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萬四川人被震驚了、被激怒了，多方上訪，要求中央徹查。一場“驚天”的腐敗大案掀開帷幕的同時，一顆足以“動地”的定時炸彈也埋了下去：如何處理這筆鉅額虧損，成爲懸在中央面前的巨大難題，並且將成爲摧毀大清國的導火線。
100年前的那個盛夏，一場全球金融危機引發中國上海股市崩盤。而由於中國股市中特有的官商勾結、官場爭鬥、制度糜爛等諸多要素，這場單純的市場危機不但危害程度被無限放大，而且迅速轉化爲政治危機——違規入市且損失慘重的川漢鐵路陷入資金困境，並且就損失款的補償問題與中央持續發生矛盾，引爆了“保路運動”，成爲辛亥革命的先聲……本報專欄作家雪珥本期掃描這一鏈條的最關鍵環節：上海橡膠股災。1910年的盛夏，上海被籠罩在一片肅殺的嚴寒中。一頭巨大的熊，跨越大洋而來，熊掌橫掃上海灘。股市全面崩潰，錢莊票號紛紛倒閉，外資銀行損失慘重，僅以身免。那些越來越高的新建洋房，則成爲人們財富夢碎後的終結之地，創下了與時俱進、前無古人的自殺方式——跳樓。
“寰球同此炎涼”，這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不僅給大清國上了一堂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課，而且以其凌厲的掌風，一舉掏空了大清國的根基。
起風了……
暴利
春天的時候，這座城市彷彿服下了大補春藥，充滿了亢奮，如同周邊田野裏油菜花般燦爛。
這劑春藥，就是橡膠股票。
一家名爲蘭格志(Langkate)的橡膠公司，在上海的股市畫出了一道雄起的陡峭陽線，高聳入雲，全球矚目，引領大盤齊齊飆升。蘭格志股票面值僅100兩，卻迅速被拉擡過了1000兩大關：
3月2日——1080兩;
3月18日——1300兩;
3月21日——1600兩;
3月29日——1675兩……
在上海證交所(“上海衆業公所”，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上市的幾乎所有橡膠股票，都演繹了同樣的神話。而東南亞的橡膠企業，約有1/3在上海上市，大清國的上海，已經成爲全球橡膠資本市場的“發動機”之一。
受到熱捧，當然是有原因的。賬很好算：每一磅橡膠的開採成本爲1.6先令，而市場價卻在12先令，差額高達7.5倍，不追捧橡膠股票，還能追捧什麼呢?
橡膠的全球熱潮，起源於美國的產業升級。
1900年，也就是大清國正忙着鬧義和團的時候，汽車已經在美國開始大規模生產。而到了1908年，美國福特公司推出了著名的T型車，售價不足500美元，不久又下降到300美元，相當於一個美國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資。這不僅將汽車價格拉低了九成，將汽車從奢侈品變身爲大衆消費品，而且令美國迅速進入了汽車時代，汽車輪胎所需的橡膠一時成爲硬通貨，全球橡膠市場立即被蜂擁而入的資本擠得滿滿的。
於是那些熟悉中國市場的洋行大班們，紛紛投身這場圈錢運動。匯豐銀行、怡和洋行等著名公司中，都有高管不惜辭去高薪職位，開設自己的橡膠公司。在資本開始不斷加速的情況下，橡膠公司的“生產線”也開始加速：少數掌握資源的辛迪加公司，在馬來亞大量圈地，甚至連橡膠樹苗都還沒種下去，就將這些“橡膠園”分割轉賣給上海的新公司，收取現金，或者收取新公司提供的股票。
僅僅1910年6月，一個月內就有30種新的橡膠股票掛牌交易，捲走的資金量高達1350萬兩白銀，平均每家公司籌集到45萬兩的鉅額資金。這是一個令倫敦資本市場望洋興嘆、自愧不如的驚人業績。
一個名叫麥邊(George McBain)的英國人，此前開設過一家小小的外資公司——麥邊洋行，並不爲人注意。他開設了一家名爲蘭格志的橡膠公司，卻迅速地成爲上海股市的領頭羊。
