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以鄂爾泰、李衛、田文鏡爲例，淺析雍正帝選人、用人的基本標準，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作爲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兩位“甲子皇帝”之間的重要連接和過渡，雍正皇帝在清朝歷史上發揮的作用極其關鍵，至關重要。將康熙朝晚年的弊政陋習、官場倦怠重新整頓調整，併爲乾隆朝的穩固、良性發展奠定絕對基礎。毫不誇張的說，雍正皇帝用十三年如一日的勤政，至少換回了清朝130年的延續。
而這位勤政帝王又是清朝歷史乃至中國歷史上謎團最多、揹負黑鍋最多的皇帝，除了因爲他的弊政改革得罪了清朝既得利益階層、他在奪嫡過程中的低調錶現讓他有了“繼位不合法”的惡名外，還因爲他的沉默寡言、古怪多疑的秉性。
但就算政局如此複雜、皇權穩固如此困難的情況下，雍正皇帝依然在短時間內完成了承上啓下、清朝鼎盛狀態基礎建設的驕傲貢獻。此等豐功偉績的背後是他異於常人的用人、御人之術帶來的必然成效。
康熙朝晚期發生的“九王奪嫡”事件，讓險勝登基的雍正皇帝不同於清朝任何一位帝王，他既要面對昔日皇室兄弟對於其“繼位不合法性”的巨大懷疑，還有面對新政推行、官風整頓過程中的重重阻力。皇室兄弟的千方掣肘、既得利益階層的百般阻撓，都讓雍正皇帝在執政過程中任何國策、新政甚至聖旨的下達和施行舉步維艱。
爲了鞏固皇權統治、穩定朝局、爲新政推行和清朝良性發展營造一個適宜環境，雍正皇帝必須建立一個以自己爲權力中心，緊緊團結在自己周圍，爲自己所用的政治勢力集團。很顯然，康熙朝時期的皇十三子胤祥和老臣張廷玉，已經不足以幫助雍正皇帝完成既定目標。尤其是在年羹堯、隆科多恃權放縱、結黨營私而被雍正皇帝果斷處決以後，雍正皇帝身邊能夠爲己所用的政治勢力嚴重缺失。
所以，雍正皇帝必須重新組建政治勢力，並在管理、駕馭新的政治勢力集團過程中付出絕對的努力，才能達到自己的設想狀態。
本文就以雍正皇帝的“三大寵臣”——鄂爾泰、李衛、田文鏡爲代表，淺析雍正皇帝在特定政局環境下的高超用人、御人之道。
20歲便早早進入仕途的鄂爾泰，仕途之路走得並不順暢，17年以後纔在內務府做到了員外郎。康熙六十年，42歲的鄂爾泰認爲自己的仕途已走到了盡頭，在《詠懷》詩中如此感嘆：
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
由此可見，在康熙朝仕途上的長期不順，長達20多年得不到晉升的鄂爾泰已經對仕途徹底失去信心，像他這樣的微末小吏，在康熙朝晚期出現的“九王奪嫡”事件中自然得不到皇子的拉攏資格。但連鄂爾泰自己也沒想到，皇四子胤禛繼位後，他的仕途在彎道之中快速晉升，一時之間政治前途柳暗花明，也讓他最終成了雍正一朝最受寵信的滿族大臣。
其實鄂爾泰的仕途不順並不是因爲他的才能不夠或者政治智慧欠缺，而是當時具體的政治環境和官場生態決定的!在康熙皇帝的治理下，大清王朝逐步實現了國土疆域的開拓和皇權穩固統治，再加上衆位皇子對皇位的拼命爭奪，讓康熙皇帝躺在功勞簿上的同時倍感心力交瘁，所以放鬆了對朝政的管理、對官員的約束，對官場生態的健康發展更是丟擲一旁。官場的懈怠，讓在職官員長時間得不到晉升的情況非常常見，鄂爾泰便屬於其中之一。
《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列傳七十五》記載了西林覺羅·鄂爾泰的出身說明：
