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政舉措
地方行政
阮福映將越南全境分爲北城、嘉定城以及朝廷直轄區域三個部分。其下又分爲二十三鎮四營。
北城下轄十一鎮：山南上(今興安、河南兩省)、山南下(今南定、太平兩省)、山西(今永福、河西、富壽三省)、京北(今北江、北寧兩省)、海陽、宣光、興化(今老街、和平、奠邊等西北省份，包括今老撾部分領土)、高平、諒山、太原、廣安(今廣寧省)。
嘉定城下轄五鎮：藩安(今胡志明市)、邊和(今同奈、巴地頭頓、平福一帶)、永清(今永隆、安江一帶)、永祥(今前江、堅江、檳椥、茶榮一帶)、河仙(今金甌省及富國島一帶以及柬埔寨西哈努克市)。
朝廷直轄七鎮：清華、乂安、廣義、平定、富安、平和、平順。
京畿直轄四營：直隸廣德營(今承天順化省)、廣治營、廣平營、廣南營。
其中，京畿由阮朝朝廷直接管理，北城和嘉定城分別設置總鎮和副總鎮(或稱協鎮)以管理事務。北城和嘉定城的總鎮都是由立下赫赫戰功的武將擔任。各鎮以留鎮或鎮守爲長官，鎮之下又細分爲府、縣、州，由知府、知縣、知州爲長官。
阮福映也意識到北城這片剛佔領的領地形勢錯綜複雜，既存在有支持後黎朝和鄭主勢力的餘黨，也存在着據守山區、朝廷難以管理的土豪，而且這些勢力依然強大。阮福映認爲北城地區“民性驕頑”，難以統治，因此並沒有遵循前代歷朝定都河內的慣例，而是將都城選在了歷代阮主的統治中心順化。1803年，阮福映命黎質、範文仁、阮文謙，參照中國紫禁城的建築風格，在富春城內修建順化皇城，作爲阮朝朝廷的行政中心。
對於北城存在的各種勢力，阮福映決定任命他們爲官。北城的十一鎮被分爲內五鎮和外六鎮：內五鎮爲較南邊的五個鎮，由後黎朝舊臣管理;外六鎮爲靠近中越邊境山區的六個鎮，由地方土豪管理。
經濟制度
在財政稅收上，阮福映重新規定了丁稅、田稅的相關法律。阮朝將全國的田地分爲三等，按田地質量的優劣來衡量田稅徵收的多少。若地方遭遇自然災害，或者國家徵用壯丁修路、挖河、建城等，則酌情減稅。阮福映制定了丁簿、田簿制度，地方每隔五年對壯丁(18歲以上、59歲以下男性)、田地進行一次調查並編製成冊。阮福映頒佈法律，禁止了後黎朝時期盛行的買賣公田的行爲，但准許在應急的時候租借公田使用三年;超過期限不還者要受到法律的懲罰。
阮福映還制定了商稅和礦稅，以及香、參、席、木、燕窩等稅收。朝廷規定商稅按照船舶的大小來徵收。
阮福映在位時期，阮朝直轄領地、北城外鎮、北城內鎮所規定的稅收標準不同，但都由朝廷制定;而嘉定城的稅收標準則由嘉定總鎮確定。
1803年，阮福映先後在順化、河內、嘉定開設鑄錢爐，鑄造嘉隆通寶。1810年，製造丈量土地的標準銅尺並頒發給地方;1813年，又製造平天衡發給各營各鎮。
軍事制度
阮福映滅西山朝之後，賞賜有功將士，允許年老體弱者卸甲歸田。又賞賜並修建廟宇，祭祀陣亡將士。他制定了兵丁之法：廣平至平順各鎮三丁抽一，邊和以南各鎮五丁抽一，河靜以北、北城內鎮七丁抽一，北城外鎮十丁抽一。京畿一帶設立親兵、禁兵、精兵，統稱三兵，以守衛順化。各鎮設立奇兵、募兵，分作三番輪流值班。阮朝設置五軍都統府，其首領由皇帝的親信擔任。若要動用軍隊，則由五軍都統率兵出征。
而在兵器上，阮朝軍隊使用的主要是劍槊、馬刀以及銅製大炮，也有使用西洋的槍支鳥銃。阮朝在順化設立三個射擊場士兵每年進行一次射擊演習。但阮朝朝廷對西洋槍支的使用非常苛刻，每隊50人中只有5人擁有鳥銃，每人每年只允許使用六發子彈，超過數目者要賠償。
