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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相在兩宋政治中並非罕事宋之權相，始於蔡京而終於賈似道”，其間還有秦檜、韓侂冑、史彌遠。兩宋十多位皇帝中，宋理宗應該是對權相認識最深刻的一個。若依其出身，本應完全與皇位無緣，只因原定的皇位繼承人得罪了權相史彌遠而遭罷黜，鄉野小民趙昀才得以成爲理宗皇帝。
理宗進入皇宮之前對權相的翻雲覆雨已有所領教，登上皇位之後，則更是充分認識到了權相的威力。對內外朝政，史彌遠可謂是一手遮天。可以說，理宗對史彌遠的感情是非常複雜的，一方面，沒有權相史彌遠，就沒有理宗皇帝;另一方面，就因爲有權相史彌遠，才使得理宗只能“淵默十年無爲”。
爲報答史彌遠的恩情，理宗可以讓他安享身後尊榮甚至蔭及子孫，但對於皇帝來說，再大的恩情也不能成爲任憑君權旁落的理由。因此可以說，理宗對權相政治有着異乎常人的認識。也正因如此，纔會親政伊始即開始所謂的“端平更化”，而“更化”的主要內容就是在宰執任免上的一系列變革。變革的主要內容，一是撤換史彌遠的親信，二是變更丞相的任職方式，改獨相爲並相。其意圖，前者在於肅清前權相的影響，後者在於斷絕後來者因獨相而走向權相的可能。應該說，這方面的改革進行得頗爲順利，連理宗的老師鄭清之也因“端平入洛”失利而喪失了丞相之職，儘管時隔不久又被任命爲左丞相，但同時又任命了右丞相喬行簡。其意圖很明顯，就是想在左右兩丞相之間達成平衡，消除獨相專權的可能。
若左右兩丞相影響力對等，其中任何一人都無法獨享權力，自然可以相互制衡，鄭清之與喬行簡同時居相就是這種情況。但並相也有它的問題。鄭、喬二人在朝廷三十多年的權相專權之後，已經明顯不習慣左右二相協調政事，無法分清究竟應由誰來負責。朝臣們多認識到了因二相職責不明、遇事推諉、效率不高等問題導致整個朝廷無所適從的現狀。
理宗決定並相的目的本在防範一相獨大、權相政治的重演，但爲效率考慮，不得不申明以鄭清之爲主，而以喬行簡爲輔。二相之間是否確有朋黨相訐的情況，很難有切實的證據，但二人之間權責劃分不清，因而影響政事處理效率則是肯定的。效率低下且有朋黨相攻嫌疑的情況對朝政是很不利的，與親政伊始、欲建中興奇功的理宗的意願相去甚遠。
獨相將帶來專權的可能，而並相也有可能分朋植黨，這二者都是專制君主極爲忌諱的。但任相方式，除此二者，難有第三種選擇。因此，在理宗親政的30年時間內，獨相與並相經歷了多次循環。之所以一再更改，其原因與其親政前期鄭清之和喬行簡任相時沒太大區別:或爲防範獨相專權，或爲防範並相朋黨相訐。皇帝疲於應付丞相任用問題，自然是不勝其煩，而最終選用自己親信來擔任丞相一職，然後落得輕鬆也就不足爲怪了。
理宗晚年厭倦政事、追求享受，這種情況大致從淳祐十二年(1252)十一月任用謝方叔爲獨相時開始顯現。自認完全控制了朝政，丞相專權已不是問題，重要的是有一個能幹的丞相幫他處理政務。謝方叔、董槐、程元鳳等人都難勝其意，因而纔有啓用親信丁大全之舉。丁大全是通過內侍的關係才走上丞相之路的，而這也正是臺諫攻擊的重大理由。這樣，丁大全下臺，賈似道走上前臺也就勢所必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