國初有屯泰者，以七村附太祖，授牛錄額真。子圖捫，事太宗，從戰大淩河，擊明將張理，陣沒，授備禦世職。
這說明鄂爾泰所在的西林覺羅氏家族早在努爾哈赤時期就已經開始爲大清效命，如此功績卓著的滿洲家族，也落得一個仕途長時間停滯的狀態更能證明康熙朝晚期官場的消極狀態。
其實，鄂爾泰能夠得到雍正皇帝的青眼相加並不是偶然事件，在雍正帝沒繼位的時候，二人已經有過交集，當時還是四阿哥的胤禛，要鄂爾泰爲他辦事。沒想到，鄂爾泰以“皇子應珍惜時光讀書養德，不可交結外臣”的理由給頂了回去。就這樣給胤禛留下非常特殊的印象，認爲他原則性強，可堪大用。對於此段特殊經歷，《嘯亭雜錄》中記錄了鄂爾泰的自述：
“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堅，今命汝爲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請託。”
繼位不明的雍正皇帝初一登基便遇到了來自不同黨羽勢力的反抗，這個康熙朝有名的“冷麪王”要想坐穩江山，維護皇權統治就必須建立自身政治勢力，而且對於政治勢力的建設有着他自己的打算和考量標準。
標準一：不結黨
雍正皇帝最初決定重用鄂爾泰的時候，心中並不踏實，尤其是年羹堯和隆科多接連出事以後，雍正皇帝對朝臣結黨營私的罪行甚爲厭惡並做《朋黨論》予以嚴厲駁斥。雍正皇帝對鄂爾泰的就在於年羹堯和隆科多都曾舉薦過這個雍正皇帝數次表露欣賞態度的“微末小吏”。《清實錄·世宗實錄》記載了雍正皇帝給鄂爾泰的一份上諭：
“鄂爾泰做官甚好，朕所以不令伊做巡撫者，因年羹堯、隆科多極力保薦，必是他附託於人，爾下旨與伊，令其改過，實心辦事，朕自加任。”
由此能夠看出受到朝臣結黨嚴重傷害以後的雍正皇帝在用人方面的第一標準，也是最高標準就是不結黨、不營私，忠誠面對的就只有自己一人才行。不結黨營私，不串聯進退才能更好的團結在雍正皇帝身邊，成爲雍正皇帝推崇新政、整頓吏治尖刀和孤臣，才能完成雍正皇帝的既定目標。
標準二：對新政絕對支持並無條件執行
確定了鄂爾泰併爲參與任何朝臣黨派以後，雍正皇帝開始着重扶持和培養鄂爾泰，從布政使到巡撫，再到總督，再到總督兼領尚書銜，鄂爾泰在雍正朝六年的官場升遷遠遠超過了康熙朝二十年的官場積累。
鄂爾泰從江蘇布政使，專管錢糧的職能逐步升遷至廣西和雲貴三省總督，成爲管理清王朝西南邊陲的最高行政長管，而在西南邊陲則是雍正皇帝推行“改土歸流”民族政策改革的主陣地。鄂爾泰官職和職能的變遷基本能夠說明，他基本跟隨雍正皇帝新政推行的步伐，爲雍正皇帝的新政改革獻計獻策並付諸實施。
雍正四年，是任雲貴總督的鄂爾泰首次提出了對於西南民族政策的改革，並對於“改土歸流”提出了建設性意見，《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列傳七十五》記載：
改流之法：計擒爲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爲上，勒獻次之。惟剿夷必練兵，練兵必選將。誠能賞罰嚴明，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實邊防百世之利。”疏入，上深然之。
由此開始了對“改土歸流”政策的有效推行和施行，爲新政制定和推行做出卓越貢獻的鄂爾泰在雍正十年被召回京城，任保和殿大學士，居內閣首輔的地位，成爲雍正朝位極人臣的實權派人物。
《關於雍正西南改土歸流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對鄂爾泰在雍正朝新政中做出的貢獻，有過以下評價：
