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國本之爭，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萬曆十四年(1586年)，隨着清算張居正的運動進入尾聲，朝廷上的喧鬧漸漸平息，明神宗的勤政和處理政務的幹練讓所有人都產生了一種英主降臨、中興可期的感覺，只是任誰也想不到這一切卻被一聲男嬰的啼哭給刺破了。
發出這聲啼哭的男嬰名叫朱常洵，是明神宗的第三個兒子(皇二子早夭)，也是明神宗與唯一心愛的女人鄭貴妃所生的第一個兒子，可想而知此時此刻的明神宗心中一定會被喜悅填滿，但是，文官集團的心中卻被這聲啼哭攪擾的充滿了憂慮。
爲了防止因皇子們爭奪皇太子之位而產生的內亂、保證皇太子能儘早接受培養，明代有早立皇太子的傳統，明英宗出生僅四個月就被立爲皇太子、明孝宗六歲時被立爲皇太子、明武宗兩歲時被立爲皇太子、明神宗五歲時被立爲皇太子，而此時明神宗的皇長子朱常洛已經五歲了仍然沒有被立爲皇太子，文官集團十分憂慮明神宗會通過將鄭貴妃進封爲皇后的方式改立朱常洵爲皇太子。
萬曆十四二月初三，內閣首輔申時行嚮明神宗呈上了請求冊立朱常洛爲皇太子的奏疏，明神宗對此不僅沒有任何反應，反而還準備將鄭貴妃進封爲皇貴妃。皇貴妃距離皇后只有一步之遙，所以，明神宗此舉無疑是將文官集團的憂慮給坐實了。
此後，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等人先後上疏，不僅請求冊立朱常洛爲皇太子，而且提出應該先進封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再進封鄭貴妃。
姜應麟等人的上疏使得明神宗勃然大怒，結果導致他們被降職發配，其後爲了打消朝臣們的憂慮，明神宗做出了“降處非爲冊封，惡其疑朕立幼廢長”的解釋。
降處非爲冊封，惡其疑朕立幼廢長，揣摩上意，置朕於有過之地。——《明神宗實錄》
在明神宗仍然沒有冊立朱常洛爲皇太子的事實面前，明神宗的解釋明顯有些蒼白，所以御史孫維城和楊紹程、給事中胡時麟等人又接連上疏請求冊立朱常洛爲皇太子，而明神宗則態度強硬的表示拒絕，國本之爭的大幕由此拉開。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張差謀刺皇太子朱常洛的梃擊案發生，朱常洵和母親鄭皇貴妃成爲人們普遍懷疑的對象，明神宗爲了保護朱常洵母子被迫令朱常洵就藩洛陽，持續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宣告結束。
單從表面上來看，持續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令大明朝廷上漸漸平息的喧鬧比之前更加嚴重、使得明神宗長時間處於怠政狀態，但在事實上，國本之爭帶給大明的不利影響遠不止此。
促成了魏忠賢的崛起
歷史上，東漢是一個宦官亂政問題十分嚴重的朝代，但是細究東漢宦官登上權力舞臺的整個過程則不難發現東漢宦官能擁有足以亂政的實力其實是東漢皇帝刻意扶持的。
漢章帝駕崩後，年僅十歲的漢和帝繼位，漢和帝的養母竇氏依靠兄長竇憲掌控朝政，永元四年(92年)，漢和帝先令宦官鄭衆掌管禁軍，然後又藉助鄭衆扳倒了竇憲，開啓了東漢宦官專權、亂政的先河。
此後，東漢陷入了皇帝年幼時太后利用外戚專權、皇帝漸漸長大後扶持宦官同外戚爭權的惡性循環，直至滅亡。
同東漢一樣，明代宦官登上權力舞臺也是皇帝刻意扶持的結果，只不過明代的皇帝更聰明一些。
大明建立後，爲了防止宦官專權、亂政等問題的出現，朱元璋嚴禁宦官干政，並且還在皇宮中立下了“宦官不得干政”的鐵牌要後繼之君遵守，可是從永樂時期的國本之爭開始，明代的文官集團開始崛起，至宣德時期，一代英主明宣宗已經明顯感受到了文官集團的崛起對皇權形成的威脅，所以，明宣宗將批紅和掌印之權交給了宦官王振代管。
如此一來，明代的宦官既能幫助皇帝制衡文官集團，又不會危及皇權，但是土木堡之變的發生使得明代的宦官也同東漢時期的宦官一樣被打上了專權、亂政的標籤，導致明代的皇帝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扶持宦官同文官集團爭權。
