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期的革命行動有過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了殘酷的鎮壓，其中光緒年間的沈藎案就給當時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7月31日，革命黨人、新聞記者沈藎被杖斃獄中。其死因撲朔迷離，一種說法是由於泄露清廷與俄國簽訂的祕密條約而惹來殺身之禍;另一說法是各地報界事故頻發，清廷殺一儆百，以儆效尤。沈藎之死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清廷對於此案的處理方式，不但沒有收到殺一儆百的效果，反而引起中外輿論的強烈反響。
慘死獄中
沈藎，祖籍江蘇吳縣，隨其祖到湖南，寄籍善化(今長沙縣)。沈藎自幼天資聰穎，爲人狂放不羈，鄙視科舉，無意功名，但心懷大志，常與友人縱談天下之事，並與好友組成文社，議論時政，因成員有12人，湘人稱爲“十二神”。在維新變法時期，沈藎與譚嗣同、唐才常交往密切，積極參與新政。變法失敗後，他隨唐才常來到上海，與唐才常等組織自立會，籌組自立軍，往返於湘鄂之間，準備發動武裝起義。1900年，自立軍起義，沈藎爲右軍統領，起事於湖北新堤(今洪湖)。由於經費缺乏，部署疏漏，漢口自立軍機關被張之洞破獲，沈藎之右軍也旋即告敗，唐才常等遇難。自此沈藎進入清廷緝拿黑名單，開始了逃亡生活，經武昌至上海，輾轉於京津等地，於1903年7月10日被捕。
沈藎被捕後，清廷唯恐夜長夢多，決定速殺之。他從被捕到被殺僅20天。因7月正值光緒帝生日，爲萬壽月，一般不殺人，慈禧太后決定改爲杖斃，即用棍棒活活打死。時《大公報》載，行刑之狀慘不忍睹，刑部“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諳習。故打至二百餘下，血肉飛裂，猶未至死”“骨已如粉，未出一聲。及至打畢，堂司以爲斃矣。不意沈於階下發聲曰：‘何以還不死，速用繩絞我’”。一年後，維新志士王照獲罪下獄，恰巧關在同間牢房，其《方家園雜詠紀事》記：“粉牆有黑紫暈跡，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濺也。”沈藎死時慘烈之狀，不忍回想。
死因之謎
按清律，顛覆朝廷之罪當誅九族，以此推論，沈藎被殺本屬難免，但行刑時間和行刑方式卻給後人留下諸多疑惑。中國古代處決犯人有時間規定，常規是“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清代刑法規定，“每年正月、六月及冬至以前十日，夏至以前五日，一應立決人犯及秋、朝審處決重囚，皆停止行刑。”處決沈藎正爲夏季，不符常規。採取杖斃之刑，也令人生疑，據此引發對沈藎之死的諸多猜測。
一種猜測認爲沈藎作爲記者，泄露了中俄祕密條約，招來殺身之禍。持這種說法者以章士釗撰寫的《沈藎》一書爲代表。據章書記載，1903年3月，“俄政府有要求滿政府之密約七條，如下：(一)清國不可將東三省之地賣與或租賃於列國。(二)沿營口至北京之電線鐵路，俄國可於其旁另自架設別線。(三)不論何事，清國於北清苟有建設，不得傭僱他國人。(四)營口海關稅務，當使中俄銀行管理，稅關長必用俄國人，且令稅關兼理檢疫事務。(五)東三省地除營口外，不得開放爲通商市場。(六)蒙古之行政組織不得有所變更。(七)拳匪亂事以前，俄國所得之權利，不得有所損害。”章士釗稱：沈藎作爲記者獲取密約內容並公佈中外，全國震驚，反對之聲此起彼伏。又因條約涉及列強在華利益，各國亦頗多微詞，清廷一時間不知所措。後經調查乃沈藎散佈所爲，惱羞成怒，於是杖斃沈藎。針對這種說法，當時報刊《江蘇》和《浙江潮》也發表過評論：“沈藎之被慘戮，其原因終不得而知。或曰：滿政府與俄人訂密約七條時，沈君適爲天津某報館之訪事，聞之而首發表於某報紙。其事既表白於天下，於是內地各處電達政府，竭力抗拒者踵相接。滿政府因而怒沈君，遂杖殺之。”但經過研究，彭平一先生《關於沈藎與“沈藎案”若干史實的補證》、嚴洪昌先生《1903年“沈藎案”及其影響》兩文對沈藎泄露密約一說均提出質疑，並已論證其不可能發生。