改土歸流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在這項邊疆官制的改革中，鄂爾泰充當了主要角色，由關鍵之時的上書，到制定改流方針大計，再到具體實施，歷時多年，付出了艱苦的努力。
標準三：絕對忠心延伸的君臣感情至關重要
雍正皇帝在歷史上雖然是一個冷麪無情的形象，但對於臣子，尤其是對於自己信任和重用的臣子，甜膩、寵愛的感情絕對不會少，這些感情都能在御批中找到答案。
《清實錄·世宗實錄》中，記載了雍正皇帝給予鄂爾泰的奏摺御批：
“鄂爾泰在朕前不過數日，朕每念之不置，偶閱伊奏摺，輒爲淚下，豈亦君臣宿世緣分耶!”“凡諸外用大臣陛辭，朕不忍別至於落淚者，惟卿一人耳!”“卿之識人，實越常人。卿之識人感人，朕實不及”。
此種感人的君臣言辭在雍正皇帝和寵臣之間的奏對屢屢可見，由此足以證明雍正皇帝對於臣子的寵愛，臣子對於雍正皇帝的絕對忠心都是他選擇政治勢力的原因之一。
02 李衛——雍正皇帝親自培養的後勤保障
《雍正王朝》對於李衛的人物塑造讓人對這個雍正朝赫赫有名的權臣有了不少誤解，歷史上的李衛並不是乞丐出身，而是出身於江南家境頗爲殷實的中產家庭;李衛能夠走入仕途也並不是皇四子胤禛在潛邸時對其的一手培養，而是通過“捐官”的形式進入仕途。不過，李衛確實有着偶人的政治智慧和爲官之道，僅在康熙朝時期就已經做到了戶部郎中的位置，比鄂爾泰的員外郎官職還要高。更重要的是，李衛在戶部的工作是錢糧收繳，這爲他以後得到雍正皇帝的重用，提供了先決條件。
李衛在戶部郎中任上對於“平餘”政策的有效治理讓其聲名鵲起的同時，也成功的引起了皇四子胤禛的注意。雍正皇帝登基後，很快召見了李衛，對於第一次召見的情形，清朝大家袁枚所著《小倉山房文集》中有過記敘：
“其初次召見，問臣出身家世，乃戶部事務甚多，不敢瑣瀆。”
由此可見，雍正皇帝之所以對李衛一個“捐官”出身的戶部管理感興趣也主要因爲他對錢糧方面超乎常人的管理手段。
而且李衛的官職變動，也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雍正元年，任命李衛爲直隸驛傳道，未到任又改任命爲雲南鹽驛道。
雍正二年，李衛升任雲南布政使，主管全省財政稅賦，但仍然兼管鹽務的職務。
雍正三年，李衛被提拔爲浙江巡撫。
雍正四年，李衛人浙江巡撫兼任兩浙鹽政使。
雍正五年，李衛升任浙江總督，管巡撫事。
由此能夠看出，李衛除了最開始並未上任的驛傳道外，其餘官職全部和清朝的錢糧、賦稅、鹽務有着直接關係。所以，李衛的重用說明了雍正皇帝在選用人方面的另一個標準，那就是對錢糧賦稅方面有着特殊才能的“經濟類人才”。
康熙皇帝晚年倦於朝政、屬於對官員的約束管理，以致官員貪腐成風，國庫欠款嚴重，賦稅收入和錢糧管理一度陷入混亂不堪的局面。也就是說，康熙皇帝交給雍正皇帝的清王朝，表面上看起來風光無限，但其內裏早已經混亂不堪、入不敷出，乃系一個虛晃的盛世王朝。
爲了解決這種財政對皇權統治的巨大約束，雍正皇帝初一登基便將追繳國庫欠款，推行財政改革當成主要工作來抓，所以對於財政方面的人才迫切需要。在雍正皇帝搭建的政治勢力集團中，經濟人才佔據着絕對重要的位置。
《清史稿·李衛傳》中這樣記載李衛在鹽政和稅賦管理方面的成績：
“除應動用正項之外，皆系每歲設法鹽務等類節省額外盈餘陸續抵用”。
李衛在布政使、鹽政尤其是江浙地區官任上的卓越貢獻，爲雍正皇帝在財政新政改革、國家賦稅收入尤其是鹽政管理方面省去了一大塊心思。將李衛稱爲雍正皇帝乃至整個大清王朝的“錢糧後勤保障員”一點也不過分。
