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之辨”是什麼是很多人要的問題?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答。
華夷之辨的概念源頭，可以上溯到春秋時期。春秋時期犬戎攻破鎬京的慘痛經歷給當時的中原諸侯國造成了嚴重衝擊，孔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華夏與蠻夷的觀念就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出現，是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的。這種觀念的形成與出現，對中國歷史的發展有着深刻的影響。在此後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中，華夷之辨這一觀念不斷髮酵變化，在各個歷史時期有着不同的內涵，對中國儒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形成華夏民族共同體有着積極的意義。
尊王攘夷的齊桓公
唐朝是我國曆史上封建王朝的鼎盛時期。唐朝高度發達的文化，強盛的軍事武功，兼容幷包的胸懷氣魄，爲當時各民族間的融合創造了條件，同時，“夷夏之防”觀念在唐代前後期也產生了重大變化。在此期間“夷夏”的劃分逐漸從地域、血統、族羣爲主過渡到以文化因素爲主要區分標準，這一主要區分產生於南北朝時期，陳寅恪先生對此有着精闢的論述。
兼容幷包的大唐盛世
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胡人佔據中原並建立政權的歷史情況。由於胡人佔據少數，現實中需要依靠佔據多數的漢族。因此，胡人政權對漢人的防備是無意識的舉動，而並非排斥漢文化，他們大多積極推行漢文化，採取主動向漢文化靠攏的措施，來謀求政權合法性。關於“胡族”的範圍界定，泛指非華夏文化的周邊四夷以及入居內地的胡人。從四個方面可以分析唐代前期可以大量接受胡族內附的歷史背景原因，一是歷朝接受外族內附的傳統政治政策;二是李唐皇室的母系胡族血統;三是長期的民族融合使得中原地區胡漢差異觀念逐漸淡化;四是接受內附所能帶來的益處，如人口、兵源、蕃將、土地、國際影響力等。
南北對峙的南北朝時期
唐前期國勢強盛，文治武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峯。在此期間，唐朝皇帝致力於營造萬國來朝的盛世景象，雖有華夷之辨的觀念，但這種觀念是爲了維護唐朝在各族胡人中的共主意識。唐玄宗時期，唐朝國力臻於頂峯，對外雖然仍然強勢，但是已經開始轉入防禦;而且唐前期文臣，大多都反對爲征伐夷狄而消耗中國，主張“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
各族胡人的天可汗—唐太宗
唐玄宗時期，唐朝經安史之亂打擊後，唐朝政府“夷夏之防”觀念得到強化，“夷夏之防”的對象發生了變化，河朔藩鎮長期不受中央管轄，受胡化影響較大，自成一個文化區域，成爲“夷夏之防”的新對象;同時對於唐中央的蕃將，統治階層尤其是皇帝對其表現了不同於前期的不信任，同樣成爲防禦的新對象。
開元盛世開創者-唐玄宗
在朝廷內部打着夷夏尊卑有別的旗幟下，士人在對於“夷夏”的區分上，明確提出了以文化進行種族區分。這是唐朝時期提出的對華夷之辨的認識看法，唐朝對於“夷夏之防”觀念的變化是伴隨着唐朝的盛衰而變化的，而且以文化爲區分標準，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傳統的防禦對象，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夷夏之防”觀念的弱化。
隨着唐朝實力的浮沉，唐朝皇帝眼中的“夷夏之防”觀念也是發展變化的。安史之亂後，唐中央政府受到嚴重削弱。在內藩鎮林立，在外四夷侵逼，中央政府權威損傷較重。爲平定安史之亂，唐朝抽調安西四鎮的精銳進入內地，吐蕃趁機在安西都護府轄地，四處攻略，胃口越來越大，最後甚至攻入了長安城。此時，回鶻亂於北方，党項亂於河南，東北契丹崛起，南詔非善與之輩。
唐朝周邊的胡人zheng'quan
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很大程度上基於現實考慮，“夷夏之防”觀念又興起強化，如對歸附朝廷的胡族蕃將僕固懷恩、李懷光等的不信任，對吐蕃議和的不信任，京西北八鎮防禦體系的建立，文壇上韓愈爲代表的古文運動也是對“夷夏之防”觀念的強化推動，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中曾言：“故當時特出之文士自覺或不自覺，其意識中無不具有遠則周之四夷交侵，近則晉之五胡亂華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爲古文運動中心思想也。”
而“夷夏之辨”是歷史上已有的“夷夏之防”的產物，如果沒有華夏和蠻夷之間的區分，就不可能有之後這種在文化層面的夷夏認同的防範;這種在文化概念上對華夏和蠻夷的歸類區屬，纔有所謂的“夷夏之防”及其可能轉變爲現實的潛在利益衝突。
所以，在唐朝開始走向衰敗的時候，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才產生了以文化分胡漢，不以民族論華夷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