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親蠶地點的變化是怎麼樣的?其實從親蠶地點的選擇能夠反映一個朝代的思想觀念，大致可以劃分爲三個時期，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1.從北郊到東郊、西郊
周代親蠶於北郊。在傳統的陰陽觀念中，北方爲陰爲幽。《禮記·檀弓下》載：“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從中可以看出周代主導女性親蠶於北郊的主要是陰陽觀念。
西漢親蠶於東郊。關於西漢親蠶於東郊，當時的典籍中無直接記載，然而白坤先生通過對王政君太后親蠶記載的分析，並結合漢代的禁苑的分佈，認爲西漢親蠶於東郊並非妄言。故而《宋書·禮志》記載“漢則東郊”中的“漢”指的就是西漢。
西漢爲何親蠶於東郊?時人無論，北宋認爲“漢蠶於東郊，以春桑生也”。因爲東方五行屬木，四季屬春，春天桑樹生長，所以親蠶於東郊。
由此觀之，西漢親蠶於東郊主要是因爲五行觀念。東漢、晉、東吳、劉宋爲西郊。晉、劉宋親蠶於西郊記載明確，東漢親蠶於西郊亦見於史料，只是東吳親蠶於西郊稍有疑問。
《隋書》載：“吳韋昭制《西蠶頌》，則孫氏亦有其禮矣。”韋昭仕東吳，且東吳丁孚曾著有《漢儀》記述東漢一朝的禮儀，所以東吳有條件舉行親蠶禮，且沿襲東漢親蠶儀，其親蠶的方位爲西郊。
晉朝親蠶於西郊亦是沿襲東漢。劉宋因爲是沿襲晉朝的親蠶禮，所以《宋書》在記載晉朝親蠶禮後道：“宋孝武大明四年，又修此禮。”
東漢爲何親蠶於西郊?《白虎通》解釋道：“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西方少陰，女功所成。”
晉朝爲何親蠶於西郊?《晉書》：“於是蠶於西郊，蓋與藉田對其方也。”
東漢和晉朝對之所以選擇西郊的解釋看似不同，實則都是從陰陽對立、男女對應的角度出發。
綜上所述，東漢、晉朝之所以親蠶於西郊主要是因爲陰陽觀念。周代親蠶於北郊是由於陰陽觀念，西漢親蠶於東郊是由於五行觀念，東漢和晉親蠶於西郊又是由於陰陽觀念。總而言之，從周朝到晉朝親蠶地點的選擇主要受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
2.北郊與西郊並存
南北朝時期北郊與西郊並存。南朝劉宋時期依舊親蠶於西郊，已在前文論述。北朝普遍親蠶於北郊，且呈現出向周代迴歸的傾向。最早出現向周代迴歸傾向的是三國時期的曹魏。
曹魏在正月親蠶，然而周代親蠶於季春三月，親蠶時間與周朝不同。整體而言，曹魏的親蠶禮是模仿周代而制定。
北朝親蠶禮由北魏開始，北魏親蠶於北郊。北魏親蠶禮創制於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首次實踐爲景明四年三月，可見北魏王朝親蠶的方位亦是在北郊。北魏親蠶於北郊是繼承周代親蠶禮的方位。
宣武帝建立親蠶禮的來源有二：“周宣”和“漢祖”，也就是“宗周舊制”和“漢家故事”。
然而“漢家故事”爲東郊和西郊，只有“宗周舊制”是北郊。且北魏籍田於南郊，符合“宗周舊制”，所以北魏親蠶禮的地點應是繼承周代。
北魏之後的北周、北齊和隋亦是親蠶於北郊。此三個王朝親蠶禮同見於《隋書》，雖然僅明確記載北齊和隋親蠶方位爲北郊，然而根據體例和上下文聯繫可推知北周亦是親蠶於北郊。從曹魏到北魏再到北齊、北周和隋，爲何會向北郊迴歸?
