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其影響大致可以分爲下列幾點，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戰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楱應改爲榛)，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爲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幾乎包括整個黃河中下游，一片荒涼。杜甫有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裏百餘家，世亂各東西”。這說明經過戰亂，廣大人民皆處在無家可歸的狀態中。
安史之亂，削弱了封建集權，爲封建割據創造了必要條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此後安史餘黨在河朔形成藩鎮割據。當史思明之子史朝義從鄴城敗退時，唐遣鐵勒族將領僕固懷恩追擊，僕固與唐王朝有矛盾，爲了私結黨羽，有意將安史舊部力量保存下來，讓他們繼續控制河北地區，使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後改名李寶臣)據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懷仙據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領節度使之職。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三鎮逐漸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於一身。以後其他地區，如淄青(今山東淄川、益都一帶)李正已，宣武(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
但是，根據歷史學家張國剛研究藩鎮的專著《唐代藩鎮研究》，唐朝後半段的大部分時期裏，絕大部分藩鎮不割據，只有河朔等極個別藩鎮割據;即使割據藩鎮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而且割據藩鎮也曾解除割據。唐末黃巢之亂時，纔出現普遍的藩鎮割據。
由於戰爭，造成勞動力嚴重不足，統治階級不得不增加稅收，使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農民和地方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後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反叛，形成唐中葉農民叛亂的高潮。安史之亂後，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潼關和虎牢關之間，幾百裏內，僅有“編戶千餘”，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餘戶，驟降至二百戶以下。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唐憲宗元和年間，由於政令不及，稅收只能徵自東南八道(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在方鎮統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賦”，如田承嗣在魏博鎮“重加稅率”，李質在汴州搞得地區“物力爲之損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鎮的橫徵暴斂，終於激起了農民的不斷武裝叛亂，代宗一朝，全國各地叛亂四起，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發生於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的浙東袁晁之亂，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亂，以及同期的蘇常一帶的張度之亂，舒州楊昭之亂，永泰年間(公元765年)邠州之亂等等。這些叛亂雖說很快就被鎮壓，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安祿山亂兵一起，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人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數十年後，約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自兩晉南北朝是就已經開始，在安史之亂後，北民南遷的狀況越來越明顯，致使經濟中心進一步南移。安史之亂對北方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南方相對較爲穩定，北方人口的南遷，帶去了大量的勞動力，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南方經濟日益超過北方，南北經濟趨於平衡。
753年前後，正是唐朝經營西域的全盛時期，但是此後隨着國內政局的的劇烈變化，唐朝在西域的勢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峯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寶十四載)，唐朝國內爆發了有名的安史之亂，由唐朝蠻族將領安祿山、史思明率領的東北邊疆叛軍長驅南下，攻陷東、西兩京，唐玄宗愴惶逃出長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兒子肅宗在靈武繼位之後，調集西北邊軍勤王平叛，守衛西域的安西、北庭節度使屬下的邊兵也被大批調往內地。
756年(至德元載)有三支西域唐軍被調回內地，其中李嗣業、段秀實率精兵五千，安西行軍司馬李棲筠率兵七千，馬磷精兵三千，三支軍隊共一萬五千人返回鳳翔，參加了收復長安的戰爭，以後在此基礎上組成了戰鬥力很強的鎮西北庭行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