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和絕大多數同行一樣，一開始我就相信兩個觀點：一是在中國，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纔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二是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後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以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並形成一條“中國歷史發展的週期律”。長期以來，我又感到這兩個觀點之間存在着難以解釋的矛盾：“真正動力”與“歷史發展的週期律”之間的矛盾。既然農民戰爭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就不應該形成“歷史發展的週期律”;既然出現“歷史發展的週期律”，就不能說農民戰爭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這個問題困惑我三十年。“文革”結束以後，我開始意識到思想在構鑄歷史中的巨大作用。我在研究“長江下游城市近代化”問題時，發現思想對城市近代化的作用。當年兩江總督張之洞委派兩位丁憂在籍的狀元陸潤庠和張謇分別在他們的家鄉蘇州和南通創辦近代工業。對這一項工作，陸潤庠和張謇具有不同的思想理念。陸潤庠志在做官，無意創辦近代工業，在蘇州應付一番，守制期滿，立即返京做官去了。蘇州仍然是“寓公”養老送終的好地方。張謇認識到創辦近代工業的重要意義，並將畢生精力用在南通近代化事業上。南通成爲當時中國的模範縣。
20世紀30年代常州近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大成紗廠現象也引起我的重視。
30年代，國內棉紡織工業面臨着整體蕭條。在地理條件遠不如無錫、南通的常州，大成紡織染公司卻成爲一顆明星，創造了奇蹟，帶動了常州城市的發展。1930年，劉國鈞集資50萬元，盤下了大倫布廠，改組爲大成，當年就獲利10萬元左右。從1930年到1937年，七年中股東紅利及職工分紅共支出100萬元;大成擁有的設備，紗錠從1萬枚增加到9萬枚，布機從260臺增加到3000臺，漂染設備從零發展到5000匹布。大成公司取得如此引人矚目的成就，關鍵在於經理人員思想的能動作用。總經理劉國鈞認爲：一個工廠要靠多出貨色、出好貨色、出比別人便宜的貨色，才能發達;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第一流的技術，第一流的管理，關鍵則在有人才。他出任總經理後，第一件事就是不惜重金聘請賢才。他毅然以每年5000元的高薪聘請一位知名專家主持工務。當時，5000元相當於大成的註冊資本50萬元的1%;相當於當時60個熟練工人的工資。
這一歷史事實，不能不引起我對思想作用的思考，到20世紀90年代，我參加《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審稿工作，解讀了許多專家的著作，我的思想認識又有了發展，逐步形成一種觀念：思想合力構鑄歷史。這解決了困惑我三十年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