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1911年3月16日-1979年2月7日)，人稱“死亡天使”，德國納粹黨衛隊軍官和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醫師”。門格勒是篩選當時被運抵集中營的囚犯的醫師之一，負責裁決將囚犯送到毒氣室殺死，或者成爲強制勞動勞工，並且對集中營裏的人進行殘酷、科學價值不明的人體實驗。戰爭結束後，他先是使用假名隱匿在德國，然後逃亡至南美洲不同國家居住，直到意外溺死在巴西，對遺體的DNA測試才確認了他的身份。門格勒曾是納粹德國設在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希特勒衝鋒隊軍醫，這個執掌生殺大權的“白衣天使”卻是不折不扣的“死亡天使”，他儘可能多地“消滅”不能勞動的囚犯，慘無人道地用活人進行“改良人種”試驗，先後有約40萬被關押的無辜生命慘死在他手下，其中絕大部分是猶太人。
從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說起(1911—1930)。
門格勒人稱“死亡天使”，是一名德國納粹黨衛隊軍官和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醫師”。 門格勒是篩選當時被運抵集中營的囚犯的醫師之一，負責裁決將囚犯送到毒氣室殺死，或者成爲強制勞動勞工，並且對集中營裏的人進行殘酷、科學價值不明的人體實驗。戰爭結束後，他先是使用假名隱匿在德國，然後逃亡至南美洲不同國家居住，直到意外溺死在巴西，對遺體的DNA測試才確認了他的身份。
早年經歷
1911年3月16日，約瑟夫·門格勒出生於德國岡茲堡，父母分別是卡爾與渥柏嘉·門格勒。從1921年到1930年小門格勒在當地的固雲茨伯格高中(Günzburger Gymnasium)。1924年，當初只有13歲的約瑟夫加入了當時帶有國家保守主義思想的大德意志青年團。從1927年到1930年高中結業，小門格勒一直是當地青年大隊的第一大隊長，而這個身份更是在其此後的事業成功道路之上起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作用。小門格勒成長在家中國家保守主義思想和嚴格的天主教信仰之中。他的父親是當時的德意志國家人民黨(Deutsch-Nationalen Volkspartei ，DNVP) 和保守派前線戰盔老兵團“Stahlhelm”的老一輩成員。正是爲此，在納粹上臺執政之後作爲忠誠的獎勵，老門格勒終於進入了夢想已久的市議會。1933年5月卡爾·門格勒加入了NSDAP，同時他也就是後來那些“老戰士們”("Alten Kämpfern")蔑視地成爲“三月烈士”("Märzgefallene")的那一批在1933年3月5日NSDAP取得選舉勝利之後加入的投機分子了。所以如果就是爲此將卡爾·門格勒稱爲是激進的國家社會黨黨員，或是稱之爲忠誠堅定的話，那麼對他來說確實有點過於“讚揚”了。
學業事業
在1930年復活節前後，門格勒獲得了成年證書(Reifezeugnis)，儘管在結業考試(Abitur)當中他的成績只是中等水平，可是這並不能影響當時只有19歲的門格勒來到了慕尼黑開始了綜合醫科的學習。作爲家族的長子，他本來沒有機會選擇一個這樣對家族事業“毫無用處”的學科的，可是正是由於他的弟弟很早就開始了商人學業並且表現出了很高的才華，所以他纔有了這樣的一個機會的。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他分別就學於慕尼黑、維也納和波恩。此間，本來對政治組織很有興趣的門格勒對當時的國家社會黨運動並沒有表現出多大的興趣，最起碼在最開始的一段時間內是這樣的。因爲在一直接受國家保守主義教育的他心中，這種遊街穿巷的運動並沒有多少正規黨派的意味。正是出於這種觀點，所以門格勒於1932年只參加了“戰盔青年團”而不是其他更爲有名的納粹下屬組織。在1933年納粹執政開始之時，戰盔組織的成員都被SA接管，門格勒在此後不久便以身體因素退出了組織。