麥邊是個成功的策劃高手，他在上海的中英文報紙上刊登大幅廣告以及“有償報道”，宣傳橡膠產業的光輝前景，其中有關蘭格志公司的經營狀況，則充滿了虛構的數據和承諾。他的第一步策劃，就是在各報發表了一篇數萬字的長文《今後之橡皮世界》，“彼時中外新聞記者，不知該著作者之別有命意，以爲將爲世界實業大放光明也，則亦著論以慫恿之”(清、姚公鶴的《上海閒話》)。曾經有稗官野史說，杜月笙如何幫助麥邊洋行“佈局”造勢，其實，當年小杜才20歲，還是個沒打開局面的“小開”而已，根本不具備爲外資公司託市的能力。
麥邊隨後協同外資銀行聯手做莊，先是從銀行悄悄地貸款出來，爲股東們每3個月發一次紅利，每股派紅高達12.5兩，這相當於票面價值的12.5%。隨後，這幾家銀行又宣佈可以接受蘭格志公司股票進行抵押貸款，營造出蘭格志股票“抗風險能力強”的表象，共同炒作。
巨大的利潤誘惑下，各種經紀和推廣機構，不惜進行大規模的誤導式宣傳，至少有3家公司在證交所追查後，承認自己有欺騙和誤導投資人的行爲，其中一家公司承認將“樹樁描繪成了橡膠”，另一家公司經查實，其僅有一半的土地上種植了橡膠樹。但本爲投機而來的大清國股民，根本不在乎這些。連位高權重的租界法院(“會審公廨”)法官關桐之，也要到處託人情才能買到一點兒橡膠公司的原始股。他後來說：“買進時30兩銀子一股，買進後股票天天漲，最高漲到每股90多兩。許多外國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門口，只要我肯賣，馬上簽字。” “代客買賣各種橡皮股份”，甚至已經成了不少洋行門外的招牌。
1910年3月中旬，Kota Bahroe橡膠置業有限公司(Kota Bahroe Rubber Estates Ltd)在上海發行新股、進行申購的第一天，股票原定的發行時間爲上午10時，但半夜就在排隊的人流，令銀行方面臨時決定提前開門。早上9：10時，第一單交易完成;一個小時後，原定的股票申購指標全部告罄，銀行不再接受後來者的認購。價值10萬兩白銀的股票，吸納了足足160萬兩的認購資金。
錢莊、票號等內資金融機構積極推波助瀾，紛紛降低貸款門檻，不僅給投機者提供信用貸款，還接受股票質押貸款，間接地參與炒股。錢莊自己也赤膊上陣，利用自己的信貸優勢，大發莊票(等於自己印鈔)，直接參與股票炒作。此後越來越多的中國錢莊、票號捲入，並且通過他們遍佈全國的經營網絡，吸納着中國各個角落裏的資金，形成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運動。
崩盤
資本市場永遠是強者的遊戲。就在所有人都在熱議着上海股市何時達到下一個高峯時(1910年6月)，面對全球的橡膠泡沫，作爲最大消費國的美國，突然宣佈了緊縮政策。
疾奔的牛突然變身成了熊，國際橡膠價格大跳水。倫敦橡膠交易市場上一片熊嚎，又造成以橡膠板塊爲主、綁定倫敦市場的上海股市全面崩潰。大清國的股民們剛剛見識了全球一體化的巨大好處，又開始吞下其巨大的苦果。
先得消息的外資銀行立即收緊資金，加大力度從各大本土錢莊中收回了貸款，造成了銀根進一步收緊。7月22日，違規入市、大肆炒作橡膠股票並被深度套牢的正元、謙餘、兆康三家錢莊先後倒閉，上海市面立即大爲恐慌。外資銀行見狀，爲免遭受池魚之殃，準備收回拆借給中國錢莊的所有資金，這等於是火上澆油。隨後，森源、元豐、會大、協大、晉大等錢莊相繼倒閉。
倒閉了的正元、謙餘、兆康三家錢莊，有一個共同的老闆：陳逸卿。
陳系錢莊是上海橡膠股票投機的主力。陳逸卿的算盤打得並不錯：利用自己掌握的資金和在老外那邊的關係，搶購股票後再加價賣出，應該是一門風險並不很大的短平快生意。這一生意越做越大，陳逸卿的資金鍊便開始繃緊。
在陳逸卿的資金鍊條中，有一家遠比花旗等外資銀行更爲強有力的後臺，這就是川漢鐵路公司(簡稱“川路公司”)。
這家國有企業雖然在兩年前改制成了商辦，但從管理層任命到企業的各項管理，都和國有企業沒有任何差別。施典章，一位曾擔任過廣州市市長(知府)的前官員，作爲被中央任命的川路公司CFO(“總收支”)，已經在上海坐鎮5年，負責盤活手頭的350萬兩鉅款，進行資本運營。
