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從21世紀以後，“買房”就成爲了令人愛恨交織的複雜難題。結婚要買房，家裏人多要買房，孩子大了，也要買房。然而縱觀古史，其實古代人也爲買房問題深深困擾，就拿大文豪蘇軾來說，曾經就爲了買房“傾其所有”。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宋代史料《樑溪漫志》中便有記載：邵爲坡買一宅，爲緡(mín)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大概就是說，蘇東坡在江蘇陽羨有一個好朋友，名叫紹民瞻，此人對蘇東坡很是仰慕，兩人經常一起遊山玩水，後來邵民瞻偶然得知蘇東坡居無定所，便主動出資“五百緡”，爲蘇東坡買了一套房。
蘇東坡得知後，很是震驚，但覺得這個人情太大，於是“傾囊僅能償之”，大意爲，花光了積蓄把買房的錢還給了邵民瞻。
從《樑溪漫志》中記載的“爲緡五百”，便可看出該座房產的大抵價格：北宋經濟最繁榮時，“一緡”即爲“一串”錢。而“一串”便是“一千文”。邵民瞻總共花了“五百緡”，換算成宋代時的利率，一緡=一千文=一兩白銀，五百緡便是足足五百兩白銀。
可見僅這一座院子，就花去了邵民瞻整整“五百兩”銀子。當時的五百兩，幾乎約等於現今的數百萬了。由此可見宋朝經濟雖發達，但房價仍是普通人難以承受。而到了宋徽宗時期，一座像樣的房子，甚至更貴。
《宋史·食貨志》有載：天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賜第,一第無慮數十萬緡,稍增雄麗,非百萬不可。這句話的背景爲，淮南轉運使張根，聽說宋徽宗封賞給大臣一座汴京房產後，如此感嘆：一座好點的房子，在汴京城至少“五十萬貫銅錢”起步，再稍微裝修的豪華些，就得“上百萬貫銅錢”了。
由此可見，像北宋時期汴京這種大城市，也是寸土寸金，清廉的官員即使窮極一生，若不像那位大臣能得賞賜，要想單憑自己的俸祿買一座像樣的房子，也得要傾家蕩產才能買得起。
這還是朝中大臣，普通老百姓買房之艱難，可想而知。然而還沒完，張第感嘆完房產之貴後，接着又說：《宋史·卷三五六·張根傳》：“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耳，曾不足給一第之用。”張根的意思很簡單，他所管轄的地域省份有二十州，一年上繳的稅收不過才三十萬貫，一個省的稅收，竟然都不夠在汴京買一座房子。
其實張根是勸誡宋徽宗，不要如此大手筆的賞賜大臣，要在封賞這種事情上有所節制。但同時也能從他的話語中，也感到對於房產之貴的深深無奈。
經濟學有一條客觀規律：自古到今，凡是存在市場經濟的客觀因素，商品價格就會出現一定程度的自主變動。這句話其實很好理解，套用在房產上，就能得出一個結論：如房產此類商品，會隨着所在地的客觀經濟環境，而出現不同程度的上漲或下跌。
就拿北宋時期的汴京房產來舉例，鹹平年間，前宰相薛居正的後人薛安尚，打算把自家的祖宅賣掉，之後尋覓買家，唯有當朝宰相向敏中能買得起，便出資“五百萬”，即5000貫銅錢，購入了這座宅邸。而薛安上的祖母聽說以後，當場竟大發雷霆，罵薛安上將房子“賤貿”!
