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宋朝黨爭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黨爭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少見，但在宋朝，表現的尤爲明顯，這那個時代除了積貧積弱、宋詞之外的，最有特色的關鍵詞。
整個宋代的黨爭，給這個帝國帶來了深刻的影響，當然，這個影響是負面的。黨爭帶來了帝國內政外交政策搖擺不定，帶來了知識分子階層的頹靡與墮落，宋朝在黨爭中耗盡了帝國的元氣，以至於“宋人議論未定，而金人已渡河”。
但問題是，中國歷史上絕不缺乏黨爭帶來的深刻教訓，晚唐牛李黨爭造成的國家悲劇彷彿近在眼前，宋朝的統治者應該心有餘悸，理應該在制度上入手，限制甚至是消除黨爭現象的出現，以最大程度保證帝國與君權的運行秩序。但從北宋到南宋，除了宋太祖一朝沒有出現黨爭之外，有宋一代，黨爭現象延續不斷，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到了南宋演變成大規模的主戰派與議和派的黨爭，導致整個世風日下，南宋滅亡。
在此之後，黨爭的範圍逐漸擴大，從對外政策到帝國內部的改革問題，都被作爲黨爭的議題，特別是要不要改革的問題，構成了宋朝黨爭的主要內容。宋仁宗時代的以范仲淹、歐陽修爲代表的改革派，與保守勢力爲代表的夏竦，展開了激烈的對攻，歐陽修還專門寫了《朋黨論》，從理論上闡述君子黨與小人黨的區別。
宋神宗、宋哲宗時代，以王安石爲代表的新黨，與司馬光爲代表的舊黨，展開了大規模的黨爭。新黨得勢，將舊黨全部驅除出朝廷;舊黨得勢就盡廢新法，將新黨一網打盡，以至出現了“元祐更化”。宋哲宗上臺，新黨得勢，又將舊黨勢力逐出朝廷。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連比較中立的蜀黨領袖蘇東坡一派，也被越貶越遠。
北宋南渡之後，圍繞着主戰還是主和的問題，形成了高宗秦檜集團與整個主戰派之爭。
事實上，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並不提倡結黨。孔子說“君子羣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羣”，意思是說，君子不結黨，小人才結黨。防範大臣結黨，也是歷代帝王的重要任務。宋太祖對形成朋黨大有戒心，但爲什麼宋朝的黨爭不僅沒有消失，還愈演愈烈呢?
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也許能給我們提供答案，而這個細節，正是宋朝建立之後制定的祖宗之法，也反映了宋朝統治者的陰暗心理——這正是法家韓非子所提倡的君主馭下之術。
宋真宗時期，四川人王欽若出任宰相之後，真宗又把非歧視南方人、與王欽若派系不同、政見不和的寇準任命爲宰相。有人對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直接說破，“且要各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爲非。”
“異論相攪”的內容與用意，說白了，就是皇帝要有意地挑動羣衆鬥羣衆，讓政見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懷有宿怨的大臣共處一朝，使之天天吵架打架甚至以命相博，以便達到消除在帝國內部任何潛在威脅的目的。而“異論相攪”，正是與文人治國一樣，是宋朝的祖宗之法。也就是說，黨爭固然不爲統治者所樂見，但統治者採取的鼓勵放任各派大臣互相攻擊牽制的做法，是宋朝出現黨爭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本來宋朝有南方人不能做宰相的傳統，但是在南方經濟文化獲得突飛猛進發展之後，南方人做宰相的越來越多了。被寇準看不起的四川人王欽若，如主張變法的江西人王安石，一生悠遊富貴的宰相詞人晏殊等，鬥做過帝國的宰相。
但南方人整體的政治待遇仍然不高，在南方人眼裏，北方人政治上的待遇比自己優厚，而在北人眼中，則是南人在政治上勢力日廣，威脅在增大。因此，相對位於底層的南方人求變，而相對屬於中產階級的北方人求穩，所以，在變法派中，南方人士居多，北方人士爲少;保守派中，北方人士居多，南方人士爲少。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新舊黨之爭，事實上就是南方與北方的觀念之爭。
形成黨爭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宋朝科舉考試規模的擴大。在宋太祖一代，每一屆科舉考試錄取人數不過幾十人，而到了宋太宗一代，科舉考試的規模越來越大，每一屆錄取的進士多達上千人。而這些同一年考取的進士，因爲是同學關係，自然容易形成親密的關係，進而形成同黨。
宋太祖雖然禁止舉子與知貢舉者以“座主”、“門生”相稱，但並沒有禁止同榜進士以“同年”相稱，而且還恢復了唐代“曲江宴飲，雁塔留名”的傳統，讓新科進士得以訂同年之誼。新科進士們除了登科後舉行集會外，還編印通訊錄，在進入權力系統之後，互相以詩文相會，把酒言歡，沒事搞個同學會，提拔一對是一對，這種同年進士詩酒文會的風俗，從北宋初延續到南宋末，一直到到現在，歷久彌新。
黨爭，既有皇帝的挑動羣衆鬥羣衆的主觀原因，也有南北方文化的衝突、科舉考試規模擴大等客觀原因，這與帝國的統治者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但在制度設計上的漏洞，讓黨爭一直是帝國一道慘烈的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