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宋代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建學之初，務欲廣得儒醫，竊見諸州學生，素通醫術。”
醫者仁心，中國古代醫學史上有許多的志士名醫，如戰國時期的扁鵲，東漢的張仲景、華佗，唐代的孫思邈。不難發現，這些名醫除了在治病救人方面有高超的醫術外，其自身還具有良好的儒學積澱。但在古代社會的大環境中，宋代以前的醫生，實際上是爲世人所不知的。宋代完成了醫學的逆轉，“尚醫”現象在那個朝代頻繁出現，其實也是宋人救世意識的覺醒。
宋代開創了“抑巫揚醫”的先河，衝擊了“巫醫”的地位，提高了醫學的影響，民間“尚醫”現象逐漸盛行
縱觀中國古代醫學的發展史，在醫術形成之前，巫術作爲一種具有迷信色彩的手段，一直充當着蠱惑人心的角色。這一現象的產生和古代落後的生產力以及科學水平的落後密不可分。但是從宋代開始，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宋人對思想境界的追求，以及儒學的進一步發展，宋代開始“抑巫揚醫”。
“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逸周書》
“巫醫”一詞在周代就有所記錄，這時候的巫醫其實並不是全職的醫生。而是在給人行醫治病的時候，自發地採取巫術爲病人治療，因此具有迷信的特點。由於當時醫療衛生的條件落後，加之巫醫的行醫方式不科學，所以經常會出現治病卻將人治死的事件。而這也就是巫醫在宋之前，爲何不受世人接受的原因。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思想大解放直接拉低了巫術的地位，當時也只有邊遠的楚地還有着“巫風大興”的風俗。漢代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思想佔據統治地位，人們的思想認知水平不再侷限於巫術，而是追求更加正統的儒學思想。面對自身地位的挑戰，巫術開始自我革新。
“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潛夫論》
雖然巫術失去了在統治階級的信仰，但是在民間仍然有着良好的羣衆基礎。儒學和其他學派的發展，一定程度上促使思想的解放，但是民衆面對層出不窮的學派觀點，還是存在認知上的侷限性。
巫術正是利用這一點，加之當時疑難雜症的困擾，民間依舊對巫術採取信任的態度。甚至連名醫張仲景、景洪都有着“信巫不信醫”的思想，范仲淹曾充分表達出“不爲良相，便爲良醫”這一經典話語，可以看出尚醫在那個朝代的重要性。
其實這就要從儒學和醫學的融合開始說起，宋代之前的歷朝歷代都只是單純的對醫官制度加以繼承，儒學和醫學的關係就好像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二者並沒有太大的關聯。
而且雖說巫術的地位遭受衝擊，但實際上朝廷對巫術並沒有明確下令禁止，因此民間依舊盛行巫醫，就連漢武帝本人也有着去蓬萊仙島尋求長生不老的藥方。
但是儒學和巫醫之間的矛盾，卻意外的促成了儒學和醫學之間的合作。孔子曾看到巫醫對人體的殘害不僅是身體上的還有思想上，因此他曾提出“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的觀點。宋代程朱理學的蔚爲大觀，使得儒家的思想漸及社會各個領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更是直接挑明瞭士人階層對巫醫的不屑。
因而在宋代開啓了“抑巫揚醫”的先河，首先對巫醫有着嚴厲的處罰措施，太宗時期“深宜化導，使之悛革”，明令禁止嶺南之地殺人祭鬼的陋習，倡導用儒家思想開化人們的心智。其次，鼓勵羣臣以身試法，宋臣曹憲“乃出私錢，市藥劑，飲之，民初強從，既稍有瘳。”
通過親身經歷來倡導民衆信醫。宋廷在“揚醫”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如首設太醫署，後在淳化三年改名太醫局，專門招納優秀的醫學人才。明確了醫學的地位，並改制醫官制度，州郡各地設立醫官保護各地人民就醫的權利，由朝廷統一管理。
並且規定了醫官的選擇，也要考察一定的儒學知識。這些舉措都對巫醫的地位造成了衝擊，因此在宋代民間士人中“尚醫”現象很常見。
儒醫成爲民間士人“尚醫”的外化追求，其主要表現形式爲“醫儒並舉”
