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稅是明朝舊有的一個稅種，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始置。今天本站小編就爲大家詳細解讀一下~
到了萬曆皇帝時期，礦稅這一名詞已經變成了開礦和榷稅兩者的合稱。
其中，榷稅指的是在開礦之後，萬曆皇帝又派出太監去全國各地徵收商稅的行爲。當時萬曆皇帝爲了增加自己宮中的收入，便在直隸、河南、山東、山西、浙江等地，派遣太監採礦，並以此爲名目增加礦稅。
礦稅的出現在萬曆朝時期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從萬曆二十四年開始，一直持續到萬曆四十八年結束，古今有無數的人都爲此爭論不休。
有人認爲礦稅是荼毒百姓的苛政，也有人認爲他的出現猶如一劑強心劑一般，爲大明王朝強行續命了幾十年。礦稅的出現，對於大明江山而言，究竟是功大於過，還是過大於功呢?
認爲礦稅是苛政的，是因爲他們看到了，當時負責開礦的內監們，根本就不懂得如何去堪輿，也對於相關的地質學問也是一竅不通。
因此，用內監去開礦很快就將其變成爲一場全國性的敲詐勒索運動。
具體的操作手法無非就是，由太監隨手去指出當地一戶富貴人家的祖墳下方有礦脈，你如果不願被挖的話，就要爲此支付出一大筆費用出來。
除此以外，還有很多種方法可以去敲詐，只要他們願意，總能提取出大量的油水出來，這些太監所到之處都弄得民怨沸騰，老百姓苦不堪言。
認爲礦稅是續命強心劑的，是看到了礦稅確實爲當時的明王朝斂取了大量的財富，積攢下來高達三千萬兩的內帑，後期不斷可能做到源源不斷地向遼東地區輸血。
如果沒有這筆財富的話，遼東就會以更快的速度失守，山海關也沒有那麼容易能夠守住，嚴重點的話，可能連一個小小的奢安之亂，也可能要了大明王朝的命。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他們認爲礦稅的存在起碼爲了明王朝強行續命了二十多年的國祚。
既然礦稅的根本目的是爲國家創收續命的話，那麼我們就要來好好地分析一下，有沒有存在着別的更好手段，來爲國家創收。
對此，我們就先要了解一個問題，那就是爲什麼明朝中後期的財政壓力那麼大?
筆者認爲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一是土地兼併，使得國家可徵稅的土地更少。土地兼併是每一個大一統王朝到了後期都必須面對的老大難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即便李世民再世也難以去解決，所以要想依賴萬曆皇帝能夠使用抑制土地兼併的方法，打擊豪強勢力，遍查出隱田隱戶等等來爲國家增加財政收入的話，有點太過爲難萬曆皇帝了。
二是放開海禁，使得國家可以收取關於遠洋貿易的相關稅收。我們都知道，明朝之所以實施海禁，是爲了防止倭寇侵擾。
但實際上海禁起了一個相反的效果，海濱地區的民衆無法生存，他們就自能入海從盜、嘯集亡命。而且明王朝的海禁向來得不到貫徹執行，民間還是有很多人冒着風險參加了對外貿易，而這時候國家就無法從這方面收取稅收了。
明王朝因爲實施了海禁，導致其喪失了大量的關稅收入，和相關的貿易收入。如果放開海禁的話，確確實實能夠爲朝廷增加不少收入，但萬曆皇帝的智商，即便能夠想到這一點，有沒有膽量去放開海禁，也不得而知了。
三是費用龐大的宗祿，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分封諸子爲藩王開始，到了萬曆時期，已經誕生了超過十萬的宗室人員，這每一個宗室人員都需要國家掏錢去供養，而他們卻被禁止從事士農工商等諸多行業。
他們猶如十多萬頭豬一般，每一年都吃掉了明王朝大筆的財政收入，光一個親王每年就是供養一萬石祿米。
對於宗祿過多的問題，萬曆皇帝其實有進行過這一方面的努力，他做出宗祿永額制度，但這個制度只是針對下層宗室，對於上層宗室毫不影響。所以萬曆這一方法治標不治本的，無法真正有效地減少國家財政支出。
四是商稅過低。有明一代，商稅都是採取三十稅一的比率，有一說一這個稅收比例是非常低的，放在明初百業待興那個時期還可以，有助於經濟恢復和發展，但若到了和平時期，這個稅率就太低了一點，收上來的稅收根本就不夠用。
萬曆皇帝明明可以通過適當增加商稅的方法，來減輕國家財政壓力，積攢財富。可是他非但通過增加礦稅的方式，來惹得民怨沸騰。
而且，既然萬曆增加礦稅的終極目的是爲國家創收補血的話，爲何不派朝廷的正式官員去幹，而要派自己的內監去幹呢?
內臣在各朝各代中的地位十分尷尬，其形象在民衆的眼中，向來是欠佳的。使用內監去徵收礦稅，無疑是嫌棄激起的民怒還不夠大。
由此，我們可以大膽地得出這麼一個結論，萬曆皇帝增加礦稅的終極目的，根本就不是爲了給國家聚斂財富，而只是單純地想要讓自己有更多的私房錢花，只是恰好後來這筆財富可以輸送到遼東戰場去。
所以才導致了後世對於礦稅功過的討論，筆者個人認爲萬曆的礦稅，其本質上屬於苛政，只是後來恰好確實起到了爲大明續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