這種情況下，明憲宗扶持汪直、明武宗扶持劉瑾跟漢和帝扶持鄭衆的緣由其實是一樣的，都是在皇權因受到外戚或文官集團的威脅而下降時不得不採取的措施。
萬曆時期，明神宗雖然沒有扶持宦官，但是在持續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中，明神宗爲了打壓文官集團、冊立朱常洵爲皇太子不得不對文官集團打出了缺官不補的七傷拳。
這一拳打出後，文官集團是受到了打壓，但是在文官們在不斷嚮明神宗上疏請求補官都沒有得到迴應的情況下索性也就“自行其意”，結果導致了皇權的下移。
遇大小興革，主者自行其意，第具體題知，不復取上意可否，而大權反下移矣。——《萬曆野獲編》
天啓時期，面對皇權下移和東林黨在朝廷上一家獨大，明熹宗不得不開始扶持魏忠賢打壓東林黨，所以，魏忠賢的崛起完全可以說是持續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造成的。
加劇了吏治的腐敗
持續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中，明神宗爲削弱主張冊立朱常洛爲皇太子的文官集團的勢力採取了缺官不補的措施，根據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的統計，僅僅在萬曆二十九年“兩京缺尚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即使是文官們請求簡補，明神宗也一概不聽。
科道御史和巡撫是明代監察系統的核心，缺官的問題竟然如此嚴重，可想而知明代的監察系統在國本之爭的過程中已經陷入癱瘓。
隨着監察系統陷入癱瘓，萬曆時期吏治腐敗的問題必然會大大加劇，由此導致的土地兼併、流民起義等問題必定會將大明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導致了朝政的極端混亂
持續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中，文官集團雖然一致支持冊立朱常洛爲皇太子，但是他們爲了自身的利益又分成了東林黨和齊、楚、浙、宣、昆黨兩派，圍繞着國本之爭和利益之爭，這兩派先後搞出了三王並封、福王之國、楚太子獄、韓敬科場案、辛亥京察、丁巳京察、妖書案、梃擊案等一系列事件，甚至泰昌、天啓時期的紅丸案、移宮案都與此有關。
門戶之局，胎兆於婁東(王錫爵)，派歧於四明(沈一貫)，釁開於淮撫(李三才)，而究以國本爲歸宿。——文秉《先拔志史》
在國本和利益的糾葛中，萬曆一朝的朝政陷入極端混亂的狀態，這種混亂最終被努爾哈赤所利用，導致明軍在薩爾滸之戰中慘敗於努爾哈赤的八旗軍。
爲藩鎮割據在大明重演提供了基礎條件
明神宗對文官集團的缺官不補和文官集團內部東林黨與齊、楚、浙等黨的相互攻訐，導致大量想要入仕報國的士子無法進入仕途或不願進入仕途，這些人在明代被統稱爲“山人”。
“山人”雖然與仕途無緣，但他們想要積極參與政治的熱忱卻未曾消減，所以，“山人”多通過成爲內閣輔臣、總督幕賓的方式來參與政治，例如內閣首輔申時行的幕賓黃習遠和陸應陽、內閣輔臣李廷機的幕賓有陳九德、潘緯。
能成爲內閣輔臣、總督幕賓的“山人”大多赫赫有名、家世顯赫，因而他們之間能形成一種內閣輔臣和總督利用山人鞏固自己權位、“山人”利用內閣輔臣和總督參與政治的互利共贏的關係，所以，明末的內閣輔臣、各地總督多以“山人”充當自己的幕賓。
但是，成爲幕賓畢竟只是“山人”在不能進入仕途的情況下的無奈之舉，並且時間一長他們必然會對以幕賓的身份間接參與政治心懷不滿，隨着不滿在心中的不斷累積，他們勢必會想方設法打破現狀。
至於打破現狀的方式:當大明朝廷對各地的控制力強時，他們會支持自己入幕的對象獲取更高的權位，從而讓自己可以在政治上施加更大的影響力;當大明朝廷對各地的控制力減弱時，他們就會支持自己入幕的總督割據自雄。
南明弘光朝廷覆亡後，支持魯監國、潞監國、隆武朝廷、紹武朝廷、永曆朝廷或並立、或爭立的主要力量就是成爲各地總督幕賓的“山人”，所以，“山人”的出現就爲藩鎮割據在大明重演提供了基礎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