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結束了我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建立了全新的大一統王朝，在歷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強大的隋朝爲何只存在了兩代皇帝就早早滅亡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楊堅篡奪北周帝位，建立了隋朝;589年，隋朝出兵平陳，統一了中國，617年，隋朝被李淵建立的唐朝取代。前後三十七年;如果從統一全國算起，則不過二十九年。
中國歷史上，由分治而被一統的王朝，有秦的結束戰國諸雄、西晉的結束三國、隋的結束南北朝、宋的結束五代十國。
這當中，秦、西晉和宋，都經歷了“統一-分裂-統一”的循環。“五胡亂華”以後，晉室南遷，相繼爲宋齊樑陳;北方則是五胡十六國、北魏以及東魏-北齊、西魏-北周。
雖南北分治，但並非由“統一到分裂”。這有些像宋以後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部族的對抗(只是這時所謂“中原王朝”的版圖已退至江淮以南，而北方的遊牧部族所控制的區域南下到了黃河流域)。
但又不同於蒙元、滿清那樣以“異民族”的姿態、摧枯拉朽般整合東亞大陸的“統一”方式。五胡十六國，特別是此後的北魏。
因長期佔據黃河流域這一“中原”的核心地帶，及其深入的漢化，自認爲具備了與江淮以南政權爭正統、爭正朔的政治、文化資本，從而又具有了傳統的“從分裂到統一”的政治色彩。
隋帝國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那麼快就被推翻了呢?
535年，北魏分裂爲東西兩部分;577年，北周滅北齊，統一北方;589年，隋朝征服了陳朝，統一了中國。
西魏-北周，與東魏-北齊，本屬“同根”，但長期的征伐，使雙方有強烈的敵意。這種敵意，並沒有隨着北周吞併北齊而減弱。
相反，北周以征服者的姿態，歧視原北齊控制的所謂山東之人，稱其爲“機巧奸僞，避役遊惰”之民。這就是《隋書·食貨志》所稱的：“是時山東尚承齊弊，機巧奸僞，避役遊惰者十六七。
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爲戶頭，以防容隱。”
對北齊社會的高層，也採高壓態勢，牟發鬆《舊齊士人與周隋政權》(《文史》2003年第一期)已多所論述。
滅陳後，隋對南方也採取高壓政策。時蘇威受命巡撫江南，《北史·蘇威傳》稱：“江表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
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蘇)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
上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爲亂，生臠縣令，啗其肉。
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耶。”當地民衆這場規模不小的武裝反抗，終被鎮壓。
周隋攻滅了北齊、陳朝，建立了統一的帝國，由地方政權變成了全國性的中央政權，但是，在政治理念上，卻沒有隨着版圖的擴大而擴大。
沒有同時完成“地方政權中央化”的歷程。強迫原北齊、陳朝的上層人物入關，並不是爲了擴大統治基礎，而是旨在控制。
中下層人士想入仕，卻遭到排擠。仍舊以一個地方人物爲中心、以一個地方政權的心態，來控制一個全國性的政權，這是當時政治上的一個主要問題。
統一全國十五年之後的604年，隋文帝死，其子楊廣即位，是爲歷史上著名的隋煬帝。
隋煬帝在位不足十五年，以618年他在江都遇害爲標誌，隋帝國實質上已結束了。
隋文帝統一全國後執政的十五年，沒有能完成關中地方政權的中央化，那麼在隋煬帝執政的十五年，是否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並付諸解決呢?
604年七月，隋煬帝即位於仁壽宮。十一月到洛陽，“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今山西臨汾河津)東接長平(今山西高平)、汲郡(今河南汲縣)。
抵臨清關(今河南延津)，度河，至浚儀(今河南開封)、襄城(今河南臨汝)，達於上洛(今陝西商縣)，以置關防”(《隋書·煬帝紀上》)。
這是圍東都洛陽一圈，掘塹、設置關防。營建東都，政治中心東移，說明隋煬帝有“關中政權中央化”的意識，但仍然是自設關防、設關自固的思維。
這實際是將關中的“關”向東擴大而已。與此相關的，就是疏通運河，以東都爲中心，西北抵涿郡(今北京)，東南到江都(今揚州)。
加強了關中與山東、江淮的溝通和聯繫，以促進在政治地理意義上的聯爲一體。
當然，他的幾次巡行和耀兵，都是通過威懾而旨在加強對久與關中爲敵的山東、江淮，特別是對山東的控制。
我們再通過《隋書·煬帝紀》來看一下他在位十五年的行程。
605年八月，幸江都，606年四月返東都。
607年四月至八月，沿黃河西岸，北上至榆林，入樓煩關，至太原，返東都。
608年三月至八月，至五原，祠恆嶽，返東都。
609年二月，自東都返京師。三月，巡行隴右，沿洮河西上，在今劉家峽附近渡黃河，至今青海樂都;經祁連，至張掖，九月入長安。十一月幸東都。
610年三月，到江都。
611年二月，自江都乘船，經通濟渠，北上涿郡，準備攻打遼東。612年正月，大軍集涿郡，七月失利班師，九月至東都。
613年二月徵兵討高麗，四月至遼東，六月發生楊玄感之變，班師。
614年二月，議伐高麗，三月至涿郡，八月班師。十月至東都，還京師，十二月又至東都。
615年五月，至太原，避暑汾陽宮，八月至雁門，被突厥圍，九月圍解，十月返至東都。
616年七月，到江都。618年三月，被宇文化及等殺。
他即位後，在長安呆的時間極少。除巡行外，他主要是在江都和東都。進攻高麗，是他執政期間的一個轉折點。
自此，山東民衆，即所謂“山東豪傑”開始暴動。613年，伴隨着民衆暴動的擴大，作爲統治集團的高層人物，楊玄感起兵反叛。
這一年，隋朝政治急轉直下，以615年隋煬帝被圍雁門爲標誌，隋帝國的控制力大爲減弱;次年隋煬帝到江都。最後的兩年多時間，他一直呆在江都。
隋煬帝爲什麼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打高麗，一直是學界衆說紛紜的一個話題。按理說，高麗並沒有對隋帝國構成實質性的危害。
對隋帝國構成實質性威脅的突厥，隋煬帝倒很理性，採取的是守勢。我們認爲，結好突厥，是爲了震懾高麗;而攻打高麗，是爲了威懾河北和河東。
607年、608年他兩次巡行河套地區，612年、613年、614年三次攻打高麗，其真實的政治目的，始終是針對河北和河東。
河北、山東一直是成爲中央政權卻仍固守“關隴”地域性的隋王朝的假想敵。這既與關中的西魏-北周與東魏-北齊的長期征戰有關。
也與隋文帝楊堅控制北周政治、尉遲迥起兵於鄴(今河南安陽北)，煬帝即位、其弟漢王楊諒起兵於幷州(今山西太原)有關。
尉遲迥起兵，“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北史·尉遲迥傳》)。尉遲迥起兵是在河北，但隋文帝頗以絳、汾爲憂。
“尉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韋)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爲吾守。’”(《隋書·韋世康傳》)漢王諒起兵時，他的兩位重要謀士是南朝梁的大將王僧辯之子和陳將蕭摩訶。
王氏勸漢王說：“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害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
(《隋書·文四子楊諒傳》)無論正方、反方，都是從區域政治的對抗着眼來思考問題，利用或防範的，都是關東和江淮，儘管也許這種區域對抗在當時的實際政治生活中，並沒有當事人想象得那麼嚴重、那麼大。
對隋朝短命的認識與理解，亦復如此。這也多少印證了那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