03田文鏡——雍正皇帝必需的“酷吏”
和鄂爾泰比起來，在康熙五十六年，56歲的田文鏡才官至內閣侍讀學士的田文鏡試圖走得更爲不順。而且，按照田文鏡在康熙朝的官職升遷路線來看，他的仕途之路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提拔重用沒有了遐想空間。誰也沒能想到，雍正帝的繼位，讓他在一年之後便迎來了政治上的春天。此後八年裏，更是成了強力執行雍正新政的封疆大吏，一時成了影響整個大清新政改革的風向標，田文鏡也成了從政大器晚成的典型。
雍正帝重用田文鏡純屬偶然, 清代爲防止皇子結交大臣形成黨派，規定他們不能與外臣來往。這雖然有效抑制朋黨集團，卻使得一旦成爲接班人後一時之間難以快速組成一個順手的政治班底。
《清史稿·列傳八十一》記載：
文鏡故有吏才，清釐積牘，剔除宿弊，吏治爲一新。自是遂受世宗眷遇。
也就是說在康熙朝久未得到才能證明的田文鏡，被雍正皇帝偶然發生並外放實職以後，很快將自己官風整治、管理官吏的才能表現出來，並由此得到了雍正皇帝的加倍賞識。但經過康熙朝數十年的官職壓制，外放任官的田文鏡做事雷厲風行，相當激進。他在敢於解決官場最棘手難題，做事只講原則不講情面，只講立場不講潛規則的同時，也必然引起了官紳等羣體廣泛不滿，接連爆發了針對田文鏡的反制措施。
雖然這些針對田文鏡的反對聲音其本質都是當地利益集團對他代表雍正改革的反對和抗議，但田文鏡畢竟是導火索，此時雍正皇帝的態度就足以證明他另一個用人標準。
《清實錄·世宗實錄》記載了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對於反對聲音越來越強烈的田文鏡做出以下評價：
“及爲巡撫後，三年以來，整飭河工，堤岸堅固，河訊安瀾，年豐歲稔，紳衿畏法，正己率屬，地方寧謐，而每事秉公潔己，謝絕私交，實爲巡撫中之第一。”
在地方官員和當地士紳輪番攻擊田文鏡的關鍵時刻，雍正皇帝卻將田文鏡評價爲“實爲巡撫中之第一”，雍正皇帝對於田文鏡的極力維護就是他對官吏整頓、官風整飭的鮮明態度。康熙朝晚期，因爲康熙皇帝的倦於朝政、疏於管理，清王朝的官場陷入極度腐敗和惡性狀態之中。作爲清朝中央政府委託管理地方的各級政府官員，甚至是朝政六部衙門乃至決策階層官員的官風不正、貪腐成風的問題已經嚴重威脅到了清王朝的良性發展和對中原地區的穩固統治，雍正皇帝在搭建自身政治勢力集團的時候，不得不選用一部分“酷吏”來協助自己整頓官場、管理官吏。
所以，對於田文鏡在地方因爲施政嚴苛、管理過甚而引起的反對聲音，雍正皇帝予以堅定站臺，絕對支持，並數次在御批中給予類似“能照此秉公執法，一無避忌，放膽爲去，保爾永遠平安”的政治和人身承諾。
因爲“九王奪嫡”事件和雍正皇帝自身性格秉性的因素制約，因爲雍正皇帝對弊政改革和新政推行對八旗貴族、士紳階層的利益傷害，讓雍正皇帝執政期間有了太多不被理解的掣肘甚至反抗。爲了讓“康熙盛世”重新發展，爲了讓清朝走向鼎盛狀態，爲了實現對中原地區的穩固統治和自身皇權穩定，雍正皇帝只能在搭建自身政治勢力集團的時候，注重所選對象的忠心程度、結黨與否、對新政的態度、在錢糧賦稅方面的特殊才能和對官場整頓、管理約束方面近乎嚴苛的“狠心”。鄂爾泰、李衛、田文鏡作爲雍正皇帝的“三大寵臣”，就基本代表了雍正皇帝執政期間的選人、用人標準，併爲雍正皇帝、爲清王朝做出了卓越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