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古代的京官和地方官，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古代中國，做京官，最大的麻煩，最深的困擾，可能在於比較窮吧。
尤其是明清那樣“大一統”的朝代，普通中下層的京官，經濟上的困窘、日子中的苦逼，常超出我們的想象。居大不易，在品位相等的情況下，渴望外放當地方官的，人數不會少。
我們看電影電視，總看到京城官老爺們，是如何豪奢，如何闊綽，這個多少有些誤導。是的，那些一二品級的“國級”“副國級”，還有上層特權人士，什麼寇準、李鴻章之流，多數自然可能挺瀟灑，排場講起來，到了可勁造都花不完的地步。但這類人，畢竟每朝就那麼一小撮，不好代表一般在京同僚。
決大多數京官，尤其是中下層的，包含唐宋明清在內，生活的寒酸都是出了名的。清代名士李慈銘有部名作《越縵堂日記》，裏面就說“京官之窮，毛骨灑竦”，這話不算特別作，雖然是誇張了點。張德昌教授那本《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搞過種種數據論證，結論就是，“京官們的生計，瀕臨破產是如此普遍”。
只是說，京官他們這種窮，與普通百姓比起來，確實只是一種特權階層內比起來的窮。
一般京官的窮，最直接原因，是收入來源太少，貪腐的機會不多。
要知道，所謂京官，那可是盤踞在天子腳下的，衆目睽睽，諫官們又權力太大，整天就盯着京官們，稍有不慎就要被彈劾罷官，兩弊相衡取其小，自然是保官要緊，窮就窮點吧，反正大家都窮。這種心理和現況，以今衡古，其實也不難理解。比如，在我那小城，如果有縣市長坐個公交啥的，那將是隔天頭版頭條;但在京城，部長級赴宴，樂呵呵騎着一輛破永久或摩拜的，豈會在少，大家都習以爲常了——張召忠、胡錫進他們，不都是如此麼?
只因爲，歷代京官，雖然形式多有差異，但其收入來源，確實主要在兩大項：一，工資，即“俸祿”;二，地方官的饋贈，俗稱“吃外官”。一般來說，他們工資都不高，地方官的饋贈那也是時有時無，或者就是隻敢接受“小意思”，有的乾脆門前冷落，加上要應酬打點，多數不僅只能勉強度日，不夠用還是常態。明代一本筆記說，“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寒酸不忍言。
比如，即便以唐宋官員的高工資，即便是京城高官，基本上都是“京漂”，極少能京城買房的，最多隻能在京城附近二線城市置產購房。看唐代，名相魏徵死時家無餘財;宰相岑文本未曾置買田產，家中清貧，租房又小又溼;尚書右僕射溫彥博，死時連稍微體面些的弔喪場地都沒法提供。這些在京高官，固然本身就比較清廉，但正是因爲只能靠工資生活，根本就入不敷出。
更何況，大唐的“中紀委”御史臺可不是吃素的，那幫人能獨立行使監察職能，動不動奏你，誰敢貪?
再看宋，都說士大夫們有錢瀟灑，可大家始終沒明白，大宋京官也並非那麼輕鬆的。比如，大宋基本沒有京官能夠買房，除非你祖上有宅在本地。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裏講得很明白，“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寇準在宋代京城高官中算得上花錢最囂張的了，但是呢，“歷富貴四十年，無田園邸舍，入覲則寄僧舍或僦居”，就是還得租房子、住旅社、借住於寺廟。原因在於，宋皇室固然給予士大夫們的待遇較好，但宋時官員的考覈那也是出名的嚴苛，諫官權力極大，稍不留意、多受幾毛錢都要被參，因此京官們都會主動避免落人口實。唐宋制度完善，極少出現大貪、鉅貪。
明清的京官，那生活狀態就更不要說了。你翻閱這兩朝京官筆記，基本沒有不叫窮喊苦的。這兩朝時，京官的收入是最低的，而官場應酬花樣又最多、開銷往往又最大，通關子、挖門子的手法又最繁，窮到拼爹的不要太多。比如明朝前期，在京官員們本來工資就低，這工資還要換算成米糧，甚至連米糧都是名目上的，因爲相當多都要折成紙鈔，可紙鈔貶值的速度又是飛快，所以彼時京城中下層的官員真是清苦不堪，時人說的話是，“京朝官多貧不能自存”，連活下來都是問題。直到了晚清時分，王朝都快崩盤了，京官中的高層，日子才過得舒坦，也不怕明目張膽。
那麼，說到這，一個問題也就出來了：既然大家都知道京官苦逼，可爲什麼還有更多的人願意留下來苦熬?其實吧，這個矛盾點也很好理清，因爲作京官是窮，可好處與隱形福利，那也是明明白白的：信息通、機會多、人脈廣、地位高、升遷快!有時也威風，京城一街道幹部，下地方都頂得上一個縣太爺了。
這種綜合誘惑，可比單單圖錢來得猛烈的多咳!他們的這個小揪揪，就跟如今的北漂們一個心理。大衆覺得，北漂一族不是人過的日子;可京城住過一年半載的，下視二三線，都會覺得是煉獄般難受。你說誰有毛病?
所以，對於一般官員來講，如果有志於仕途，堅持作京官的多，可如果要追求生活品質，明白一點說是要撈錢，外放到地方做“土皇帝”，那應該是更好的選擇。
古代官員，其仕途選擇，一般都有兩種。其一，是留在京城當小官，慢慢爬;其二，就是由科舉考中後，到地方當官，或者直接外放。根究起來，京官與地方官，其實也一直都是流動的：一些被認爲能力不錯的京官，會被派到地方任職;而很多地方官倘若政績了得，也有機會升任京官。二選一，看你求什麼。
更直接地講，那些官迷、圖閒、好名之人，傾向與京官;而那類求財、幹吏、想做事的，多會主動請求外放。至少在明清兩朝，作地方官一把手，天高皇帝遠，本地我老大，有權勢、少掣肘、高工資(雍正後地方官還推行養廉制度，額外領到的銀子能達到原俸祿的數十倍乃至上百倍)，那可是香餑餑。
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日子不要太爽，導致不僅科舉出身的官員，甚至許多旗人高官都熱衷去地方。明清兩朝，地方官幾乎不太願意到京城任職。當初乾隆南巡時，召見浙江道員羅源浩，聊起天很嗨，弘曆哥有意提拔這位地方小官員到京城，結果羅源浩差不多就是公然拒絕，只好作罷。
但是，哪有事情是十全十美的呢，當地方官，風險也是更大的，至少有幾條足讓許多人望而卻步：其一，遠離皇城根，信息閉塞，結交高層領導的機會幾乎沒有;其二，需要處理的事務太繁雜，明清累死的地方官不在少數;其三，因爲要幹事，要出政績，容易出問題，京官則多按部就班，涉事不多，更有機會避禍;其四，也是致命的，除非特別出色，政聲在外，想重回朝廷中心的機會，幾乎渺茫了。
哪有做官的不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呢?當京官還是作土皇帝，如何選擇，好難啊，太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