1935年門格勒在慕尼黑大學的提奧多·莫利遜教授(Prof. Dr. Theodor Mollison)那裏取得了第一個博士學位，他在人類學的畢業題目爲“對於四種種族人類的前下齶部分的種族形態學研究”(Rassenmorp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des vorderen Unterkieferabschnittes bei vier rassischen Gruppen)。1936年他成功地通過了國家第一考試，並且在萊比錫大學醫院兒科進行了爲期4個月的實習。估計就是在這段時期他的那種貌似和藹可親的笑容得以形成。從1937年開始，他參加了由奧特馬·馮·傅舒爾教授所領導的新建立的對繼承生物學和種族純淨進行重點鑽研的法蘭克福研究所。在這段醫科臨牀實習之後，他得到了醫生就醫執照並且從1937年9月1日開始作爲醫生助手爲傅舒爾教授工作。在1938年他更是得到了第二個博士學位，而且還是他一直非常向往的醫科博士。
1937年門格勒加入了NSDAP，僅僅一年以後他更是被精英薈萃的SS吸收了進去。這裏不光是因爲他本身的學位或是其他老戰友們的推薦，而主要的原因是其所工作的單位爲整個帝國中最爲著名的種族基因和人類學的研究機構。作爲能夠提供納粹當時急需的種族理論證據的重要單位，幾乎所有的工作成員都得到了足夠的重視。
戰期經歷
隨軍醫師
(1941-1943)
1940年6月15日，約瑟夫·門格勒調入國防軍服役。他首先服役於陸軍第九醫療輔助後備營。此後不久，作爲SS成員的他主動要求進入SS黨衛軍，並且從同年8月11日開始工作在Posen的移民事務中心。
在1941年初或是同年初夏，門格勒進入了新建的SS黨衛軍維京師第5.SS工兵工程營(SS-Pionier-Bataillon 5)，並且跟隨此部隊參加了蘇德戰爭。 在各大小戰鬥中，門格勒獲得了多次獎勵並因此多次進行了軍階晉升。關於一些材料之中所敘述的在這一段時間門格勒曾經爲帝國SS和警察部隊醫生領袖工作過的觀點，筆者認爲可能性很小。但是就其在戰場的表現來看，門格勒作爲醫生還算是很不錯的。儘管很不願意承認，可是卻也得相信事實，畢竟軍中火線獎勵不是那麼容易得的。
1943年1月，從一次嚴重的戰傷恢復過來的門格勒被定爲了不可上戰場的級別之中，並且被調到了柏林的SS步兵後備東部營(SS-Infanterie-Ersatz-Bataillon Ost)。關於這個調動，筆者認爲有很大程度並不是門格勒本人的意願，最起碼他在調動命令下達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纔到部隊進行報道的，當然這個只是個人猜測沒有確定的證據的。在那裏很是休閒的他開始爲威廉皇帝研究院(Kaiser-Wilhelm-Insitut)的人類學系工作，而他的當時的人類學系系長正是當年的導師傅舒爾教授。
奧斯維辛
(1943-1945)
在1943年5月，奧斯威辛-彼爾肯瑙(Auschwitz-Birkenau)吉普賽人營的醫生——Benno Adolph因病退役，而正處於預備役中的已經升爲SS-Hauptsturmfuehrer軍銜的門格勒醫生卻正是一個相當好的後繼者。而這裏也有一個值得討論一下的問題：儘管門格勒一再強調他是主動要求進行調職的，可是在後備營部衆多的請調申請之中根本就沒有見過他的申請，同時在安逸的生活之中也並沒有看到這個“自願求職工作”的他有什麼不舒服的樣子，所以總的來說這個調職只是一種能夠讓他施展的“機遇”而已。