阮福映非常重視海港的軍事防備，在各港口都建立炮臺，檢查過往船隻;又建造了巨大的船隻以巡防海面。而對於活躍於南中國海沿岸的華南海盜，阮福映持嚴厲打擊的態度。1802年，就在阮福映推翻西山朝後不久，阮朝官軍便攻陷了華南海盜位於江坪(今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東興市江平鎮)的大本營，將著名的海盜首領鄭七俘虜並斬首。此後官軍清剿華南海盜在越南沿海一帶根據地，華南海盜勢力遭受沉重打擊，不得不離開越南，回到中國廣東一帶發展。
官僚制度
阮朝沿用了後黎朝的六部制度，各部以尚書爲長官，下設參知、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又設督察院以勸諫皇帝、彈劾大臣。
而對於宮中的事務，阮福映定下了皇帝生前不立皇后的規矩。宮中只設有皇妃和宮嬪，按等級分爲一階至九階;皇帝駕崩之後，嗣君繼位，才尊其母爲皇太后。皇太后死後，追贈皇后的稱號。
對於爵位，阮福映規定不得封異姓大臣爲王爵。皇子雖可以封王，但不能擁有實權。
法律制度
1811年，阮福映下令廢除後黎朝的《洪德律》，命阮文誠爲總裁，主持編纂新的律書。阮文誠等人蔘照中國的《大清律》，編成《嘉隆律書》(當時稱爲《皇朝律例》)二十二卷，共計398條。1815年，阮福映將此律書頒行各地。
越南歷史學家陳仲金認爲《嘉隆律書》是在《大清律》上做些許修改之後頒行的。越共學者則認爲，《嘉隆律書》宣揚婦女的三從四德和皇帝的絕對權力，“極其保守和頑固”，是“反動”而“退步”的。
文教政策
阮福映是通過暴力手段奪取政權的，因此阮福映手下的重臣多是武將出身。但阮福映意識到治理國家也需要文臣，因此在阮朝建立之後，阮福映恢復了被西山朝廢除的科舉制度，在全國各地建立文廟，在順化設立國子監，推行儒學，教授四書五經。
阮福映也關注越南地理書籍和國史的編纂。《大越一統輿地志》、《大南會典事例》等書便是奉阮福映之命編纂的。《大南實錄》也開始編纂。阮福映在位期間，也是越南文學發展的時期，涌現出大量包括字喃文學在內的詩歌小說，《大南國史演歌》以及著名的《金雲翹傳》都是在這個時期問世的。
宗教政策
阮福映推崇儒家思想。而東宮阮福景在西方思想的薰陶下更傾向於基督教，這令阮福映很不滿。因此，在阮福景生前，阮福映曾與他多次發生思想上的衝突，有時候阮福映甚至大發雷霆。但是，阮福映仍然遵守之前的諾言，允許西方傳教士在越南自由傳教。嘉隆年間，共有六名傳教士來到越南活動，這些人來自法國或西班牙。當時北城轄境內共有三十萬名基督徒，而嘉定城境內有六萬名。但是阮福映竭力推崇儒家思想以限制基督教的傳播。
此外，雖然宮中的后妃多信奉佛教，但阮福映在政策上對佛教也進行了限制，他頒佈法律，禁止民間對祭祀神佛的活動大操大辦。
對外政策
與法國的關係
百多祿試圖讓阮福映與西方國家接近並貿易，但隨着1799年百多祿的死而以失敗告終。法國皇帝拿破崙一世有徵服越南的野心，他希望將越南作爲法國在遠東的殖民地以抗衡英國在印度的霸權。但拿破崙忙於在歐洲打仗，無暇東顧，後來也隨着拿破崙的被流放而不了了之。波旁王朝復辟之後，法國首相黎塞留公爵派Cybele號來到沱㶞港(今峴港)，向阮朝朝廷贈送了一艘配備有52支槍的護衛艦作爲禮物，還轉交了法國國王路易十八的國書，希望阮福映踐行他在《法越凡爾賽條約》中的承諾。但阮福映認爲自己並沒有得到法國的實際援助，故而拒絕了法國的要求，卻其國書並且退回了法國的禮物。
與英國的關係