施典章是陳逸卿的最大靠山。在陳逸卿掌控的正元、兆康和謙餘三家錢莊中，施典章在正元的存款高達50萬兩，在兆康38萬兩，在謙餘達到25.5萬兩，三家合計爲113.5萬兩。而按照川路公司內部風險防範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錢莊存放，每一錢莊的存款上限不得超過15萬兩。此外，施典章還將另外一筆95萬兩的鉅款，也存入了陳逸卿擔任買辦的外資銀行利華銀行，實際上，從事後江蘇和中央的兩個專案組審查來看，這筆存款是私自放貸，與利華銀行無關。
施典章交給陳逸卿進行資本經營的公款，達到了200多萬兩之巨，佔到陳系錢莊發行莊票總額的1/3，在當時一片看多的風潮中，這不僅是陳逸卿最主要的準備金，也是他敢放手一搏的定心丸。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川路公司撐起了上海的橡膠股票泡沫。如果蘭格志股票能繼續保持上升的勢頭，施典章就能真正地“盤活”公款，名利雙收：不僅能爲公司“建功立業”，而且他自己在裏頭設的各種“老鼠倉”等，都將被掩蓋在政績的光環下。
但是，美夢的盡頭是一場夢魘。
救市
在正元錢莊停業的當日，上海市政府就將相關錢莊的有關人員及賬本等控制羈押。上海道臺蔡乃煌與商會人士緊急磋商，決心政府救市。7月18日，蔡乃煌攜商會會長(“總理”)周金箴乘坐專車前往南京，向上司兩江總督張人駿彙報請示，返途中又到蘇州向另一上司江蘇巡撫程德全請示。當時錢莊的信用已經崩潰，從外資銀行再借款的話，必須由政府出面進行擔保。張人駿立即電奏中央，北京隨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擔保錢莊從外資銀行借款，以維持市面。北京外務部將此救市決定照會各國駐華公使。
8月4日，匯豐、麥加利、德華、道勝、正金、東方匯理、花旗、荷蘭、華比等九家外資銀行，向上海借出了總數爲350萬兩的款項，錢莊則將相應數額的債票押給銀行，由上海道臺在債票上蓋章背書，作爲政府擔保，錢莊還款後債票交道臺註銷。這麼大筆的緊急借款，各外資銀行並未趁機收取高息，年息只有4釐，大大低於市場行情，等於是金融援助。但爲了防止“大清特色”的人亡政息，合同中特別約定了本項借款 “由現任道臺及後任道臺完全擔保”。
在出面擔保借款之外，清政府亡羊補牢，抓捕各犯案金融機構的責任人。8月17日，正元錢莊的股東陳逸卿被捕，但在美方壓力下，只能關押在“會審公廨”，美、英等國領事出面，以陳爲外商公司重要僱員，尚有許多未了事宜，不僅拒絕將陳引渡給中國方面，而且拒絕了中方提出在“會審公廨”共同提審的要求。
陳逸卿被捕後，雖然得到了美國人的庇護，被關押在更爲“文明”的會審公廨，但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他自殺身亡，據說是服毒。這下，包括施典章在內，很多人挽回損失的任何希望都破滅了。
10月8日，一個更大的打擊衝擊全國。
中國最大的錢莊之一、有着17家分行的源豐潤，此前似乎並未受到橡膠股票風潮的影響，突然倒閉，共虧欠公私款項高達2000萬兩。上海數十家工廠立即停工，30多萬產業工人頓時失業，形勢陡然變得十分嚴峻，報警和請示的電報雪片般地發往南京的兩江總督衙門和北京的軍機處。
源豐潤是上海灘最“牛”的錢莊，老闆嚴義彬不僅是個紅頂商人，而且“紅得透頂”：他的錢莊吸納了大量國有資金的存款，不僅包括海關關稅收入及定期支付給列強的戰爭賠款，甚至連由政府擔保、剛從外資銀行借到的股市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戶頭上。
大清國的對外賠款，一般都由各省分攤後，按時匯付到上海，集中後再統一對外支付。1904年，大清商務部(“商部”)就盯上了這筆國有資金，向慈禧太后打了個報告，說這筆國有資金閒着也是浪費，不如在支付給列強之前，先拿來生息，算下來每年可得近50萬兩，劃給商部使用，“實於商務大有裨益”。在官員們信誓旦旦下，老佛爺便同意了將這筆資金投向“殷實莊號”生息。表面看來，這是一樁官民雙贏的好事，但如何選擇“殷實莊號”、利息如何計算，就完全屬於經辦官員們“研究研究”的範圍內了。源豐潤就是被選中的主要“殷實莊號”。
