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朋黨之爭直接導致了王朝的衰落乃至滅亡,宋朝的朋黨之爭是怎樣影響士風和政風的?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封建社會，士大夫爲爭權奪利，在統治集團內部出現不同派別的爭權鬥爭就叫朋黨之爭。朋黨問題雖不始於宋代，卻是宋代政治史上揮之不去的陰影。朋黨之禍成爲宋代政治生態最爲突出的現象和內容。
宋朝的朋黨之爭，真正的白熱化時代，是從王安石變法開始。當時的北宋王朝，雖說表面繁榮，其實卻已不堪重負。國家財政連年赤字，行政效率低下，朝堂上冗官扎堆，國防危機四伏，已經是不改不行的地步。而以司馬光爲首的一羣老臣們，卻只知道給新皇帝宋神宗唱高調。這才叫年輕的宋神宗忍無可忍，慨然啓用王安石，轟轟烈烈的北宋變法上馬!
然而，隨着變法的開始，北宋的朋黨之爭，也迅速的高漲起來，早年唱高調的司馬光一夥，搖身變成了反對變法的頑固派，與王安石麾下的變法派玩命死掐。雖然在後來的史書裏，各類史家對司馬光等人的作爲極力美化，把他們的折騰看做爲國爲民的正義行動。但無奈司馬光的鐵桿盟友文彥博，一句話暴露了這羣人的最惡劣用心：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所謂的富國強兵，在這羣人看來，統統就是浮雲，動了自家“士大夫”的利益，哪怕毀了大宋王朝的前途，也要組團跟變法玩命。北宋朋黨之爭的真實目的，就是這樣惡劣!
於是，在北宋頂着反對派壓力，朋黨之爭的口水聲裏，堅持了十五年變法後，眼看着內外形勢一片大好的北宋王朝，卻因爲宋神宗的病故橫遭轉折，徹底掌握大權的司馬光頑固派，幾乎是電閃雷鳴的手段，把已經取得成效的新法統統廢除。尤其令人髮指的是，爲了徹底踩倒變法派，號稱忠君愛國的司馬光，竟連大宋國家尊嚴都不顧，在北宋已經掌握對西夏戰爭主動權的好形勢下，主動諂媚示好，將北宋將士浴血收復的西夏六寨割給西夏!
也正是在這羣舊黨的折騰下，北宋的政治空氣迅速惡化，王安石生前得力干將，北宋變法的旗幟人物蔡確，更被他們羅織罪名害死。而這樁血仇，也導致宋哲宗親政後，繼承王安石蔡確變法遺志的變法派干將章惇，在這場朋黨之爭中，掀起了對舊黨們最慘烈的報復：大批舊黨官員被株連論罪，已經去世的司馬光被追奪一切賞賜冊封。就連支持司馬光的高太后，都險些在死後被廢掉尊位。北宋朋黨之爭，就這樣一步步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
當然必須稱道的是，雖然變法派對守舊派，在宋哲宗年間開始了慘烈的報復。可是對於守舊派的政治主動，章惇爲首的變法派，卻是去粗取精，盡力吸納，絕不幹司馬光這樣的齷齪事。也正因這個胸懷，纔有了宋哲宗晚期，北宋一度攻克橫山地區的輝煌武功!
但隨着宋哲宗去世，舊黨推舉的藝術家皇帝宋徽宗上臺，北宋徹底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正是這樣一種你死我活的朋黨之爭，最終也毀掉了北宋的政治根基，整個官場變成了逆淘汰。到了宋徽宗年間，朝堂上更變成了奸人蠢人扎堆，最終上演靖康之恥。明朝好些學者，把司馬光看做北宋滅亡的罪人，正是因爲這朋黨禍國的道理。
宋代朋黨之爭是怎樣影響士風和政風的?
