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瞭解：隋朝和李世民的讀者，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隋朝到底給“唐太宗”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陰影面積?
似乎每個大統一且強盛的王朝之前總會經歷一個或幾個“倒黴催的”短命的王朝，這些王朝有的籍籍無名，至今能準確叫出來它的名字的人寥寥無幾，而有的就是遍地是“大王”，短暫又輝煌，而這其中的代表“王朝”在唐以前首推隋朝。
僅僅歷經三十八年的時間，隋朝便掩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其國祚短命的原因是多重的，而其中君臣關係顯然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那麼，隋代的君臣關係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它對於後面的朝代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別的不說，反正對唐太宗而言，心理陰影面積挺大的。
而爲了維護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君主猜忌可以說是皇帝的一個共性，但像隋代君主這樣過度猜忌的情況確實十分突出。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隋文帝、隋場帝二人都是通過陰謀手段奪得帝位，自然對於他人冀圖通過類似手段奪取皇位格外防範。這樣一來，猜忌臣下便成爲他們維護自身地位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與此同時，隋代“主忌臣叛”君臣關係也帶來的深遠的影響，它不僅是促使隋代國作短暫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它也爲唐初相對和諧的君臣關係提供了寶貴的借鑑，並促使了唐初政治的清明和穩定。
唐太宗：“感謝表叔以及表叔公國滅般的提醒”
隋朝享國祚三十餘載而速亡，這一點對於經歷了隋末戰亂的唐太宗來說顯然是刻骨銘心的，他自己所說的隋朝因“東征西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至滅亡”一語便深刻地體現了這一點。
因此，唐代初年統治者和大臣關於隋朝國祚短暫的原因有過諸多的討論與分析，如魏徵的上疏就曾提到“必思隋氏以爲殷鑑，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其中對於隋朝“主忌臣叛”君臣關係的辨析也是十分的精闢，這使得我們對於唐初君臣借鑑隋朝君臣關係的經驗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
與此同時，唐初君臣意識到互相信任、和諧穩定的君臣關係對於國家政治的重要意義是十分巨大的，這關係到帝國政權的合理運行。而在此基礎之上形成的相對和諧的君臣關係促成了唐初政治的清明和穩定。
清朝學者趙翼分析唐太宗任用羣臣時說：“蓋親見煬帝之剛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盜賊蜂起而莫告，國亡身弒，爲世大僇。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慮難周，非集思廣益，難以求治，而飾非拒諫，徒自召禍也。”
趙翼認爲唐太宗之所以善於任用臣下，很有可能是得到隋朝統治者“剛愎猜忌”而不肯委政於臣下的教訓。趙翼的分析是十分準確和適合實際的，關於這一點，唐初大臣也有同樣的認識。
由此可見，唐初君臣對於隋代君主猜忌而不肯任用臣僚的做法很不認同，唐太宗顯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他甚至勉勵臣僚說：“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唐太宗的這一番話語很好地反映了他對於大臣的信任，因爲他不僅認識到隋朝君主的“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不能使政事“盡合於理”，而且明確提出了國家政事應該“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的觀點。
唐太宗對於臣僚相對來說比較信任，通過“百司商量、宰相籌畫”以求更加合理地處理政務。此外，唐太宗還坦誠告誡臣下說：“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唐太宗要求大臣在處理政務之時能夠“各盡至公，共相切磋”，這就體現了他對於臣下的信任、任用，以及希望依靠羣臣的智慧才能和君臣上下的齊心協力來達到共同治理好天下的心願。
對於隋朝君主與宗室之間的問題，唐初君臣也有過細緻入微的探討。貞觀四年，魏徵對唐太宗說：“臣聞煬帝不信齊王，恆有中使察之，聞其宴飲，則曰：‘彼營何事得遂而喜!’聞其憂悴則曰：‘彼有他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如是，況他人乎!”魏徵指出了隋煬帝對於宗室的猜忌之深，“恆有中使察之”，而且進一步的說明父子之間的關係尚且如此，何況他與臣子的關係呢?