另一種猜測認爲清廷有殺一儆百之意，以泄私憤。1903年，《蘇報》在上海外國租界地區因發表推翻帝制、實現共和的文章，遭到鎮壓。當時《蘇報》發表了鄒容的《革命軍》自序，大力讚揚和鼓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學說，主張用革命手段掃除專制。之後，又發表章炳麟(太炎)的《康有爲與覺羅君之關係》一文，直呼光緒皇帝爲“載湉小丑”，譏諷康有爲和慈禧太后都是“漢族公仇”。於是，清廷宣拿章炳麟、鄒容等人，要將辱罵皇帝、宣傳革命的章、鄒二人處以極刑。但因此事發生在公租界，按照《上海租借權限章程》規定，原告應在公租界審判。由於列強在侵華過程中矛盾錯綜複雜，對於清廷的“引渡”要求，態度不盡一致。據《中外日報》載：“近在北京地方各公使因上海蘇報館一案，英國參贊之意，以爲諸人不應交與華官，日本公使以爲未嘗拘人。以前上海道既與各國領事立有約章，現在即應照約辦理。惟俄、法兩國則欲助中國政府，將諸人交於華官，故其中彼等之意見各不相同。美公使之意以爲莫妙於仍交上海領事辦理此事也。”正在各方爭論不下之際，沈藎被捕。清廷對當時報界鼓吹革命早已恨之入骨，可憐沈藎，遂成替罪羊。
筆者認爲，沈藎之死最主要原因應是其曾爲自立軍。晚清帝后鬥爭異常激烈，自立軍起義時提出的“光緒帝復辟”和“逆後當權”等諸多“狂悖”言論，是慈禧太后決不能容忍的，且公開叛亂罪不可赦，沈藎也因此早在通緝之列。當沈藎在京津之地輾轉之際，已被人祕密盯梢，奏陳慈禧太后。在現存的一份沒留姓名的宮中檔密帖中，告密者稱沈藎乃通緝要犯，爲自立軍頭目，“隱匿京師南城外，行止無定”“與外洋內地匪黨及大學堂同鄉辦事人密通消息”“若不設法殲除，誠恐異外生節”，在這份300字的密帖中絲毫未提泄露密約一事，卻提及自立軍首犯唐才常等已“獲正法”，言外之意沈藎早該殺了，以此推論，沈藎被速殺杖斃也就不難理解了。
“沈藎案”的影響
“沈藎案”在中外引起強烈反響。當時《中國日報》發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爲之號泣，志士爲之飲血，各國公使爲之震動，中西報紙爲之傳揚。是君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泰晤士報》認爲清廷“狠心殘暴，爲歷來刑法正義中所稀有”，將來“必有不得久安之勢”。在中外輿論的譴責下，清朝統治癒發不得人心。
“沈藎案”的發生使清廷放緩了對“《蘇報》案”的追究，使章炳麟、鄒容等人免遭屠戮。“《蘇報》案”發生後，清廷急於殺害章炳麟、鄒容等人，可他們是在租界被捕，列強對於是否將其“引渡”給清廷爭執不下。媒體對“沈藎案”的報道給了租界當局很大壓力，一些外國官員也由此認識到清廷鉗制輿論的野蠻行爲，這些因素最終讓租界當局決定拒絕清廷的“引渡”要求，從而在客觀上保護了章炳麟、鄒容等人。
另外，“沈藎案”等晚清一系列報案，也促使清廷對於僵化的輿論鉗制政策進行反省，並最終促成相關法律的出臺。1906年，奉命出洋考察憲政的載澤等五大臣先後回國，在奏摺中提出“定集會言論出版之律”。晚清風起雲涌的輿論環境迫使他們承認，唯有主動立法，放寬一些言論自由空間，纔能有效加強輿論控制。由此，清廷先後在1906年和1908年頒佈了《大清印刷物專律》和《大清報律》等新聞法規。制定和頒佈新聞出版法律，雖是清末實行新政的一項內容，而“沈藎案”的發生、處理及其產生的社會影響，無疑起了重要促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