揣度其可能原因有三：一是東漢末年儒學的興盛。東漢末年儒學大盛，涌現出馬融、鄭玄等一批儒學大師，積極對經文進行註解闡釋，代表有鄭玄對“三禮”的註解。
從學林延及政治，便是以周代爲藍本的傳統政治的復興。曹魏統治者生於漢末，深受影響，因此在創制親蠶禮時自然“依周典”。
二是爭奪中原文化的正統。無論是曹魏所屬的三國時期，還是北魏所屬的南北朝時期都是亂世，羣雄割據，諸侯並起。此時王朝的正統性就顯得至關重要。
三國時期，蜀漢以漢朝正統自居，而曹魏若想壓過蜀漢，只能向漢朝以前的周代尋求。北魏是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王朝，亦需來自中原文化的支持。所以在祖先方面他們認爲自己是黃帝的後裔，在典章制度方面積極向漢族文化靠攏。
三是北齊、北周和隋沿襲前一王朝的規定。北魏後來分裂爲東魏和西魏，東魏後來被北齊代替，西魏被北周代替。所以北齊和北周的禮制可以看做是直接繼承了北魏。
然而並非一成不變的繼承，比如親蠶的車輿北魏與北齊北周不同，蠶神北齊爲黃帝、北周爲西陵氏，又各不相同。但是在親蠶地點上沒有做改變。隋朝脫胎於北周，其繼承了北周的一些制度。
3.從郊外到內苑
從唐到清親蠶地點發生了從郊外到內苑的轉變。這一轉變過程有兩個趨勢：一是從個體上，一個王朝內部有從郊外到內苑的趨勢;二是從整體上，從唐到清的親蠶地點有一個從郊外到內苑的趨勢。
從個體上來看從唐到清的每一王朝內親蠶地點有一個從郊外到內苑的趨勢。
唐代親蠶地點先郊外(或北郊或西郊)後爲內苑。史書記載了唐朝舉行過十一次親蠶禮，其中前十次親蠶於郊外，最後一次肅宗張皇后親蠶於內苑。
宋代親蠶的地點，最初真宗朝議定爲東郊，而仁宗實踐卻是在禁苑。神宗時期重新規定在北郊，然而徽宗時期親蠶卻是在延福宮。宋朝親蠶地點雖稍有波折但是最終親蠶于禁苑。
唐宋時期爲何會親蠶于禁苑?史書沒有記載其原因。唐肅宗張皇后親蠶於苑中究其原因很可能與此時安史之亂未平、時局動盪有關。
宋朝親蠶于禁苑，一方面是有唐朝的先例，另一方面是宋朝“富裕階層”女性的活動空間受到了限制。此後元朝應規定親蠶於東郊，但整個元朝並未有關於親蠶禮實踐的記載。明朝親蠶地點先爲北郊，後爲西苑。
明朝親蠶禮正式創始於嘉靖九年。嘉靖九年正月都給事中夏言奏請創制親蠶禮，嘉靖皇帝同意後“作先蠶壇於北郊”，並且緊接着於該年三月張皇后舉行了親蠶禮。可見最初明朝親蠶禮的位置規定爲北郊。
然而嘉靖十年之後卻親蠶於西苑，這期間頗有一番曲折。起初夏言主張親蠶於北郊時，受到了霍韜等人的竭力反對，其主要是站在“男主外、女主內”的角度來思考問題。
嘉靖皇帝大怒，將霍韜下獄治罪。嘉靖十年二月，禮臣又以“先蠶殿工未畢”爲由建議遣官行禮，皇帝依舊未允許。最後嘉靖皇帝以“皇后出入不便”爲由，將先蠶壇改建在了西苑，正式確定親蠶於西苑。
與之相應的是明朝親蠶地點的實踐也經歷了從北郊到內苑的過程。明朝親蠶禮最早的實踐在洪武二年二月，皇后親蠶於北郊。
明朝親蠶禮自嘉靖九年正式創制後明確記載舉行過四次，其中除了嘉靖九年三月丁巳親蠶於北郊外，嘉靖十年四月丁巳、十一年三月己巳和十二年三月己巳皆親蠶於內苑。
在明朝親蠶地點從北郊到內苑的變化過程中，對女性的道德要求束縛了女性的活動空間。清朝於乾隆七年八月正式創制親蠶禮時規定親蠶於內苑。然而在雍正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先蠶壇的營建，且建於北郊。然而逮至乾隆皇帝創制親蠶禮時，卻選擇了親蠶於內苑。
清朝親蠶於內苑的理由主要有三：郊外道遠，水源不通，前朝可鑑。在這三條理由中最重要的理由還是唐、宋、明都曾親蠶於內苑。從整體上來看從唐到清的親蠶地點有從郊外到內苑的趨勢。
這個趨勢可以從禮制規定與實踐兩個方面對比的動態變化中顯示出來。
這一轉變過程可以劃分爲四步：第一步：唐朝規定爲郊外，實踐以北郊爲主。第二步：宋朝規定爲郊外(東郊或北郊)，實踐以禁苑爲主。第三步：明朝先規定爲北郊後爲內苑，實踐以內苑爲主。第四步：清朝規定爲內苑，實踐皆是內苑。
通過這四步，封建王朝關於親蠶禮的地點不論是在禮制規定還是在實踐上，都完全從郊外轉變到了內苑，婦女的活動範圍進一步被壓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