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直是中華文明能夠立足並長久延續的關鍵，在康乾盛世時期，文化的發展也有長足的進步，不僅在文學繪畫領域，天文學統計學等也有着長足發展。
在文化上清廷一方面引導知識分子只鑽研儒家經典，科舉、考試，要以朱子的註釋作爲準則，“言不合朱子，率鳴鼓而攻之”;另一方面採取高壓政策，大興文字獄，殘害大量文人學士，在一定程度上禁錮了人民的思想。。知識分子只好潛心古籍埋頭註疏和考據。禁錮思想實際上是禁錮人的創造性。當人類由傳統走向現代，最需要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時候，主導中國未來的傳統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體系，卻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這種“沉寂”中，中國不可能不成爲時代的落伍者。
康熙帝重視對漢族士大夫的優遇，他多次舉辦博學鴻儒科，創建南書房制度，並且向來華傳教士學習西方科學與文化。乾隆時期鴻講學術，然而他的開博學鴻詞科不過粉飾太平，由於限制過多，所得人才不如康熙詞科。 此時期有許多書籍出版，例如《續三通》、《皇朝三通》與《大清會典》等史書;著名小說《紅樓夢》、《聊齋志異》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編纂《四庫全書》，與《古今圖書集成》成爲全世界最龐大的類書，這些都成爲盛世的文化標誌。然而爲維護統治卻嚴厲控制思想，編書期間藉機割裂焚燬大量不符其思想的書籍。此外大興文字獄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連殺害或者流放。這些都讓文人思想受到嚴厲阻礙，遲滯文化的發展。
思想
清初的文人學者，不滿民族壓迫和專制統治，較普遍地存在反清的民族思想，有些人還有進步的民主思想。這時期的詩文作家，即以抱有這種思想的明遺民爲主體。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人是這時期最傑出的思想家和學者。他們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顯示了嶄新的面貌;他們詩歌的風骨亦高。重要的遺民詩人，還有歸莊、杜浚、吳嘉紀、閻爾梅、錢澄之、屈大均、陳恭尹等。遺民詩的重要主題，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現愛國思想;閻爾梅、錢澄之、吳嘉紀又較多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和階級矛盾。在風格上，也各有特色。
對於知識分子，和一些可能危及清朝統治的思想萌芽，康乾時期的統治者，採取文字獄的方式，就單單在乾隆年間僅大的文字獄就出現了一百三十件。延綿不絕的文字獄運動，消滅了一切清朝統治者認爲的異端思想萌芽。
詩詞
康熙後期的文士多是在清朝成長的，其身世與明遺民不同。這時期的詩歌，就不再以表現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爲主，而是致力於藝術技巧的追求，內容以抒情弔古和模寫山水爲主。
著名詩人有施閏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趙執信等。王士禛爲神韻派領袖。查慎行詩刻劃精工，成就較大。趙執信則比較注重反映現實。
小說
長篇小說在本時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儒林外史》對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試製度的摧殘人才，進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它雖採用誇張的手法，卻體現“諷刺的生命是真實”的深刻的現實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樸素的語言藝術，也能做到“戚而能諧，惋而多諷”，富有含蓄性，是中國古代成就最高的長篇諷刺小說。《紅樓夢》通過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和賈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節，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現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與傳統意識形態的衝突，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趨勢。它通過對日常生活瑣事和人物內心世界的提煉描寫，塑造了一大羣具有深刻典型意義而又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刻畫細膩，氣氛濃郁，語言優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藝術的偉大成就而成爲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峯。
短篇文言的筆記小說，有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袁枚的《新齊諧》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齋志異》。康乾時期清朝統治者彙集衆多專家、學者編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大型文化典籍，成爲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然而清統治者毀書亦多，則是一大罪過。
考據學
學術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時期中國文化的顯著趨勢。學術在任何時候都是客觀社會生活在精神領域的集中體現。與表面“繁榮”的社會形勢不同的是，康乾時期的學術文化表現出與盛世不協調的凋敝氣象。以考經證史爲重要特色的考據學興起，推動着學術向着無聊的方向發展。考據學對清代學術的敗壞，不但表現爲它徹底斷送了古代哲學的發展，也表現爲它促使知識界徹底地進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製造了幾百起的文字獄，還將許多知識分子流徙到窮山惡水的滿洲。於是八股與考據得以茁壯成長。
繪畫
康乾盛世時期繪畫也大發展，人物畫的成就也最爲突出。同時，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揚州，掀起了一股新的藝術潮流，形成了以揚州八怪爲代表的揚州畫派，對近現代的花鳥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科技
康乾時期，清政府對天文學有相當程度的重視，從順治到乾隆期間命傳教士製造以及添加不少天文儀器如赤道經緯、黃道經經緯、簡平儀等，同時有相關天文學術著作出現，亦改善和編制了較爲先進的歷法。西方的物理學知識也從明朝末年起一直在中國傳播，康熙年間的學者戴震就寫有關於阿基米德定律的作品，傳教士南懷仁著有《熙朝定案》等介紹各種工程技術的作品外，亦著有《驗氣圖說》和《形性理推》等對中國的物理學界產生了一定影響的介紹西方光學知識的書籍，並在一定程度下讓一些學者啓迪進而研究光學，例如在康熙年間寫有《鏡史》一書的孫雲球以及在十九世紀前期寫有《鏡鏡詅癡》的鄭復光;在對待西洋器物方面，清代有不少學者、匠師和科學家如黃履莊、黃履、孫玄球等對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製，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動了中國的物理實驗和機械製造的發展。
另外，康熙年間有不少精通醫術的傳教士如張誠和白晉等向中國傳授西方醫學，並且被容許在入職朝廷、建立試驗室傳授解剖學知識。法國傳教士巴多明用滿文翻譯人體解剖學方面的著作併名之爲《欽定格體全錄》，巴多明和白晉也在康熙的支持下翻譯出有關人體血液循環的著作，並且在北京傳播相關知識。西方傳入的醫學知識和理論亦引起了中國醫學界人士的注意，例如清初劉獻廷研究過人物圖說等西方醫學著作，乾隆年間著有《醫林改錯》的醫學家王清任亦十分重視解剖學：“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癡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於盲子夜行!”
但是，康乾時期科學技術水平不高，生產力水平依然低下，在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生物學等方面，中國比西方晚了幾乎兩個世紀，直到19世紀下半葉，這些西方的先進科學知識才緩慢地介紹到中國。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特使馬戛爾尼想通過展示最先進的科技來贏得好感，進而順利達到外交目的。在送給乾隆80壽辰的禮物中，有天球儀、地球儀、西瓜大炮、銅炮、各種自來火炮、西洋船模型、望遠鏡等29種，還有英國最新的蒸汽機、棉紡機、織布機。還帶來了衛隊，以便表演現代炮兵裝備。 清廷只是將之作爲“貢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賞或鄙薄，根本未想到這裏的科技含義及其中的軍事價值。然而，清廷卻不屑一顧。拒不觀看英國衛隊的操練和現代武器展示，皇帝和大臣們對這些近代科技反應冷淡。 馬戛爾尼曾邀請清軍將領福康安檢閱英國使團衛隊演習新式武器操練，福康安竟拒絕說：“看亦可，不看亦可。這火器操作，諒來沒有什麼稀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