1943年5月30日，約瑟夫·門格勒正式開始了在奧斯威辛的工作。必須要再次強調一下，儘管門格勒的名氣最大，可是他並不是整個奧斯威辛營的總醫官，他只是醫官隊中的一員而已。在奧斯威辛營中官階最高的醫生是從1942年9月1日起作爲SS-駐紮營地總醫官的SS-Hauptsturmführer愛德沃德·威爾茨(Eduard Wirths)。
但是門格勒確實也算是個主治的醫官的，他領導範圍是吉普賽營的一小部分，所謂的營地區。儘管在一開始的時候他的權利範圍還是很小，可是他的晉升機會卻在徹底消滅了所有在押吉普賽人之後出現了。他成功接管了所謂的在押人員醫護營的領導權，也就意味着他成爲了直接可以進行屠殺的主醫官羣體之中了。
門格勒醫生的職責範圍與一位真正的醫生毫無關係。表面上作爲營地醫生應該對營地中的在押人員醫療和營地的衛生以及可能出現的流行病負責的，可是在奧斯威辛毀滅營中所有人都是爲了一個目的而存在的，那就是殺人而絕不是救人的，就連醫生也是如此的。他們負責協助毒氣室的工作，規範槍決和肉體懲罰，監督對人員分類進行挑選，親手將Phenolin毒液注射到在押人員的心臟中(戲稱爲"Abspritzen"，也就是削掉尖頭的意思)等等。可能唯一一樣可以算是正規醫生職業範圍之內的工作是開出死亡證明了，只不過他們不光爲死人開，同時更是十分樂意爲活人開的。
在門格勒“主治”的醫院之中這種矛盾就更加明顯了。一方面，他們要爲那些患上極、極、極小病症的在押人員進行治療，以便這些勞動力可以迅速恢復工作;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對所有重病或是受重傷的在押人員進行挑選，並且以最快的速度進行消滅。
對於門格勒來說最爲重要的工作範圍：分級挑選和活人實驗。
作爲營級主治醫官，門格勒在工作之中從沒有表現出任何愧疚或是一丁點兒的遲疑，似乎這一切都是他在醫科學習中所學得的必修課程一樣。估計各位戰友都應該在電影之中看過什麼叫分級挑選的，在短短的幾秒鐘的時間內由一個人所作出的決定就可以決定幾十人的生死的。可是門格勒喜歡的卻不是這種快速的決定，他卻特別願意親自對他的“患者”有所瞭解，然後再做出他的生死判決的。這也就是爲什麼在所有的倖存者之中對門格勒的恐怖印象如此的深了!而且在所有能夠在門格勒所管的營中平均3個月的“生存期限”下倖存下來的人都對歌劇有着極深的恐懼和厭惡的，因爲門格勒在這種本就極爲“輕鬆”的工作中是不會忘記自己心愛的唱片留聲機的!
與活人實驗相比較起來這種分級挑選或者還算是人道一點兒的死亡方式的。門格勒的頭上這個死亡天使名字的真正來歷主要還是因爲他的各種人體實驗的。儘管在納粹的各種集中營當中活人實驗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而且試問海德堡、法蘭克福和柏林醫科大學的標本室中到底有多少標本是沒有“來歷”的，估計從那個天文數字當中大家就可以瞭解到這種醫療實驗是很普遍的。
作爲人類學和基因學專家的門格勒，他的主攻方向是他最擅長的對雙胞胎的研究。在他掌管了營級的醫官之後，他馬上開始充分利用了奧斯威辛的“人員優勢”，幾乎在不到一個月之內上百對雙胞胎被集中了起來，其中多是些孩子。那個後來的所謂死亡天使的名頭其實還可以理解成爲天使的屠殺者的。
在這個死亡的營地之中門格勒的研究沒有任何的道德和人理的約束。在沒有任何麻醉措施的情況下，他的各種醫學上毫無意義的實驗手術和故意的注射傳染病體等等都將他的“實驗品們”推上了死路，而同時更是將他自己擺上第三帝國人類學各種“科學”雜誌中最爲領先的研究專家的行列之中。在德國本土之中，很多的同類研究者都是極爲羨慕門格勒的研究成果的，有好多都曾經應邀到奧斯威辛“做客”的，而他們的各種“臨牀”研究成果更是進行了廣泛的傳播。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筆者對四、五十年代各國，尤其是洗劫了海德堡醫科研究館的美國和一舉“破壞”了柏林威廉研究所醫科資料庫的蘇聯，對他們兩國當時對人體基因和形態學的各種研究進步都是抱有着極大的保留的。誰知道在這個光鮮的成果後面有多少這種鮮爲人知的背景呢?
