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會昌(841～846)年間之排佛事件。世稱會昌法難。
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敕迎佛骨(即所謂舍利)於鳳翔法門寺。先在宮中供養三天，然後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禮敬，從而再次掀起全國性的宗教狂熱。是時，“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資治通鑑》卷二四○)。
對此，韓愈從儒家立場出發，予以堅決反對。他上表認爲，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國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說，佛教的流行使“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對封建統治有害而無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義，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於是他斷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諫迎佛骨表》，《韓昌黎全集》卷三九)並表示，“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與憲宗的奉佛心意相牴觸，且歷數前代奉佛之君運祚不長，因而招致憲宗的盛怒，欲處韓愈以極刑。後經裴度、崔羣等人的說情，最後被貶爲潮州刺史。
韓愈反佛是在佛教勢力達於鼎盛的情況下進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爲深刻的影響。史稱韓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於安史之亂後藩鎮力量強大，中央政權削弱，又有感於儒學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寫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論文。他在這些論文中認爲，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親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傳播，纔能有效地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意思是說，佛教背棄綱常名教，有礙國計民生，不合文化傳統，務必予以排斥。
韓愈反佛的出發點和立論根據，是爲了強化中央政權的政治經濟利益，確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會和思想問題要深刻得多。爲了實現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口號，試圖以行政手段徹底廢除佛教。這一思想爲此後唐武宗的滅佛提供了重要依據。而他所提出的儒學獨尊和儒家“道統”，則對宋代理學的形成有明顯影響。
憲宗在唐中期還算是個有作爲的皇帝。此後朝政腐敗，朋黨鬥爭，國勢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數繼續上升，寺院經濟持續發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實力，加重了國家的負擔。唐武宗繼位後，在整頓朝綱、收復失地、穩定邊疆的同時，決定廢除佛教。(《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的唯一辦法。這是武宗決心滅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後，武宗開始了對佛教的整頓。而趙歸真因曾遭京師諸僧的誚謗，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傳》卷十七)，這時便利用武宗對道教的偏信，於宮中“每對，必排毀釋氏”(《佛祖歷代通載》)。他向武宗薦引了道士鄧元起、劉玄靖等人，以聲氣相求，同謀毀佛，加強了唐武宗滅佛的決心。
會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殺天下摩尼師，剃髮令着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會昌四年三月，以趙歸真爲“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而“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