賤貿即是“賤賣”的意思，這一套房子整整五百萬，竟然都算得是“賤賣”，由此可見東京城一座豪華房產之天價。而且這座房子不是“新房”，而是前宰相薛居正的老宅，幾十年風吹雨打下來，就算保養的再好，肯定比不了新房，由此足以看出東京城的房產之天價。
這座宅子是在東京城的市中區，房價自然是高，而當時位列“三蘇”之一的蘇轍，即蘇軾的弟弟，就曾在當時的廣州偏遠地區，買了十間破舊的老房子，總共花費才“50貫”。
由此可見，宋朝時和現在一樣，房價也分地段，也看新老程度，同時也看市場經濟的好壞，各地之間的房價還是存在着明顯差異，但總體而言，古人買房子的負擔，並不比現代人輕鬆，即使是聞名天下的蘇東坡大詩人，仍然要“傾其所有”，才能買一座房子，普通百姓要想買一套房，就更不用說了。
北宋時許多老百姓，其實都選擇租房住，比如《水滸傳》裏就提到過：“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谷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
這段話中的“賃房”二字，由此可見，像武大郎這種一般的小販，要想有個住的地方，都得通過租賃去租房住。至於再窮困一些的百姓，除了祖上留有基業，否則要想實現買房的夢想，幾乎是不可能的。
大家也不要以爲祖上留有房產，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就是輕鬆的事情，尤其是北宋，對於房產徵稅尤重，而很多祖上留有房子的人，就算啥都不幹，只要房子裏有人，就一樣得交房產稅。
這種稅戶在當時也稱爲：坊郭戶。依據有無房產，再把坊郭戶分爲“主戶”與“客戶”。主戶便是有房產者，而客戶便是租賃房產者，再通過主戶的房屋多少，家產多少，來劃分成“十等戶”的等級，主戶被劃分的等級越高，所要繳納的稅收就越高，其中稅費又分宅稅與地稅。
而“客戶”既然是租房子，那就要看他們有無營運，即租房做生意，還是租房來住?如果是“租房住”，則相對“租房做生意”要少交稅。通俗來說，主戶所擁有的房屋越多，要交的稅就越高，如果再從自家宅第裏做生意，那就得另算“營收稅費”。
於是有些平常收入不高，但偏偏祖宗給留下一大片宅子的“主戶”，要是租不出去房子，每月光掙的錢，可能還不夠交房產稅的。當然此類只在少數，並不廣泛，但也通過這一點，能夠看出宋代房產業以及整體經濟的繁榮昌盛。《中書備對》有載：“州縣承望風旨，不問虛實及有無營運，但有居止屋宅在城市者，估其所直，一概定坊郭等第。”
那麼這類坊郭戶的房產稅，一般要交多少呢?《真文忠公文集》：有如房地錢日收一十文足。日收十文。即每天的房產稅，在十文左右，一個月算下來，便是三百文，還不足“一貫”。然後是“主戶”們一個月能收多少租金呢?《司馬文正公傳家集》：月掠房錢十五貫，足供日用。答案是“十五貫”。
有很多房，並將房產出租，以此收取租金的“主戶”，每月能收房租“十五貫”，一貫就是“一千文”，十五貫就是“15000文銅錢”，像這類主戶，除掉每月要交的300文房稅，光靠房產出租收入就收入不菲了。
由此可見，這種主戶，一般就是等級較高的“上戶”。但憑此也能看出，除非“客戶”所做的營生能賺錢，否則房租跟現在一樣，分攤下來也不算低。
當然，這種房租也要看主戶的等級，如果主戶的等級是“上戶”，那就證明他有很多房子，自然要繳納的稅收就高，而他對“客戶”收取的租金也就很高。
與之相反，如果是較低等級的“主戶”，開出的租金相比而言就低。比如宋仁宗時，在遼州城開餅店的一家“四等戶”，除了做賣餅營生外，自家還有空房出租，則“日掠房錢六文”，即每月收房稅180文。
《歐陽修全集·卷一一六·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戶差科札子》：第四等一產，開餅店爲活，日掠房錢六文。相比較坊郭上戶每月要交300文房稅，顯然這家四等戶所要交的房稅更低，每月只交180文，顯然他們給客戶開出的租金，相較而言也會更低。
如此來看，在宋朝對於租房或買房，都有很明確的劃分，房價雖貴，但普通百姓一樣可以通過租房的形式來過活，而不至於居無定所，但這些都是要建立在“勤勞刻苦，努力勞作”的基礎上，不然沒有收入，自然也就租不起房子了。
總結來說，古代和現代一樣，房產在大多數時期，仍舊是高價商品，而非人人皆有能力購買，但是如果個人非常努力，憑藉自己的奮鬥，還是能夠有朝一日擁有自己的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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