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長河不停的流淌，歷史在不停的發展，讓小編帶大家撥開歷史的迷霧，回到那刀光劍影的年代，看看太平天國起義的故事。
王朝後期的農民起義，無論成功與否，往往有一個共性，就是嚴重打擊中央政府的權威性。這對於一個封建朝代很致命的。
王朝後期，積累弊病衆多，財政、民政、軍備等問題一定是一起來的。所以當農民起義爆發後，一旦依靠已經形同虛設的地方駐軍和精銳嚴重減少的中央軍無法剿滅後，就陷入兩個局面：
其一，堅持中央軍剿滅戰術。通過以中央名義招募軍隊，然後完全按照中央號令排除剿滅農民起義。比如明代就是這種模式。這種模式雖然保證了中央政府對軍隊的絕對控制，但最大問題在於，如果此時朝廷弊病太多，那麼本就戰鬥力不足的中央軍，再處處得聽從中央號令，等於手腳束縛住;而農民起義既然能爆發，必然有足夠的社會基礎。所以此消彼長，處處受困的中央軍，很難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捕捉到足夠戰機，戰勝則難以徹底剿滅農民軍，將殲滅戰打成追擊戰;戰敗則很難有效二次組織，出現潰敗。
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王朝會被不斷放血，放血到一定程度，中央政府不但徹底無力對抗農民起義，且由於過於虛弱，一些中央軍也會成爲事實上的軍閥。最終王朝在內外交困中死亡。
其二，放權地方自主制定剿滅戰術。承認中央軍疲憊、地方駐軍無能的現實，給予各地自主權，大家自己想辦法去剿滅農民軍。這一戰術足夠靈活，充分利用各級地主和農民階層的矛盾，同時給大家放開手腳，地方優秀地主階級人才可以因地制宜，因勢利導，最高效的剿滅農民起義。
但這種方式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一是中央政府的權威會嚴重打擊，地方實力派紛紛擡頭。如漢末在剿滅黃巾起義後，中央政府也就風雨飄搖了。二是如果地方形成軍閥，固然在本地會努力抗擊農民起義，但是基於對地盤和軍隊的珍惜，一旦起義軍轉戰，則容易出現各掃門前雪現象，如唐末面對黃巢起義時候藩鎮們的做法。
相對而言，清政府已經算是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在對待太平天國起義上，做到了幾乎極致。
第一，清政府早早承認了自身問題，不再奢求一定由中央剿滅，給予了地方實力派自由，從而造就出能與天平天國抗衡的湘軍、淮軍等，避免了被天平天國徹底放血到死的結局。
第二，清政府基本也算控制了地方團練們的大走向，湘軍等軍隊在戰術上有足夠自主權，戰略上還是聽從中央號令的，沒有出現真正意義的軍閥。
第三，在鎮壓天平天國之後，基本做到了對地方大員的控制，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逐步進入中央，成爲大清忠臣，沒有努力去做地方軍閥。
客觀說，面對大規模農民起義，清朝的應對已經超過了漢、晉、唐、元、明等朝代，但是，影響依然巨大。
一是，軍政分離的制衡局面逐漸結束。清朝一直對八旗如此重視，並始終保證一定程度的滿漢分離，最重要目的就是保證軍政雙方沒有太多交集，作爲主要政治勢力的漢族官員和作爲軍隊精銳的八旗軍是兩個體系，彼此無法合作，也就不能對中央政府造成任何威脅;即便出現個別身跨軍政兩界的滿族高官，但由於無法做到兩種勢力的整合，所以依舊不能對中央權威有任何撼動。
但是，太平天國起義之後，隨着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一大批具有巨大軍事影響力的高官進入中樞，這種局面被逐步打破。此後，從中央到地方，行政上的高官同時負責練精銳部隊逐步成爲主流，中央軍逐步有名無實。王朝最重要的支柱失去，到最後袁世凱逼宮時，清廷幾乎無一可擋之兵了。
二是，地方實力相對中央的獨立性愈演愈烈。曾李左等人並不是一個人，每個人背後都是有巨大勢力。即便本人進入中樞，這些已經形成的勢力依然在地方。而這些地方實力派在中央力量空虛情況下，只能越來越穩固，最終架空中央。
清政府也明白地方勢力坐大是要命問題，所以天平天國運動剛剛結束，就空降馬新貽來做兩江總督，希望解決這個問題，結果以不久之後，馬新貽身死名裂作爲結局。此後雖然清政府利用楊乃武案等機會對地方勢力一定程度打擊，但實際上還是以中央和地方的妥協而作爲結局的。
中央一旦和地方開始妥協，這個潮流就無法阻擋。中央集權政府，本應是中央對地方絕對控股，但到後面清朝已經成了中央政府靠地方參股而存在。等到宣統年立憲派與中央政府一旦交惡，中央迅速失去地方的支持，變成了一個空殼子。一場莽撞的武昌起義，就結束了清政府性命。
所以，在太平天國起義剛剛失敗時，趙烈文敢跟曾國藩預言清廷壽命不出五十年，本質上也是這一趨勢已經開始，再無停下之理。太平天國起義固然失敗了，但是造成的蝴蝶效應，已經給清朝埋下了滅亡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