這位因受傷而從戰場前線退下來的軍醫，開闢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另一個時代。
門格勒儘可能多地‘消滅’不能勞動的囚犯，慘無人道地用活人進行‘改良人種’試驗，先後有約40萬無辜生命慘死在他的手下，其中絕大部分是猶太人。他曾強迫受害者接受藥物注射，以改變他們的眼睛的顏色或使他們絕育;他還曾在活人身上接種病毒和細菌，並對他們在不麻醉的情況下進行截肢和摘除器官手術。
這位在實驗室中要孩子們叫他“好叔叔”的醫學博士，利用那些無辜的孩子進行慘絕人寰的實驗。他用食物和麪包引誘孩子們，就爲了獲得他們的配合。
他的行爲是爲人所唾棄的。約瑟夫·門格勒的理論是：“人和狗一樣，都有譜系，有人在實驗室裏培養出了良種犬，我也能在裏面培養出優良人種來。”門格爾的殺人政策很古怪，例如他在距地面150至156釐米的地方劃了根線，凡是身高不在這兩根線範圍內的孩子一律被送進毒氣室。偶爾門格爾也親自開開殺戒，他天生有潔癖，而且還是個完美主義者。他將那些皮膚上有斑點和小疤痕(如闌尾手術留下的)的人統統送進毒氣室。這個身材瘦小的男人，頭髮總是梳得一絲不苟，深綠色的納粹制服也總是燙得平平整整，軍靴擦得鋥亮，鷹隼一般的眼睛盯着他的“獵物”。戴着白手套的手裏權杖不停地揮舞着。“獵物”們由此分成左右兩個行列，左邊的處死，右邊的留下。
他最爲著名的試驗是關於眼球的試驗。門格勒將顏料注入孩子們沒有麻醉過的眼球，孩子的眼睛大多因此失明，那種撕心裂肺的疼痛自不必說。據另一位集中營醫生說：“1943年9月，當我來到吉普賽營地時，看到一張木桌上擺滿了眼球。所有這些眼球都被貼上標籤、編上號碼。眼球的顏色有淡黃色、淡藍色、綠色和紫羅蘭色。” 更令人恐怖的是壓力艙試驗。犯人被關進一個壓力艙，他們的呼吸情況被詳細記錄下來，直到斷氣爲止。壓力艙內巨大的壓力常常使犯人的身體緊貼到艙壁上，要麼窒息而死，要麼肺部爆裂而死。 倖存者回憶起當年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笑容可掬的“門格勒叔叔”給他們帶來糖果和衣服。然後他們就被帶上了塗有紅十字標誌的大卡車或者他的私人汽車，並被直接送往醫學實驗室。
約瑟夫·門格勒所殺害的受害人的數量幾乎是不可能準確地進行確定的。在門格勒調入奧斯威辛的時候，整個毀滅計劃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了可是卻也並沒有達到其效率最高的時候，所以在統計數量之時必須要將時期限制考慮進去。在分級挑選之中到底有多少人被送到了毒氣室，或是在活人實驗中到底有多少死在了實驗臺上，這些都只能大約地進行估計的。最新的調查將奧斯威辛受害人的數目放在了大約一百一十萬人上。可是門格勒並不是唯一一個負責分級挑選的醫生，就是在他負責的專屬營地中也還有其他的醫生協助工作的。而且也許奧斯威辛集中營所指的是一個佔地相當的複雜營地，其中衆多的附屬營，如Auschwitz-Monowit勞動營，之中一樣每天都會有人受難的。
可是活人實驗數據上，根據門格勒的試驗報告和論文材料來看，由他親自或是直接下令謀害的死者人數最低爲五位數甚至可以達到的六位!在雙胞胎的死亡數量上儘管沒有準確的數據，可是相比較之下可以很好地進行估計。作爲經過確定的最高雙胞胎數量爲350對，這個是1944年盛夏時的數據。
而在1945年1月死了將近一萬人的大搬遷步行中，雙胞胎的數量依然可以保持在72對左右。當然在每一天的運輸火車之中都會有新到的雙胞胎被送到了奧斯威辛，並且交到了門格勒的手中。在將近1500對雙胞胎，也就是大約3000人之中只有大約80到100對門格勒手中的雙胞胎倖存了下來。而這個數字可以說是最爲“貼切”的了。
一位倖存者回憶起他的雙胞胎兄弟：“門格勒醫生對Oliesky非常感興趣，他在Oliesky身上做了幾個手術，其中一個脊椎手術令Oliesky癱瘓，從此再也沒站起來。後來醫生切除了他的性器官。第四個手術過後，我便再也沒有看到Oliesky ……” 但當1945年的某一天，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們醒來時，他們發現所有的黨衛隊都消失了，其中也包括門格爾。他在他的情婦，一個出生豪門的猶太女人的幫助下永遠地蒸發了……但是人們還是將信將疑，懷疑這可能是個騙局。直到1992年，當從遺骨上提取的DNA與從門格爾遺孀那兒得來的血樣的DNA對上號後，終於蓋棺定論：“這的確是約瑟夫·門格勒的遺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