1804年，英國人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來到越南，要求在廣南的茶山建立商館。由於阮福映曾在馬德拉斯和加爾各答從不列顛東印度公司那裏購買武器，爲了信守諾言，阮福映給予了英國一定貿易特權。但建立商館的要求遭到拒絕，英國的禮物也被退回。
與中國的關係
1803年，阮福映派遣鄭懷德、黎光定出使清朝請封。阮福映取“安南”的“南”字、“越裳”的“越”字，請求清朝賜國號“南越”。但嘉慶帝認爲歷史上“南越”之地較廣，兩廣(廣東與廣西)皆在其內;阮福映全有安南，亦不過是交趾故地，故而將“南越”二字顛倒順序，稱爲“越南”。這就是今日越南國名的由來。次年，嘉慶帝派遣廣西按察使齊布森出使越南，冊封阮福映爲越南國王，頒賜越南國王金印一枚。阮福映遣黎伯品前往清朝進貢並謝恩，雙方約定三年一貢爲慣例。1806年，阮福映正式舉行登基大典，確定新國號“越南”，但原國號“大越”仍被使用。
與暹羅、真臘的關係
1779年，阮福映將真臘(今柬埔寨)變爲附庸國。但在1782年嘉定被阮惠攻陷之時，拉瑪一世派兵擒真臘國王安英(匿螉英)而歸，迫其臣屬於暹羅後釋放，並派昭丕耶·阿拜布別監督真臘內政。1796年安英逝世時，暹羅冊封其子安贊二世(匿螉禛)爲王。安贊二世不滿於暹羅的統治，在外交上游走于越南和暹羅之間。1807年棄暹羅向越南朝貢。這侵犯了暹羅的利益，1811年，暹羅暗中扶持安原(匿螉原)叛亂。安原篡位，安贊二世逃往嘉定城，向阮朝朝廷求救。1813年，阮福映遣黎文悅攜安贊二世歸國復位，並駐兵南榮(今金邊)、盧淹兩城，將真臘重新變爲越南的附庸國。安原出奔暹羅，暹羅駐軍於今馬德望省一帶，欲以該地區封安原爲王。黎文悅作書譴責暹羅，暹羅與越南達成和解之後撤離了該地。在阮福映在位期間，越南與暹羅沒有發生過正面的軍事衝突，而真臘則同時向越南和暹羅朝貢。
人物評價
西山朝君主阮惠把阮福映看作是西山朝的最大禍患。阮惠臨終時，因阮福映勢力日漸強大，對西山朝的未來非常擔憂。
法國傳教士古拉爾(Guérard)認爲：“嘉隆王用一切手段敲榨人民，不公正和橫行霸道，使得人民比西山時期更加痛苦。賦稅和勞役增加三倍。”而在當時的西方，阮福映則被宣傳爲基督教徒的庇護者，西方人認爲他推動了基督教在越南的傳播。
越南歷史學家陳仲金認爲，阮福映是一位“具有才智的國君，聰明睿智，在長達25年的時間之內與西山相抗，經歷了無數艱難險阻，但何時候也未曾灰心喪氣，而仍一心一意思慮復國大業。”他認爲阮福映“頗具創大業之美德，知人善任，使豪傑之士人人都忠心耿耿爲之效忠命”，“不僅恢復了舊業，而且還統一了山河，進行諸項改革，使當時的我國成爲一個空前未有的強大國家”。但是對於阮福映晚年殺害功臣之事，陳仲金也提出批評，認爲他像漢高祖一樣濫殺功臣。
越共官方對阮福映的評價非常差，認爲他發動“反革命戰爭”，依靠外國勢力鎮壓農民起義，建立了越南歷史上最後一個而且是最“反動”的封建王朝。對於其即位之後的各項改革越共也都評價不佳，認爲其最終目的都是“鎮壓人民的反抗”。
中國學者郭振鐸、張笑梅認爲，阮福映在世“既有過又有功”，但是“過大於功”。他藉法國之助鎮壓西山起義，“爲法國進入越南並將越南變成法國殖民地奠定了基礎”;在位期間對外侵略真臘，對內“專制獨裁，壓迫人民”，晚年又殺害功臣，因此其過匪小。而他的功勞在於“將動亂分裂的越南社會歸於統一”，之後又施行一系列改革，“對越南封建社會發展起了一定推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