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禛，清朝第五位君主，年號雍正。今天本站小編給大家整理了相關內容，不知能否幫助大家拓展一些知識?
其實，在古代王朝中，治民的難度更高於治吏，雍正皇帝執政時，在這方面下的功夫，一點都不比在官員們身上消耗的精力少。
清朝入關之後，皇帝們也都開始學儒，因此，在治民的方略上，同此前的王朝差不多，都是宣揚儒家的道德觀，以此來整合國家的社會風氣。
雍正皇帝對此尤其重視，他曾專門發上諭給各個省的總督、巡撫，要求他們把治民的重要性置於其餘諸事之前。《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中記載：
至於地方大吏，料理刑名錢糧案件，自是要緊，若能轉移民間風俗，使之向善，又在辦理諸事之上。
由此可見，雍正對待治民的態度，他非常清楚，吏不穩，只是疥癬之疾，而民不穩，則國不穩。
雍正搞的那些改革，除了爲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外，也是在相應的減輕底層百姓的負擔，這是引導百姓向善的基礎，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廉恥。”
當然，這只是治民的其中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要主動引導百姓的道德觀，把“刁民”教導成符合儒家思想的“順民”。
而要引導和鼓勵百姓，在古代，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皇帝直接參與了。
如《雍正起居注》中的記載，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一個農民在幹農活時撿到了銀子，隨即上報，如此拾金不昧的榜樣，直接驚動了雍正皇帝。
雍正不但下旨將撿到的銀子又賞賜給了那位農夫，還命令把此事作爲教導八旗子弟的範例“將此事通曉八旗，諭令知之”。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河南的一個叫翟世有的百姓，也撿到了銀子，並物歸原主。
在雍正寵臣田文鏡(時任河南、山東總督)已經公開表彰過翟世有，給其賞銀、賜匾、立碑的基礎上，雍正還繼續親自對翟世有予以獎勵。
雍正認爲翟世有的拾金不昧“乃世俗轉移之明證，國家實在之祥瑞”，下令再獎賞翟世有銀一百兩，並賜予其七品頂戴。
至於河南的父母官田文鏡，也獲得了“田文鏡化導獎勸之功亦於此可見”的高度評價。
雍正的重視就是一盞指路明燈，在翟世有拾金不昧當官後，類似事件就頻頻出現了，至於真假，就很難說了，當然，也沒有更多的頂戴送出。
但雍正對此卻非常高興，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時，他還專門爲各省拾金不昧現象頻出表態：
數年以來，細民不取遺金者屢見於京師、河南、山西等處，朕心慰悅實，翼遠近觀感興起，風俗漸歸於醇厚。
雍正七年，雍正爲了教化百姓，還命令在各個鄉村設立“鄉約”，要求地方詳細記錄民間“善行”及“過惡”。
同時，雍正要求各地方在民間鄉村大力宣講《聖諭廣訓》(雍正二年時，在康熙的《聖諭十六條》基礎上，重新編纂的道德書籍)，必須達到“家喻而戶曉”的地步。
不過，雍正雖然竭力宣揚道德，不惜親自下場參與，但實際效果未必就那麼好，即使有效果，也只能管一時，而無法管一世。
如前面所寫的河南翟世有拾金不昧的故事，雍正最後是用官位、金錢去鼓勵，會產生什麼後果?
最關鍵還是要依靠普世的教育，來實現民衆的覺悟和道德觀的提升，但在這方面，雍正卻不怎麼重視。
如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時，廣西巡撫奏請在土司聚集區開辦學校，以便教化山民，但雍正卻予以拒絕，還指責廣西巡撫迂腐：
土民愚蠢性成，惟在地方官約束嚴明，使之畏威感德，庶可收革面革心之效。乃欲以三字經、千字文之類，謂可使之明義理而消兇惡，亦迂闊之甚矣。
雍正是想用官府的權威強行推動道德的改變，卻忽視了提高全民素質，其作用只在一時，絕無法永久。
雍正執政時，甚至一度因好幾個省的民風達不到他的要求，下旨停止了地方上的鄉試、會試，要求地方上改正後，才能恢復考試。
而民風又哪是一時半會能糾正過來的?還不得慢慢教育?又不願意多開辦學校，僅憑地方官吏口頭宣講，能管用多久?
綜上所述，雍正在治民一事上，還是相當重視的，拾金不昧都能御賜頂戴，這樣的好事哪裏去找?
不過，他採取的方式不太妥，要改變民風，引導百姓有更高的道德觀，還是需要用全面教育的方式，提高百姓素質，這需要長遠的佈局。
當然，在古代，要做到這一點很難，畢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說法，在古代統治階級的心中，還是有相當影響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