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荒威脅之中，人心浮動是一種必然。特別是此時的山西局勢原本就不寧靜，捻軍餘部時時驚擾，與山西相鄰的陝甘又爆發“回變”，對地方官員來說，穩定會秩序不僅直接關係賑災成敗，更與清王朝生死存亡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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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荃奏疏中經常有誇獎山西“民性純良”的句子，說民衆“視餓死爲應受之辜，絕無強奪強劫之案”，但這只是門面話，意在襯托“聖朝”的“深仁厚澤，浹於晉民肌膚也久矣。”實情當然並非如此，對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的人講法度本就是件高蹈的事情。而爲了維護秩序，曾國荃除了以各種行動宣示朝廷的恩澤，以安撫民衆，另外也採用了不少鐵腕手段。
光緒三年九月，他在給屬下的書札中說：“查災放賑，先安民心爲要。……至於佈散流言、匿名揭貼，斷非饑民舉動，必有奸宄招搖潛蹤其。此清查境內無業遊民爲最要也。地方官果能清查，勿令聚黨生事。如遇外來面生可疑之人，不準溷跡境內，庶本境之饑民，望有涓滴之賑可以度活，而不敢萌異志;各路之宵小，憚吾嚴密之防，無從勾結，而不敢生覬覦。消患於未然，此其時也。”一名將官向他彙報派兵巡邏的情況，他更詳細指示：“揀選謹慎之兵一十六名，作爲兩班，每班分四起輪流稽查要路，佈置最爲得法。
但能使民間屢屢見有兵來，奸民自懼，良民自安。每起二名不嫌其少，若多則不敷分佈，且恐益民間雞犬之驚。惟巡哨之兵最宜安靜，必須使莠民見之有畏心，不至使良民見之亦有懼心，?地方從此安謐矣。又稱商賈糧車過境，任意截劫，毫無忌憚，或三五同夥攔阻孤身行客，奪搶物件。如此則糧販無人敢來，境內之糧安得不日形缺乏?所關非細，仰即加意巡防，遇有截糧攔路行劫之案，一經拿獲，即行會同地方官訊明情節確實，稟請就地正法，以安商而裕民食，是爲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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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就地正法”，這是非常時期給予地方官員的便宜行事權力，是典型的“非常手段”，即使在當日也是違反法律之舉。但同時我們又不得不承認，這種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有特殊的效果。李提摩太赴山西救災，他目睹慘狀後曾經困惑，爲什麼很少看到搶劫?原來“?一個村中都貼了告示，宣佈巡撫有令，任何人膽敢行兇搶劫，各村鎮首腦有權對搶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現象出奇地少。” 果然，不久他就在路邊看到了掛着“兩顆人頭的籠子”，“這是對試圖暴動的人的警告。”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李提摩太對此也表示了理解，他在回憶錄中說，“當時的社會狀況需要高壓政策。”
然而，如果“就地正法”施行無度，那絕對是民衆的災難。山西旱災中，“就地正法”有無濫殺無辜情形?不妨先看曾國荃的一個批牘。當時隰州發生竊賊殺死巡夫命案，地方官員即遵“就地正法”之令，將嫌犯處決。曾國荃在隰州呈報的公文中批道：
“本爵部院前因被旱成災，恐有不逞之徒煸惑饑民劫掠富戶，謀爲不軌，是以通飭所屬，如有前項匪徒乘機倡首爲亂，即行就地正法，以遏亂萌而靖地方。今竊賊殺死巡夫一案，無論事後挾嫌謀殺，或臨時圖財害命，總系尋常命案，自應遵照定例，填格錄供，通報復審，按擬解勘，方爲正辦。該州前請就地正法，已屬草率，即或實應就地正法之犯，亦應候示遵辦，乃既經具稟請示以前，竟敢不候批示遽行正法，辦理殊屬冒昧，非尋常疏忽可比。本應立予撤參，以重人命，惟業據自行檢舉，稟請照例議處，且該州並屬被災較重，正當清查戶口、辦理賑撫緊要之時，未便遽易生手，姑從寬記大過三次，以示薄懲。……及嗣後遇有似此案件，不候批示擅專自便，定行嚴參，決不再寬。凜之!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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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上峯“就地正法”的命令，地方官員很可能樂得簡便，把賑災中發生的所有命案都“從重從快”。這一封批牘透露曾國荃顯然意識到了這種危險，所以他反覆強調和訓誡，尋常命案一定要回到常軌，遵照法律所規定的程序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