經史料考證，儒醫一詞最早出現在宋代。而且面對類似於科舉制的醫官選拔制度，宋代士人的“尚醫”，因爲各自的目標不同，進而形成多種多樣的醫學發展樣態，其主要的表現形式就是“醫儒並舉”。
“伏觀朝廷興建醫學，教養士類，使習儒者通黃素、明診療，而施於疾病，謂之儒醫，甚大惠也。”——《宋會要》
宋代儒醫的出現，直接改變了醫學史上的人員構成，而且在提高了醫學地位的同時，也使得人們對醫者的治療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萬丈高樓平地起，宋代儒醫的發展也是如此，從地區來看，在宋之前，福建地區並沒有什麼醫學人才。但“尚醫”的現象風靡後，使得福建涌起了12位醫學人才。
其實“醫儒並舉”的宋代士人中有着三類不同的醫學羣體。
首先是原本飽讀詩書後，已經入朝爲官的人羣，通過閱讀醫學經典，發現醫學的價值，主動地承擔起著書立說的責任，爲醫學經典註解釋義，普及醫學常識。
元豐五年，考取進士的郭思在研讀《備急千金要方》後，認爲其“爲醫師之集大成者”。他積極從書中尋求救病治人的良方，並彙集成《千金寶要》，其中皆爲民衆所能負擔的藥方，可謂是解決了百姓無錢看病的燃眉之急。
蘇頌少時就通讀儒家經世之作，慶曆二年官至中書門下侍郎。因其對藥理、醫學有着深刻的造詣，自著《圖經本草》，之後又和掌禹錫等人，共同編改《開寶本草》，對醫學的傳播有着重要作用。
其次，因爲自身官運不通而被迫轉至學醫。這一種羣體有着統一的特點，他們都想通過醫學的發展，實現自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追求，同時也可以滿足自身的生活需要。行醫治病雖不說發家致富，但也可以衣食無憂，不至於忍飢挨餓。
其代表人物就是許叔微，他幼時學習儒學，在經過多次省試落榜後，他只好轉向醫學的研究。而他所主要研究的便是傷寒論，即發展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南宋建炎元年，真州發生了嚴重的疾疫，許叔微親自前往真州爲百姓醫治，救活無數。其著作《許氏傷寒論著三種》更是爲解決傷寒類病症提供了經驗。
第三，還有一部分人完全是因爲個人的愛好而選擇學醫。吳拱之就是不可多得的儒醫之一。據史料記載他“性孝友，事親盡其道……無仕進意，常閱書，以疾告者爲治之。”從這段話中，可以發現吳拱之對入士這件事並無興趣，他只想通過自己行醫救人的方式來實現自身的價值追求。
這其中或許包含着對宋廷朝政的失望，也許是個人淡泊名利的崇高理想，具體也不得而知。所以“尚醫”現象的產生有着其歷史的必然，同樣形成一定的風尚後，個人的不同選擇使得“儒醫”呈現的具體形式也各具特點。
宋代民間“尚醫”現象頻繁出現，實爲宋人救世意識的覺醒，雖成效甚微但也成爲後世效仿的對象
儒醫，其實是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產物，有着深刻的華夏文化的印記。宋代儒醫的產生和宋代民間士人“尚醫”的現象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宋代程朱理學的催化下，儒學和巫醫之間的矛盾凸顯，使得儒學和醫學開始關聯。在衆多因素的調和之下，儒學和醫學形成了一種互爲表裏，相輔相成的深層聯繫。
這一關係的形成，拓寬了民間士人蔘政的渠道。宋代朝堂自身積貧積弱的現象以及貪污腐敗的現象橫生，也使得許多原本寄希望於通過做官來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的民間士人，放棄了原來的想法。進而轉向治病救人的醫學，雖然無法救世，但救人對自己來說也是一種心靈的慰藉。
從之前幾位“醫儒並舉”的人物中，可以發現：無論是“居廟堂之高”的郭思，還是“潦倒新停濁酒杯”的許叔微，他們雖然身份不同，但是通過學醫治病，能夠實現自己爲國爲民的衷心，何樂而不爲呢?
也正是他們的努力，使得醫學本來冷血無情的學科，融入了儒家孝、仁等道德因素;而儒學也因融合了醫學而更好的發揮其教化的功能。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張載
正是秉持這樣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感，儒醫才能夠歷久彌新。雖然在宋代，儒醫並沒有徹底地改變社會對醫學的看法，而民間士人選擇成爲儒醫也只是爲了救世的權宜之計，但是在推動民間“尚醫”現象的產生方面有着不可磨滅的作用，儒醫也成爲後世競相效仿的對象。
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