策上由入關之初的軍事殺戮、強力鎮壓向訴求文化認同、消彌民族矛盾的轉變，很好地籠絡了人心，並進一步穩定了全國局勢，特別是在當初反抗最爲激烈的江南地區。其最有力的證據，就是曾經作爲故明象徵的明孝陵，在文人筆下逐步地轉變爲弔古鑑今的所在。“山河故國事全銷，黃屋青丘鎖寂寥”，面對孝陵，人們更多的感受是對王朝更替、時代興衰的感慨。“悵望寢園今寂寞，橐駝秋牧孝陵煙”，透露出的已經是歷史的落寞和時人的閒散;“寒雲無恙鎖鬆楸，共道興朝禮數優。仍遣中璫趨享殿，不教牧豎踐明樓。”此時的士人們主要做的，已經是對本朝和當今皇上的歌功頌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