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家訓文化是什麼時候興起的?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在中國古代傳統的士大夫家族裏，家訓和族譜是兩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講究宗族血緣關係的封建時代，如果說族譜是大家族維繫其發展和存續的客觀證據，那麼家訓，就是其能夠保證階級屬性代代相傳的內在動力，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獨特的家庭教育方式和認知理念。
中國古代家訓的發展繁榮時期，自然是明清時期，我們現代人最熟知的家訓應該就是清代曾國藩先生的《曾國藩家書》，但要論起中國古代家書家訓的起源，則應該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
儒家思想主導下文人對於“家學”傳承的需求，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特殊時代背景下文人們強烈的憂患意識，是南北朝時期文人家訓興起的原因所在
儒家傳統的經典《孟子》中曾經記載：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就是說君子留下的流風遺韻，經歷過五代就沒有了。這裏的“澤”可以理解爲良好的家庭教育，高尚的品德觀念。
中國古代家訓的興起，根源就在於此。在傳統的士大夫家族觀念中，子嗣的繼承和自己學術，家風的繼承，是同等重要的。這一方面是由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念決定的，一方面也是出於家族本身的延續需要。
早在春秋時期的《戰國策》之中，就有相關的記載：
“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
在漢代董仲舒獨尊儒術之後，文人士大夫階層逐漸與統治者直接掛上了鉤，他們的理念也就成爲整個社會的主流，“留財不如留賢”逐漸深入人心，但在時間的作用下，任何“君子之澤”，又不可能千秋萬代的傳承下去。這個時候，以文字記載的，帶有宗族內一定法律意義的家訓，就成了保證家族血脈能夠流傳下去的一道底線。
所以說，漢代以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隨着文人在社會上的地位越來越高，他們爲了保證家族的存續和血脈的流傳，促使了家訓形式的“家庭教育”出現。
另一方面，南北朝時期的連年戰亂，王朝變幻，使得深入權利中心的士大夫階層，比普通的百姓們更能感覺到危機的存在。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社會的劇烈變動，促使士大夫階層內心強烈的憂患意識，往往今日還高門大戶的世家門閥，明天也許就要淪落成庶民，在這種社會現實之下，任何權勢，金錢，地位的傳承，都不夠牢固。這就迫使士大夫們不得不去尋找一條能夠更好的傳承家族，延續血脈的辦法，家訓則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種。
綜上，南北朝時期文人家訓的興起，實際上是在儒家思想佔據傳統文化的主流之後，士大夫們對於自身信仰和傳承的需要導致，也是在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他們爲了家族和血脈的延續尋找到的一條“捷徑”。
對於家族內子弟的較強約束性，和帶有理想色主義色彩的個人人格追求，是南北朝時期文人家訓的主要特點
從特點上來看，“家訓”還不同於明清時期的“家書”，如果說家書是祖先對於後輩的寄託和希冀的話，那麼家訓就可以說是祖輩對於後代的要求。
中國人骨子裏是不信神的，或者說我們信的神就是祖先。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宗族觀念下，家訓在家族的範圍內，實際上是具有一定的類似於現代法律的效令，對於後代的約束力是很強的。
這一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代皇室的太祖石碑。
根據《鬆影集》中記載，宋太祖趙匡胤曾經留下家訓：
“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七祖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康年中誅罰爲甚，今日之禍雖不止此，然要當知而戒焉。”
因爲皇權的特殊性，皇室的家訓可以直接演變成國家的法律，上面這段文字記載的歷史，可以說是宋朝不殺士大夫的法理依據。在民間，文人士大夫們的家訓雖然沒有皇帝家訓那麼嚴苛，但其對於家族後背的約束，也是非常有力的，幾乎等同於小範圍內的法律。
從南北朝時期的特殊背景上來看，對比明清時期的家訓，南北朝文人的家訓更傾向於道德層面的要求，體現着士大夫階層對理想化人格和家族聲望的重視。
早一點有三國時期的蜀漢丞相諸葛亮在《誡子》的那句：
“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晚一點，在南朝時期的顏延之的《庭誥》中告誡後代：
