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展陳結尾，一間黑洞洞的屋子。每隔12秒，會有一滴水從屋頂落下，一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的肖像在牆壁上閃現，瞬間又湮滅在黑暗之中。“滴答”的水聲，重錘一樣敲擊着每個參觀者的心——持續六個星期的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遇難，相當於每12秒，就有一箇中國人慘死在日軍屠刀之下。
這種慘絕人寰的殺戮，在南京城陷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在從淞滬戰場向南京進攻的途中，兩名日本軍官展開了一場“百人斬殺人競賽”，以先殺滿百人者爲勝。到攻入南京時，兩人一個殺了105名中國人，另一個則殺了106人。
這兩個殺人狂魔，一個叫向井敏明，一個叫野田毅。當時的日本媒體對這場“競賽”大肆宣揚，並留下了一張著名的合影。兩人並肩跨立，軍刀拄地，臉上掛着日軍式的驕橫微笑。這張照片冷酷殘忍的形象，成了日本侵略者最典型的標誌，也成了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深植在中國人的心頭。
“百人斬”血色凝結十年之後的1947年，這張讓人不寒而慄的合影被時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祕書的高文彬發現，隨即傳回國內。中國向駐日盟軍總部提出了追捕、引渡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要求，一場針對這兩頭嗜血野獸的國際抓捕開始了。
遠東軍事法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人民歷時14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終於贏來了勝利。
正義的審判緊隨着勝利的歡慶。9月2日，日本投降簽字儀式舉行過後，麥克阿瑟宣佈逮捕日本戰犯，東條英機等108名前日本軍政要人被宣佈爲甲級戰犯。
1946年1月1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舉世矚目的東京審判開始了。
代表中國出席的法官是時年42歲的梅汝璈，時任立法委員兼外交委員會主席、上海復旦大學教授；檢察官向哲浚，時任上海特區首席檢察官、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此外，還有楊壽林、方福樞、裘劭恆、劉子健等數位法學家出任助手。
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這也讓中國檢察官的舉證工作異常繁重。正式審判之前的1946年三四月間，早已投入前期工作的向哲浚頻繁回國蒐集證據，同時也物色既懂英文又熟悉法律的人充實力量。
一個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因此迎來了人生的重大機緣。他就是時年僅24歲的高文彬，中國現在唯一在世的東京審判見證者。
1945年夏，日本投降的時刻，高文彬在東吳大學獲得了法學學士學位。大學畢業後，他先後擔任國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刑庭書記官和上海老閘區區公所戶政股長。由於招架不住各方應酬，他很快就辭職了。就在這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語翻譯，東吳大學教授劉世芳把高文彬推薦給了向哲浚。
高文彬英語極好，直到現在仍能每天在電腦上和遠在美國的女兒用英語聊天。他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這裏是當時中國唯一一所除了大陸法以外還教授英美法的學校。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採用的恰恰是英美法系。
1946年5月16日，高文彬抵達日本，從盟軍專用的巴士上下來，步入設在原日本陸軍司令部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此時，法庭開庭已經13天。
“首批28名被告人被指控犯有55項罪狀，主要被歸結爲破壞和平罪、違反戰爭法規及違反人道罪。”高文彬說，“審理共經歷兩年半時間，開庭818次，受理證據4000多件。”
1948年11月12日，長達1200多頁的判決書終於出爐。28名日本人中，7人被處極刑——包括戰爭的發動者東條英機，手中沾滿中國人鮮血的土肥原、板垣徵四郎；另外21名戰犯分別被判無期或有期徒刑。
儘管出庭時間不多，但每天閱讀庭審記錄讓高文彬對審理過程瞭如指掌。起初他是作爲翻譯來到東京的，很快就被向哲浚任命爲祕書，協助蒐集、整理證據。
爲了蒐集更多戰犯的證據，高文彬一有空就到國際檢察處三樓的檔案室查資料——那裏集中了數不清的日本官方檔案、媒體報道、機密文件，浩如煙海。
1947年的一天，高文彬翻到了一份1937年12月的《東京日日新聞》，那份報紙刊登了一張大幅照片——拍攝於侵華日軍攻入南京不久，兩個面帶微笑的日軍少尉軍官拄刀而立。
高文彬略懂日文，但即便是完全不懂日語的中國人，也可以從那幅照片標題中的日文漢字明白其表達的意思：百人斬……競爭……兩將校。
待到完全看完這篇報道，高文彬的肺都被氣炸了。
報道的標題是《百人斬超記錄》，署名“記者淺海、鈴木發於紫金山麓”。文章這樣寫道：
以南京爲目標的“百人斬競賽”這樣少見競爭的參與者片桐部隊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兩少尉，在十日的紫金山攻略戰中的對戰成績爲一百零六對一百零五。十日中午，兩個少尉拿着刀刃殘缺不全的日本刀見面了。
野田：“喂，我斬了一百零五了，你呢？”
向井：“我一百零六了！”
兩少尉：“啊哈哈哈……”
結果是誰先砍了一百人都不去問了，“算作平手遊戲吧，再重新砍一百五十人怎麼樣？”兩人的意見一致了，十一日起，一百五十人斬的競爭就要開始了。
“當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樣被屠戮時，我的心都碎了。”高文彬說，“作爲中國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將他們處決。”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中國檢察官提供的南京大屠殺確證就達2400多件。每一件證據背後便是一個血淋淋的控訴。而由於日軍嚴密的消息封鎖，這些血寫的事實，高文彬也是直到東京審判時才得以知曉。面對一份份“不忍多讀、不忍多想”的血證，高文彬心中鬱結，義憤難平。《東京日日新聞》的這篇報道，無疑是侵華日軍暴行的又一鐵證。
但是，當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於南京大屠殺的舉證程序已經結束，這份證據已不能再呈送。而且，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軍銜很低，也不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資格。
如此殘暴的兩個殺人狂，難道就此逃過懲罰？
高文彬說，當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戰犯分爲A、B、C三個等級，國內通常譯作甲級、乙級和丙級。所謂A級是“對和平之罪”，即計劃、開始、實行侵略戰爭的犯罪，東條英機等人屬於此類，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理。B級是“通例的戰爭犯罪”，即違反戰時國際法的行爲。C級是“對人道之罪”，即指戰前、戰時的殺害和虐待。B、C級戰犯交由各國的軍事法庭審判。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註定要接受來自中國的審判。
高文彬隨即把報紙複印3份，一份留在檢察處辦公室，另兩份轉寄回國給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
那場喪絕人性的“百人斬競賽”在其發生10年後，終於被公諸於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