更爲牛氣的是，純國資的海關收入，按規定應存在官銀號中，但海關銀號“源通”也是這位嚴總名下的資產。這樣又紅又專的錢莊，在危機中便儼然中流砥柱，而官員們也是以“維護老嚴就等於維護上海的穩定”這樣冠冕堂皇的理由，將公款儘量長時間地留在它的賬上。
問題是，“牛”透了的源豐潤卻已外強中乾：嚴總的另一錢莊德源，在股災中虧損嚴重，源豐潤的資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豐潤其實已經被蛀空。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強支付當期“庚子賠款”190萬兩的最後日期;但在還剩9天的時候，上海道臺蔡乃煌突然致電財政部(“度支部”)，說賠款專用的200萬兩白銀都存在各錢莊，無法提取，請求由大清銀行緊急撥銀200萬兩墊付。
度支部認爲，這是拿穩定市場作爲藉口，骨子裏是地方官們“罔利營私”，立即對蔡乃煌進行彈劾，並警告說“倘此次無銀應對，外人必有枝節，貽誤不堪設想”。一看可能惹出外交麻煩，中央被震怒了，立即下令將蔡乃煌革職，並命令兩江總督、江蘇巡撫等會同蔡乃煌，必須在兩個月內將所有經手款項繳清。
在中央的雷厲風行下，鉅額公款被提取，這等於抽乾了源豐潤的最後一滴血，它終於支持不住，轟然而倒。源豐潤的倒閉，連鎖反應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等於給全國帶來了一場經濟危機，其巨大影響遠遠超過橡膠股票，實際上從金融和經濟層面上，掏空了大清國的最後一絲元氣。
……
熊市掀翻上海股市後，川路公司半數資本金350萬兩幾乎損失殆盡。而這家鐵路公司最大的特點是，資金幾乎都是取自強行攤派到農民頭上的“租股”，都是百姓“一點一滴之膏血，類由傾家破產，敲骨吸髓而來”。
7000萬四川人被震驚了、被激怒了，多方上訪，要求中央徹查。一場“驚天”的腐敗大案掀開帷幕的同時，一顆足以“動地”的定時炸彈也埋了下去：如何處理這筆鉅額虧損，成爲懸在中央面前的巨大難題，並且將成爲摧毀大清國的導火線。一年後武昌城頭的一聲槍響，帝國土崩瓦解，而根源之一就是這橡膠股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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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謀製造的一夜暴富神話，使遠東金融中心上海首嘗投機的巨大機會與風險。
1886年德國人卡爾·本茨先生髮明瞭第一輛汽車之後，輪子開始代替人類的雙腿奔跑，種橡膠樹割生膠生產輪胎隨之成爲那個風起雲涌的時代裏衆人矚目的高科技產業。世界對橡膠的需求急速擴大，1908年，英國橡膠進口值爲84萬英鎊，1909年便增加至141萬英鎊;1908年美國橡膠進口值爲5700萬美元，次年即增加至7000萬美元。但受制於氣候、土壤及樹木的生長週期，橡膠的生產卻不能急速擴張，因此橡膠的價格就在上升通道里奔馳起來。
倫敦市場，1908年每磅售價2先令，至1909年底漲至10先令，1910年春更是達到12先令。在世界金融中心倫敦，人們對橡膠股票的炒作日漸升溫。
一夜暴富神話
東南亞是橡膠的理想種植地，由於離中國近，又有大量華人華僑分佈其間，因此，歐洲人在東南亞的橡膠園喜歡把總部設在遠東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以便融資。早在1903年，英國人麥邊即在上海開設了一家以經營橡膠園爲主業的蘭格志拓植公司。到1910年，在東南亞開發橡膠的公司達122家，其中總部設在上海的達40家。一些洋行在門口高掛“代客買賣各種橡皮股份”的牌子，吸引各路人等前來炒作。