重建士大夫政治傳統
《宋史·文苑傳》說：“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模，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爲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爲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這段文字說明了宋朝重文政策的本末由來和深遠影響。後人也常盛讚宋朝文治超越漢唐，社會長期安定繁榮，並對尚文政策的奠基者宋太祖、宋太宗給予很高評價。
宋仁宗是繼體守文之君的典型，他將祖宗興科舉、重文教的政策推向新的高度。仁宗在位期間，朝廷多士濟濟，文官羣體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現後人津津樂道的“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天聖年間的三科進士基本構成了宋仁宗親政後官僚隊伍的中堅力量，這批人登上政治舞臺，可視爲宋代政局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是士大伕力量重新崛起、主體意識再度覺醒的一個標誌。
這些人銳氣十足，在學術淵源、文章風格、稟性氣質和從政作風等方面都表現出新特點：因爲初出茅廬，他們在政治上較少顧忌;又因多供職於臺諫、館閣，故每每自視清流，自詡爲朝廷正氣的表率，形成了遇事敢言、奮不顧身的行爲特徵。他們在政治立場上帶有濃厚的人倫道德色彩，提倡正統，崇尚名節，敢於對現實發表批評意見，不但矛頭直指因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人主的意志面前也具有相對獨立性。當內憂外患日趨嚴重時，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自然成爲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爲體現士大夫政治傳統和道德理念的中流砥柱。
以這批人在各個領域的活動爲開端，宋代一貫的“右文”政策從此才具有了實質性意義：士大夫作爲飽受人文教育而有志於仕途的階層，是體現文化統一性的決定性人物。他們既是王朝合法性的解釋者，又是輔佐皇帝施行合乎道德和禮法之治的實踐者。在強鄰環峙的宋代，士大夫政治的高度發展具有更爲現實的意義，有助於增強正統國家觀念、文化統一性和凝聚力。宋朝利用文化傳統的優越地位，與強鄰作持久抗衡。宋真宗時，自我誇耀式的封禪活動即已表現出這種衝動，仁宗以後則轉化爲士大夫更爲熱誠的對古典傳統的復興，這對宋代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影響都是深遠的。
在這種背景下，士大夫在政治實踐中標榜恢復先王之道和賢人政治，要求官吏在對上級和君主負責的同時，也要注重民本，關心民瘼，甚至倡言“民貴君輕”，提倡爲政以德，強調官員自律。宋代許多名臣鉅子都曾闡述禮義廉恥、忠孝氣節對澄清官場風氣、指導官員行爲的重要作用。楊萬里說：“用寬不若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然後法可盡行，贓可盡禁也。”岳飛的名言更是震爍古今：“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這些思想和言論對於淨化官吏頭腦曾經起過積極作用。
朋黨成爲宋代政治突出現象
然而，也正是從宋仁宗時期起，官僚集團中的朋黨之爭日益盛行。朋黨問題雖不始於宋代，卻是宋代政治史上揮之不去的陰影，朋黨之禍成爲宋代政治生態最爲突出的現象和內容。
在歷史上，“朋黨”從來都不是一個褒義詞。它起初指同類之人爲了私自的目的而互相勾結，後引申爲士大夫各樹黨羽、互相傾軋。例如，《戰國策·趙策二》載蘇秦之語曰：“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晉書·郄詵傳》雲：“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真僞相冒。”《新唐書·李絳傳》更直截了當地說：“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在歷代人心目中，朋黨是圍繞私利而組成的集團，無道義可言。同黨之人爲遂其私慾而不擇手段，肆意誣陷非黨之人，污染官場風氣，擾亂統治秩序。對統治者來說，朋黨現象是不祥之物，朋黨興則國衰亡。由於這種觀念已深入人心，無論何人，一旦被指爲朋黨，不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結，而且也會在道義上背上惡名。因此，以朋黨之名攻擊政敵，歷來是官僚政治集團鬥爭的可怕武器。
