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蘇區僅存瑞金、會昌、雩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縣的狹小地區，人力、物力極度匱乏，紅軍損失慘重，失去了在內線打破國民黨軍“圍剿”的可能。
毛澤東曾向“最高三人團”提出“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的建議。
具體計劃是將紅軍主力全部集中於興國方向突圍，攻萬安、渡贛江，經遂川以北的黃坳，走井岡山南麓，越過羅霄山脈中斷——萬洋山，迅速進入湖南境內。再攻靈縣、茶陵、攸縣，在衡山附近跨過粵漢路，到有農民運動基礎的白果一帶休整，補充兵員，爾後直取永豐，攻蘭田或寶慶。在這一地區消滅“圍剿”之敵後，返回贛南閩西。
理由很簡單，湖南中部一帶，敵人還沒有建成堡壘封鎖線，力量也比較空虛;如果紅軍主力打過去，威脅敵人的戰略要地長沙、湘潭、株洲，“圍剿”中央蘇區的敵人勢必回援湖南，這就有利於紅軍尋找戰機，在運動戰中殲滅敵人，從而變被動爲主動，扭轉戰局。
但博古、李德等人再次拒絕了毛澤東的正確建議，“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後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面對敵人步步向蘇區中心地域逼進，在兵日少、地日蹙的危急情況下，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開始考慮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的問題。這是關係到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是機密中的機密。只有李德和政治局常委五個人知道，甚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都沒有討論這個問題。毛澤東、朱德這些政治局委員，竟一點都不清楚。
許多年後，李德在《中國紀事》一書中回憶道：
突圍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祕密。只有保守祕密，才能確保突然行動的成功，這是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當時關於突圍的傳達範圍只限於政治局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其他人，包括政治領導幹部和部分高級幹部，只知道他們職權範圍內需要執行的必要措施。但是從9月初開始，中央紅軍的軍團已經陸續回到休整地點。9月底10月初，最後的決定作出後，這些軍團被調到待命地點，同時，向主要幹部進行了相應的傳達，而中層和基層幹部，不管是民政幹部還是軍事幹部，直到最後還不知道上面提到的政治口號以及關於蔣介石企圖大舉進攻的情況說明，出發前一星期，他們才知道其中的含義。
李德所說的不假。9月3日，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和政治委員聶榮臻在打完溫坊戰鬥後，奉命率部回瑞金待命。聶榮臻回憶說：
周恩來同志找我們單獨談話，說明中央決定紅軍要作戰略轉移，要我們祕密做好準備，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沒有說明轉移方向。
爲準備這次戰略轉移，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最高三人團”。其中，政治決策權在博古手中，軍事決策權在李德手中，周恩來的職責範圍僅僅限於監督軍事計劃的實施，實際上相當於“總參謀長”。開會時，他們不用翻譯。博古精通俄語;李德會講德、英、俄三種語言;周恩來英語最爲流利，法語、日語次之。他們用俄、德、英、漢四種語言，可自由地進行交談。
雖說“最高三人團”是臨時性的組織，但卻是統一指揮蘇區黨、政、軍、民一切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這樣，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實際上已經沒有了重大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的決策權，一切均由“最高三人團”說了算。撤離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如此重大的問題，自然也是由“最高三人團”研究後，一錘定音的。
隨着歷史的延伸，博古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這是一次重大失誤。正如1943年11月13日，他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時所談到的：
“長征軍事計劃，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政治錯誤。……當時‘三人團’處理一切。”
張聞天在《延安整風筆記》中也曾提到：
“當時關於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9月19日，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執行委員會主席的張聞天發出《關於邊區戰區工作給各省各縣蘇維埃的指示信》，對戰區、邊區在“萬一”失陷情況下的蘇區工作作了具體的佈置。
十天後，也就是9月29日，中共中央又以張聞天的名義在《紅色中華》報第239期上發表了《一切爲了保衛蘇維埃》的署名社論，指出：
爲了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我們在蘇區內部求得同敵人的主力決戰，然而爲了同樣的目的，我們分出我們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敵人的遠後方，在那裏發動廣大的羣衆鬥爭，開展游擊戰爭，解除敵人的武裝，創造新的紅軍主力與新的蘇區……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的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縮短戰線，集結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戰的勝利。四川紅四方面軍就是這樣取得了空前勝利。而在有些地方，由於敵人堡壘的層層封鎖線，使突破封鎖線轉移地區，保持紅軍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條件之下，繼續粉碎五次“圍剿”，成爲當時必要的任務，如鄂豫皖蘇區就是由於這種轉移，保持了實力，並取得了部分的勝利。
這個社論，實際上是中央紅軍準備實行戰略轉移的第一個公開信號。
至於爲什麼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是什麼、退到哪裏去等問題，始終祕而不宣。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所下達的一系列命令、指示、通知，對這個問題的解釋都是極其簡單和籠統的，對這次轉移的目的地，更是含糊不清，並多以“絕對祕密”爲由，嚴禁向幹部和部隊傳達，致使廣大指戰員毫無思想準備。到了月底，纔在政治局和中革軍委中進行傳達，以至許多高級幹部都不瞭解中央的戰略意圖。
時任中共中央組織局局長(不久又改稱組織部部長)的羅邁(李維漢)回憶道：
長征的所有準備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軍事的、非軍事的，都是祕密進行的，只有少數領導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個別環節，羣衆一般是不知道的。當時我雖然是中央組織局主任，但對紅軍轉移的具體計劃根本不瞭解。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情況，他們也沒告訴過我。據我所知，長征前中央政治局對這個關係革命成敗的重大戰略問題沒有提出討論。
1934年7、8月間，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圖對我說，現在中央紅軍要轉移了，到湘西建立新的根據地。你到江西省委、粵贛省委去傳達這個精神，讓省委作好轉移的準備，提出帶走和留下的名單，報中央組織局。他還說，因爲要去建立新蘇區，需要選擇一批優秀的地方幹部帶走，也讓省委提出名單。聽了博古的話，我才知道紅軍要轉移了。根據博古的囑咐，我分別到江西省委、粵贛省委去傳達。那時，江西省委書記是李富春，粵贛省委書記是劉曉。
事實上，就連這次戰略轉移行動的最高決策者博古和李德他們自己也是“叫花子打狗——邊打邊走”，都不清楚明確的目的地，當然其他的人也就不會知道了。
據說出發前，博古對這次重大的軍事戰略行動還是有些茫然，曾很認真地問李德：
“我們的目的地究竟在哪裏?”
而李德的回答竟是：
“我們首先需要突圍，至於突圍後到什麼地方去，說實話，我現在也不清楚，也許我們應該去找賀龍他們，或者去別的什麼地方。”
因此有人猜測，將去湖南，或者江西的某地，或者是雲南、四川、貴州，更多的人則認定是向西走。
理由很充分——就在兩個多月前，任弼時、蕭克、王震率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正是西征向湘鄂西地區轉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