這些公司魚龍混雜，有的已在當地購買了橡膠園，只需等待出膠甚至已經開始出膠;有的剛剛購買土地，樹苗還沒種下去;也有的根本沒去過東南亞，只是在地圖上找了幾個名字，就開始在上海招股。他們一般都是先取得駐上海的外國銀行的支持，然後在報紙上大做廣告，極力宣傳公司的美好前景，並聲稱它的股票可以在外國銀行按票面價值押借現款，從而不僅贏得上海華商的信任，連在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大量捲了進來。
洋人不停地把倫敦的市場行情傳播到上海：一家公司發行100萬英鎊的股票，結果半小時即告售罄;一種面值10元的股票，最高時漲到180元;另一種面值100元的股票，最高時漲到700元。這類行情極大地刺激了上海投資者的信心，從而推動上海橡膠股票的瘋漲。宣統元年12月1日，蘭格志公司的股票爲920兩，到次年2月19日便上漲至1675兩，另一家橡膠公司地磅公司的股票宣統元年1月10日是25兩，一個半月後即漲到50兩，不少人實現了一夜暴富的神話。
在如此利好的刺激下，有些人甚至還沒弄清橡膠爲何物，就已投身這場股票大潮。當然，這場大潮中的弄潮兒，要數上海的銀錢業——錢莊與票號。而其中的佼佼者，當屬正元錢莊陳逸卿、兆康錢莊戴嘉寶、謙餘錢莊陸達生。陳逸卿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外商利華銀行的買辦，自己開有慶餘洋貨號、正元錢莊，又在兆康錢莊參股;兆康錢莊的大股東戴嘉寶是德商裕興洋行的買辦。
他們都自詡消息靈通，對倫敦的市場行情先知先覺，前前後後發出莊票600萬兩，以收購股票。所謂莊票，是由錢莊簽發的載有一定金額並由其負責兌現的一種票據，分即期和遠期兩種，即期莊票見票即付，遠期莊票到期付現。
一般而言，講信用而有實力的錢莊發出的莊票在百姓中接受度很高，甚至可代替現金在市面流通。到19世紀60年代，錢莊同外國在華銀行建立了資金融通關係，開始以莊票作抵押，向外國在華銀行拆借資金，於是莊票就成了錢莊同外國在華銀行建立資金拆借關係的工具。三家錢莊發出莊票達600萬兩之巨，負債率已經極高，他們卻仍嫌不夠，又向有往來的錢莊森源、元豐、會大、協豐、晉大等調劑頭寸。
在錢莊的示範之下，商家、個人也紛紛加入到炒股大軍中來。因爲貪圖高利，很多人抵押了房產、首飾、衣物尤嫌不足，又向錢莊貸款，而錢莊爲迎合這股風潮，又發明了一種新的抵押貸款方式，即商家、個人可以用買來的股票做抵押，貸出款來，又去買新股票，然後再來貸款，再去買股票。而錢莊之所以如此大方，無非是因爲覺得“此項股票遠勝現金”。甚至有部分自詡視野開闊的人，覺得在上海買還不夠，又兌款去倫敦買。
華商在這輪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場的資金在2600萬至3000萬兩之間，投入倫敦市場的資金約1400萬兩左右，兩地加起來達4000萬兩之巨。在瘋狂的炒作中，上海的資金幾乎完全被凍結，其他行業已經很難得到資金，這個遠東最大的金融中心已無金可融。
倫敦市場的衝擊波
1910年6月，倫敦市場行情暴跌。消息傳來，橡膠股票行情一路狂泄。原值1675兩的蘭格志股票跌到105兩。而洋人、洋行得消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積大量股票的華商成爲買單者。陳逸卿損失200餘萬兩，戴嘉寶損失180餘兩，陸達生損失120餘萬兩。7月21日，正元、謙餘錢莊率先倒閉，22日，兆康、森源錢莊關門，23日，元豐繼之;24日，會大等三莊又繼之。
捆綁炒股的八家錢莊也相繼關門歇業，引起全市銀錢業的極大恐慌。八家錢莊倒閉後，所欠上海外國銀行莊票139餘萬兩無法歸還，外國銀行便揚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給上海銀錢業的款項。《國風報》報道：“錢莊裏的華商資本完全枯竭，各銀錢業之間也完全無法通融”，上海金融業面臨崩盤的危險。
爲挽救危局，上海道蔡乃煌會同上海商會總理周金箴於24日晚星夜馳往南京，拜見兩江總督張人駿，回程又去蘇州拜見江蘇巡撫程德全，請求他們向朝廷奏明上海的危機並設法加以挽救。