“唯夫金真玉粹者, 乃能處而不污爾。故曰: 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 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
由此可以得知，相較於明清時期的家書家訓，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家訓普遍強調個人的人格追求，而不以具體務實的要求爲特點。
所以說，魏晉南北朝時期家訓的特點，首先在於其類似於家規族規的強力約束性，其次是傾向於子孫後代人格的理想化追求，具有典型的文人特質。
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家訓一方面促使了門閥制度的發展，使得社會階層固化加深，另一方面又對後世產生積極影響，完善了古代傳統的教育體系
那麼南北朝時期文人家訓的興起，反映着什麼樣的社會背景，對當時有產生怎麼影響呢。
首先從社會背景來看，家訓文化的興起，之所以會在南北朝時期，跟當時逐漸壯大並走向興盛的門閥制度有關。
從兩漢時期開始，以掌握着經學典籍解釋權的門閥士族爲代表，中國古代門閥制度開始興起並走向繁榮。從根源上講，門閥制度的盛行，其實來自於知識的壟斷。
近代國學大師陳寅格曾經在《崔浩與寇謙之》中寫道：
“蓋有自東漢末年之亂，首都洛陽之太學，失其爲全國文化學術中心之地位，……故東漢以後學術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於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門乃爲學術文化之所寄託。”
這種學術上，或者是知識上的壟斷，爲世家大族首先帶來的是人才的層出不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漢末潁川荀氏家族的“荀氏八龍”，以及其後晉朝時期號稱“王與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
我們現代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放在古代就是知識是第一生產力，誰掌握了知識，誰就掌握了主導天下方向的權利。這種權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戰亂年代表現更爲突出。
世家大閥蓄養私兵，廣收土地人民，幾乎可以與皇權分庭抗禮，甚至猶有過之，皇權時常會被世家大閥們推翻，但門閥卻因爲掌握着先進的知識和人才，哪怕經歷戰亂，也能夠發展留存下來，並迅速壯大。
巨大的利益，自然帶來巨大的動力。在這種現實需要之下，南北朝時期的豪閥們首先要保證的，自然就是自己家族對於知識的壟斷，這是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爲豪閥的根本。而在古代封建時期，古人們的認知裏，知識往往又跟一個人的人格品德有很大的關係。
魏晉南北朝時期家訓文化的盛行，其實從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門閥制度的興盛，爲那些傳承百年，甚至幾百年的大家族提供了能夠源遠流長的內在動力。
但凡事有利就有弊，門閥制度盛行和發展，必然造成社會階層的固化，社會階層的固話又勢必帶來社會的動盪，如此就形成惡性循環。越是在亂世，門閥們更看重自己的家風家訓，士族自然就人才集中。而廣大庶族們卻因爲士族們的知識壟斷，沒有向上的通道，又引發動亂如此循環不止，可以說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連綿戰亂的內在原因之一了。
從對後世文化的影響上看，興起於魏晉南北朝的家訓制度，對中國古代的教育體系完善，起到了一個重要的助推作用。
這種助推不僅是在家庭教育方面，更是在社會教育層面上。古代以家族聚居的大環境之下，家訓經過一兩代人，甚至兩三代人的遺傳繼承之後，其實就變的不僅是家庭內部的教育，更是一個小社區內社會教育的底線。
換句話說，“君子”的後代的後代，不一定還是讀書人，還是君子。一個大家族裏，勢必有人好有人壞，繼續讀書明理的自然不用說，有些讀不起書，或者讀不進去書的人，他們的後代家庭教育其實是堪憂的，這時候以整個家族家訓爲主體的小範圍的社區教育，就是這些缺失家庭教育孩子的有效彌補，對穩定社會秩序，引到社會風氣，都有積極的作用。
綜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教訓文化的興起，實質上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掌握着知識和權利的士大夫階層，出於對社會現實的憂患意識，對自身家族血脈傳承的需求，嘗試着尋找方法延續家族的實踐。
這種實踐因爲其時代特徵和階級特徵，具有鮮明的特點。首先是家訓對於家族子弟的約束性較強，其次因爲未經時期士大夫階層的文人特質，使這一時期的家訓普遍具有主張理想化的人格追求的特點。
從影響上來看，家訓文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興起對於當時來說，有利有弊。一方面推動了門閥制度的興盛發展，一方面也固化了階層，似的社會容易動亂。從對後世的意義來看，則明顯是利大於弊，不僅有效的補充了古代文人的家庭教育，還起到了一部分社區教育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