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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時期人們的識字率有多高?爲何會出現這種情況?

來源:飛飛歷史網    閱讀: 3.01K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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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起源於漢民族先民的刻畫記號與原始繪畫。接下來小編就帶來歷史故事,一起看看吧!

倉頡造字成功,驚天地泣鬼神,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文字屬於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奢侈品,普通人與之絕緣,知識的載體——文字屬於貴族壟斷產物。春秋時代,隨着破產貴族越來越多,逐漸開始有人將家裏掌握知識傳播出去,於是“文人階級”出現,知識慢慢走向平民。

從春秋至漢代,經過諸子百家的洗禮與數百年的發展,到漢朝時中國識字率有多高?考古發現漢代竹簡,或許就揭開了真相,遠比我們想象的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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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在內蒙額濟納河流域的居延地區,在漢代烽燧遺址中出土簡牘一萬餘支,後被稱爲“居延漢簡”,被譽爲二十世紀中國檔案界的“四大發現”之一。

居延烽燧遺址,始建於西漢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廢棄於東漢末年,歷史上曾起到維護河西走廊暢通、保證漢與西域交通、切斷匈奴與羌聯繫的戰略作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烽燧。秦漢時期,中國北方疆域並不以明長城爲界,在明長城之北還有新秦中等領土,所以漢代烽燧遺址纔會出現在內蒙古。

按照漢朝烽燧制度,一般烽燧駐守戍卒不到十人,居延烽燧基寬2.5~2.8米、高3米,與尋常烽燧沒什麼區別,因此居延烽燧駐守人數大約不過十人。但不到十人的烽燧,卻在兩百餘年中積累了一萬多支漢簡,顯然極不一般。

學者整理解讀之後,發現居延漢簡記載的內容,絕大部分爲漢代邊塞上的屯戍檔案,一小部分是書籍、歷譜和私人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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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時期人們的識字率有多高?爲何會出現這種情況?

居延漢簡的內容,大致可以歸納爲四條。

1,戍卒日常勞作的記錄《日跡簿》,武器裝備登記的記錄《守備器簿》,糧食發放的記錄、衣物存放的記錄等。

2,蒙學書如《倉頡篇》、《急就章》等以及“九九表”。

3,數量頗多的習字簡,是書寫練習的遺存。

4,個人債務的記錄、私人信件等。

日常工作記錄,蒙學書籍,練字竹簡,私人“日記”.......說明居延烽燧中有識字的人,有正在學習識字的人。

不過,居延烽燧畢竟是200餘年積累,且孤證不立,單獨一個居延竹簡還缺乏說服力。建國之後,考古專家又相繼發現多個漢代烽燧遺址,比如花海漢代烽燧遺址、甲渠候官遺址、甲渠塞第四燧遺址和肩水金關遺址等,出土數萬枚漢簡,其內容有詔書、簿籍、甲子表、書信、《倉頡篇》等。

顯然,漢代駐守烽燧的小團隊中,至少有一人識字,以記錄日常工作,接受上級命令等。而且,蒙學作品《倉頡篇》的反覆出現,說明烽燧軍官愛學習,而愛學習的動力,或許就是漢代軍人升職需要識字的嚴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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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漢簡的出土,顛覆了我們對漢代軍人的認知,原來漢代軍人、至少基層軍官並非大老粗,雖然未必能夠賣弄文字,但至少略通文墨,識字率不會太低。

軍中如此,民間如何?《漢書藝文志》引錄漢代法律,指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職責:“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可知漢代“民”上書的普遍。

《史記外戚世家》記載了一位普通人的識字案例。漢文帝的皇后姓竇,普通家庭出身,父親清貧垂釣,不幸墜河溺亡,留下二子一女,其中弟弟竇廣國“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呂太后時,竇氏以良家子身份入漢宮伺候呂太后,後因緣巧合成了漢文帝的皇后。而竇廣國被拐走之後,“傳十餘家”,又被轉賣十餘家挖煤,二十歲時煤礦坍塌,死了很多人,礦主在當地待不下去了,就將竇廣國一起遷居到長安。竇廣國來到長安後,聽說竇皇后新立,出身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於是“上書自陳”。竇廣國成爲奴僕期間,相比主人不會教他認字,那麼應該就是四五歲之前識字的。

漢朝時期人們的識字率有多高?爲何會出現這種情況? 第2張

漢朝時皇權還不像後世高不可攀,經常有平民上書。

漢文帝時,少女緹縈直接上書皇帝,“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緹縈是神醫淳于意女兒,爲了救父上書皇帝,這就是緹縈救父的故事。

漢武帝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司馬遷記載的卜式,原本只是一位牧童。

漢昭帝時,河南太守魏相得罪霍光,受到迫害,“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

漢宣帝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這是社會下層人士識字足以上書的例證。漢宣帝幼時被關在監獄,稱帝之後,監獄工作人員上書報功。

王莽時期,“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這一說法或許有些誇張,但其中必然存在不少普通民衆。

儘管無法判斷“民”上書的訴狀是不是他們自己所寫,但一旦上書成功,往往都會被召去問詢,甚至還要再登記一些材料、簽字畫押什麼的,因此請別人代書的可能性不大。

通過史料與考古材料,基本可以判斷漢代普通人的識字率並不低,甚至要超出我們的想象。中國人民大學明德書院院長王子今感慨,“許多事實告訴我們,由於民間教育的普及,這一比率(漢代識字率)是相當可觀的。”

那麼,在沒有紙張、書籍奇少的年代,漢代識字率爲何如此高呢?《四民月令》等文獻記載,漢代已有“鄉村小學”,但教學時往往會避開農忙季節,又有“貧子冬日乃得學書”的說法,確保了較高的入學率。可見,漢代民間基礎教育的普及,和靈活的入學時間,或許是漢代保證較高識字率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就以漢代識字率這一點管中窺豹,三國、五胡亂華、南北朝的亂世,對中華文明負面影響之大超出想象,或許這數百年的分裂,不僅改變了政局、民族、經濟等,還讓華夏很多優良傳統遭到摧殘,乃至斷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