朝廷的旨意還沒有下來，源豐潤票號的老闆嚴義彬偕劉安生又來找蔡乃煌，希望上海地方政府趕緊採取措施，維持市面。無奈此次風潮影響面太廣太深，僅嚴義彬與劉安生合開的德源錢莊，在投機中就虧損200萬兩，損失額已與倒閉的正元錢莊相當，只因有了源豐潤的竭力支持，才得以不倒。
可是，處於倒閉邊緣、急待救助的何止德源一家!蔡乃煌認爲，嚴義彬、劉安生“皆浙省著名鉅富，倉卒來求……雖有貴重產業，一時無可抵用，倘不出而維持，必至牽連歇業”，使上海銀錢業雪上加霜。7月27日朝廷下旨：
張人駿電奏上海正元、兆康、謙餘三家錢莊同時歇業，債務糾葛，滬局岌岌，籌議大致辦法等語，着即按照所籌各節妥爲辦理。並飭上海道將善後事宜悉心籌畫，慎防流弊，以維市面，而定人心。
於是，蔡乃煌收了嚴義彬、劉安生價值300萬兩的地契、股票之後，出面與匯豐、荷蘭、花旗等九家外國銀行訂立“維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萬兩，另由道庫撥借官銀300萬兩，存放在源豐潤、義善源，終於使市面暫時得以穩定。
清政府舉止失措
每年9月，朝廷要支付庚子賠款，按例上海道應承擔190萬兩，這筆款子平時由上海道經手存放於資本雄厚而信譽卓著的源豐潤、義善源錢莊。但1910年的9月，離正元等錢莊倒閉尚不足兩月，市面銀根吃緊，而上海官庫又將官銀拿去救市，早已“庫空如洗”，無法調劑，因此蔡乃煌上奏朝廷，請求從大清銀行撥銀200萬兩墊付。
由於蔡乃煌在前述貸款過程中“稍分利潤”，中央的資政院、度支部等處官員們出於各種理由開始譴責蔡，指出上海道爲借款作擔保違反了“商借商還”的原則，認爲蔡在上海收購《時事報》《申報》的過程中也有很多問題。
度支部左侍郎陳邦瑞乘機挑動江蘇巡撫程德全參劾蔡乃煌。巡撫參道臺，自然一參一個準。朝廷頒旨，斥責蔡乃煌接管道庫以來“屢以週轉不靈，請部接濟”，這次又“以市面恐慌爲恫嚇，以還期迫促爲要求”，實則是“罔利營私”，“不顧大局”，將其革職，並勒令兩個月以內“將經手款項繳清”。
蔡乃煌接到朝廷的革職令，又羞又憤，向源豐潤等錢莊火速追還官款。10月7日，外國銀行突然宣佈拒收21家上海錢莊的莊票，8日，源豐潤應聲而倒，虧欠公私款項達2000餘萬兩，它在北京、天津等地的17家分號也同時歇業。
《東方雜誌》報道：源豐潤天津分號歇業，天津總商會不得不幫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隸四家銀行借銀100萬兩以穩定人心。
義善源是上海銀錢業的另一支柱，它的大股東是李瀚章的兒子李經楚。李經楚任交通銀行第一任總理時，幫理是袁世凱的親信樑士詒。1910年底，盛宣懷就任郵傳部尚書，爲了奪回被袁世凱搶去的權、利並打擊樑士詒的勢力，祕查樑士詒在交通銀行經手的帳目。
當源豐潤倒閉時，李經楚曾向交通銀行借款287萬餘兩，幫助義善源渡過了危機。聽說盛宣懷查帳，李趕緊將交通銀行借款歸還，導致義善源上海總號僅剩現銀7000兩。命懸一線的義善源試圖用手中所持有的上海各企業的股票向上海道借銀10萬兩，卻爲新任道臺劉燕冀一口拒絕。1911年3月下旬，義善源計無可出，只得宣佈倒閉。
這次金融風潮真正暴露的是清朝末年古老的管理體制已不能適應近代經濟的發展。在投機狂潮中，政府沒有對瘋狂的投機採取一點措施，股票暴跌後，先期倒閉的正元等錢莊還只是中等規模，雖然對上海市面造成衝擊，但衝擊力畢竟有限，如果此時能妥爲籌劃，風波仍在可控制的範圍之內。
一方面外國銀行釜底抽薪，另一方面朝中大員不懂現代經濟的管理，爲了權力的傾軋竟置經濟發展的大局於不顧，而蔡乃煌爲了個人泄憤，竟存心逼倒源豐潤以還朝廷顏色，盛宣懷更是爲了與樑士詒爭權而間接逼倒義善源，使錢莊倒閉之風幾乎無法遏止，最後共倒閉錢莊48家，超過了上海錢莊總數之半。
當時的《時報》評論說：“此時財界擾亂已達其極，一般社會鹹被其災，於是全國乃宣告破產矣。”
義善源破產後7個月，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果真破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