陳叔達也曾進諫說：“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誅戮，以致滅亡，豈容目睹覆車，不改前轍?臣所以竭誠進諫。”而魏徵還曾勸諫唐太宗說：“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王，使行無禮，尋以罪黜，不可爲法，亦何足道!”魏徵、陳叔達等大臣通過列舉隋朝統治猜忌宗室、宗室之間又“自相誅戮”的例子，指出隋朝君主與宗室之間“主忌臣叛”的君臣關係，即互相的不信任。
從這些言論可以看出，唐初的許多大臣都希望唐太宗能夠從前朝的教訓中得到啓發，不能“寵樹諸王，使行無禮”，當然也不要如隋氏父子一樣“自相誅戮，以致滅亡”。貞觀中，皇子魏王泰深得唐太宗的喜愛，於是“特詔移居武德殿”。
魏徵聽聞此事之後便上疏進諫：魏王既是陛下愛子，陛下須使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時人以爲不可……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唐太宗聽取了魏徵的諍諫，“遂遣泰歸於本第”。
魏徵爲了防止唐太宗如楊堅一樣“寵樹諸王”，提醒他應該“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這樣才能更好地處理君主與宗室的關係。因此，爲了避免重蹈覆轍，唐太宗吸收了隋朝君主與宗室關係不和諧的教訓，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清醒的認識。他說：“我見隋家諸王，達官一品已下，皆不免被其躓頓。我之兒子，自不許其縱橫。”
由此可見，唐太宗吸收隋文帝時“諸王擅威”的教訓，認識到對待宗室皇子應“不許其縱橫”。通過對隋朝宗室問題的借鑑，唐太宗能正確認識到處理宗室問題的關鍵點，從而使其能通過相對穩妥的政策來處理君主與宗室之間的關係。由於隋朝在“天下隆盛”的情況下短命而亡，這使得唐初君臣具有很強的憂患意識。
貞觀五年，唐太宗對大臣說：“當今遠夷率服……然安不忘危，理不亡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也。”魏徵也說：“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未以爲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殆耳!”因此，唐太宗多次與朝臣談到隋朝統治者不納諫言的事情。
貞觀初，他對公卿說：“人慾自照，必須明鏡;……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唐太宗指出隋煬帝不喜歡大臣進諫，而“臣下鉗口”的結果卻導致了隋朝的滅亡。可見他認爲“非直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心”是隋朝國祚短暫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唐太宗還這樣評價隋煬帝與臣下的關係：隋煬帝好自矜誇，護短拒諫，誠亦實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爲深罪。”唐太宗吸取了隋朝統治者不信任臣下、拒絕納諫而導致國家致迅速滅亡的教訓，不僅指出了臣下不進諫的害處，即“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而且君主則會因“身不聞過，惡積禍盈”而亡國。
因此，唐太宗要求臣下必須“匡諫，不避誅戮”即使“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爲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由此可見，唐初許多朝臣敢於直言進諫顯然是與唐太宗本人的鼓勵有很大關係的，如魏徵便以諫諍爲己任而受到重用。
唐初政治的清明與唐太宗信任百司、喜納臣下諫諍有着很大的關聯性。而且，唐太宗還常常想要保全功臣，希望他們能各抒己見，不要怕會受到懲罰。這樣一來，朝廷臣僚不僅敢於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政治看法，還能得到唐太宗的諸多寬宥和理解。這一做法顯然是吸取了隋朝統治者由於猜忌誅殺功臣而導致反叛的教訓。
因此，唐太宗和大臣通過時常探討隋朝君臣關係的得失，分析君臣關係不和諧的不利影響，從中吸取了經驗教訓，並因此形成了比較正確的認識。他不僅要求大臣誠懇進諫，而且指出君臣一體對於處理國家政務等問題的重要性。可以說，隋朝“主忌臣叛”的君臣關係爲唐初君臣關係的相對和諧提供了一定的借鑑意義，並在此基礎上對貞觀政治的產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