隨着士大夫主體意識的崛起，宋仁宗年間的朋黨之爭具有了新的內容和意義。它先是表現爲新進士大夫爲自身利益和抱負而與權臣之間展開的鬥爭，繼而演化爲新進士大夫內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訐。與以往的黨爭相比，宋代被視爲朋黨者更注重道義之爭，並試圖扭轉傳統觀念，爲朋黨正名。歐陽修曾撰《朋黨論》一文，認爲朋黨有“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的分別，“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他們在政爭中不避嫌疑，以“君子之黨”自居，甚至以朋黨爲榮。
歐陽修等人的努力非但未能爲朋黨正名，反而造成嚴重後果。首先，他不但自認是朋黨，而且把朋黨作爲“君子”的專利。這就意味着人們對朋黨的議論並非空穴來風，進而使人們得出結論：凡主張改革、擁護新政者，皆爲朋黨。其次，聖人早就說過“君子不黨”，歷代朋黨爲禍的事實也爲人們所熟知，統治者更是以防範臣下結黨營私作爲維護皇權的首要任務。面對強大的傳統觀念，歐陽修爲朋黨翻案的論點顯然缺乏說服力。最後，他把臣僚分爲君子和小人，凡贊成其觀點者即爲君子，反對者則是小人，並奏請宋仁宗按此標準“進賢退不肖”，這無疑是在公開製造分裂和緊張氣氛，不但使守舊派對改革者抱有更深的敵意，也使不少中間派感到不安，產生動搖。
新進士大夫在政治舞臺上也暴露出自身難以克服的弱點，突出表現爲：言論強於行動，目標重於手段，意氣多於理智;自負固執，我行我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易於結黨，結果授人以柄，也招來人主的猜忌;始則以朋黨自任，終則以朋黨相爭，是非混淆，敵我不分，雖一心想剷除小人，卻易爲小人所誤。彼等雖夙志以天下爲己任，卻也爲其仕宦生涯設下重重障礙，最終難以有所作爲。
這些弊端在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現，對立雙方都無法超越傳統認知的侷限，遂使這些論爭重新陷入“義利之爭”、“君子與小人之爭”的思維窠臼，既無助於實現興利除弊、挽救危機的目標，又使得統治集團陷入無休止的恩恩怨怨、分裂爭鬥之中，最終成爲新政和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
文風極盛而士風日壞
熙寧以後，朋黨之爭愈演愈烈，並蛻化變質爲黨派傾軋和純粹的利益鬥爭。所謂新黨，往往打着維護新法的旗號，乾的卻是排斥異己的勾當。舊黨內部亦復如此。政壇風氣愈益惡化，野心家、陰謀家趁機專權亂政，吏治腐敗、貪污橫行的局面難以遏阻。
官場惡鬥又從反面教育了士大夫。他們心灰意冷，循規蹈矩，謹小慎微，完全喪失了往日的銳氣。那些還沒有進入仕途的讀書人也羣起效仿，亦步亦趨，失去進取心和正義感，讀書只是爲了做官，做官只是爲了趨利。陸九淵說：“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盡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在這種意識驅使下，文人士大夫所讀之書皆場屋之書，所習之術皆求官之術。所謂聖人之言、先王之政，也都成了幌子，無人潛心深究。這就造成了宋代文風極盛而士風日壞的弊病。
同時，宋代科舉制度中“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的弊端始終沒有得到解決，考試內容日趨狹窄僵化。紹興年間還允許“通用古今諸儒之說，及出己意”。到理宗朝時，經義考試遂以朱熹《四書集註》等爲標準答案。由於考試內容十分狹窄，爲區分成績高低，考官規定了種種固定程序加以限制，如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等，開啓明清時期八股取士的先河。由此，士大夫中有真才實學者日見其少，皓首窮經、只爲稻粱謀者比比皆是。自詡清流、空言心性者充斥朝野，而在治國理政方面則乏善可陳，甚至懵懂無知，造成“吏強官弱”的局面，爲胥吏上下其手、營私舞弊打開方便之門，官吏沆瀣一氣、合夥作惡。
儘管宋代朋黨之爭在一定程度上曾經超越權與利之爭，並被視爲士大夫自我意識在政治領域中的實踐和運用，但就其實際結果來看，並未開闢全新的政治局面。相反，它對政壇和社會風氣造成負面影響，嚴重干擾政務的正常運行和革新的順利推進，進而演化成黨派傾軋和惡鬥，成爲令人詬病的痼疾。正如王夫之所言：“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於熙、豐，交爭於元祐、紹聖，而禍烈於徽宗之世”，“自命爲君子人者，亦倒用其術以相禁制。妖氣所薰，無物不靡，豈徒政之所繇亂哉?人心波沸，而正直忠厚之風斬焉。斯亦有心者所可爲之痛哭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