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的一個問題是，作爲一介平民的王艮的思想何以能在思想控制比較嚴酷的明代產生，並表現出特有的生機和活力?
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者一直重視對人們精神的統治。秦始皇焚書坑儒，他嗜好的是法家。到了漢代，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由此取得了綿延二千多年的統治地位，特別是發展到宋、明時代，作爲儒家學說代表的程朱理學更成爲一種思想的鉗錮，“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教條成了摧殘人性、限制人自由發展的代名詞，其消極和弊端日益顯現出來。情況在晚明似乎發生了轉折，時代顯然已經不再由鐵箍之下的理學主宰，日常生活的觀念，在悄悄地發生着變化，當世宗們一心沉醉在設蘸禱告之中，祈求上天賜予長生不老的時候，朝廷大臣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幡旗飄蕩的西苑裏，反覆書寫空洞無聊的青詞，討得皇帝的歡心，以儒學經典爲根據的理學，作爲一種政治和生活的信念與準則，從封建社會的上層開始，便已徒有其表，不能切實遵守奉行，整個社會已失去了儒學道德的精神規範，逐漸走向病態和沒落。正是這樣一個從根子上已動搖和失範的時代，纔給王艮提供了相對寬鬆和自由的發展空間，使他能夠輕鬆地遊走於鄉野民間、城市街巷，孜孜不倦地向人們宣講他“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進而形成一股頗具聲勢的思想潮流。
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的交鋒
在思想禁錮、個性萎縮的時代，王艮的思想具有思想革新和個性解放的積極意義。
儒家倫理思想以人“性本善”爲基礎，以人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的“四心”確定了仁、義、禮、智“四德”的心理基礎，認爲過一種有德性的生活是人生最有價值的、第一義的。與之相關，人生命中的其它東西都是第二義的，甚至是醜惡的。所以，孟子認爲，人之所以不同於禽獸，就在於人有仁、義、禮、智，人只有通過發展它們才能真正成爲人：“人之所以異與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當仁、義、禮、智被後人演繹成三綱五常並運用到現實生活中的時候，就成了壓抑人的慾望的非理性的暴力工具，並最終發展到“餓死是小，失節是大”的吃人理學。
王艮說：“天性之體，本是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 鳶飛魚躍，春分桃李，河川奔流，皆是自然。同樣，人的生命慾望、生命衝動也是自然所賦予，人應該過一種合乎自然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就像自然界的春華秋實一樣。王艮顯然認爲，人的本性是自然而然的，並無善惡之先天規定性，與之相應，人的七情六慾都有存在的合理性。由此引起了他對“天理”、“人慾”問題的重新思考，他說：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慾。
“天理”、“人慾”是宋明理學中最基本的觀念。“天理”一般是指忠、孝、信、仁等封建倫理道德規範的總稱;“人慾”一般是人的物質慾望和生理生活的需求，即所謂“飲食男女”之事。在宋明理學那裏，“人慾”必須服從於“天理”，如果兩者發生衝突，就應無條件地“存理滅欲”。
王艮以“天理”爲“天然自有之理”，實際上等於“認欲爲理”，把人的物質慾望和生理需求看成是“天理”的一部分。宋明理學所謂的“天理”和“人慾”在王艮這裏泯滅了界線，得到了統一，而干擾、破壞這種“天然自有之理”實現的因素則成了王艮心中真正的“人慾”。
王艮把“天然自有之理”稱作“天理良知”。當王艮把自己的學說一以貫之到實踐中的時候，便形成了在中國思想史上頗具獨創性的“百姓日用之道”。
王艮“百姓日用之道”的基本特點，就是不分貴賤賢愚，而以“百姓”爲本位，把是否合乎“百姓日用”作爲判別是非的標準，甚至作爲檢驗是否“聖人之道”的尺度。在他看來，凡是合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思想學說，就是真正的“聖人之道”，否則，就是“異端”。
儒家傳統思想總是把“聖人”和“百姓”區別開來、對立起來，進而把“聖人”及聖人之“道”加以神化。王艮不然，他的“百姓日用之道”則是力圖填平聖、愚之間的鴻溝，把百姓日常生活提升到了“道”的精神層次，而把傳統神聖化的“道”拉下神壇，與普通百姓的生活融爲一體。值得注意的是，王艮提出的“即事是學、即事是道”時，強調了“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這種要求擺脫貧困，爭取人身生存權利的觀點，是王艮“百姓日用之道”及其社會理想的基本出發點。
“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代表的無疑是平民社會的精神利益，它以其強烈的啓蒙色彩，對十六世紀的晚明社會形成了強大的衝擊，爲日益增長的平民社會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基礎和道德庇護。
我們姑且不去探討它對傳統尊卑價值觀是怎樣的顛覆，僅僅是活躍在晚明思想界的那些陶匠、木匠等布衣學者就足以表明它開創了一個全新的社會風氣。
王艮不僅關心人的物質生活，而且關心人的人生價值。人的價值一般表現在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兩個方面。傳統儒家從維護政治權威和封建家天下的凝聚力出發，長期宣揚社會價值高於個人價值，個人往往處於被“遺忘”的角落。自南宋至明末的四百年間，理學統治着思想界，不惟個人意志不可能自由表達，就是人適當的生命需求也被剝奪。對個人生存空間的極度擠壓，必然帶來人生價值天平的失衡。王艮發揮獨信自家良知的自由精神，打破天理桎梏，以自我作爲衡量一切價值的標準。
他宣稱，“我命雖在天，造命卻由我”，最大限度地高揚了人的主體性。在“淮南格物說”裏，他說：“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既然身、天下、國、家同爲“一物”，也就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他進而提出了“尊身立本”的思想。他以身爲天下國家的“格式”，以身爲本，以天下國家爲末，家國天下跟着身走。他認爲，個體是第一位的，沒有個體，也就沒有天下國家;個體之身不能修，天下國家也就不治，順理成章地闡明瞭自己尊身立本的思想。王艮個人主義式的“尊身立本”思想的極致，是他提出了“明哲保身論”。據《王艮年譜注》載，他四十四歲時，“同志在宦途，或以諫死，或謫逐遠方。先生以爲，身且不保，何能爲天地萬物生?”這一以個人生命爲第一位的觀點似乎和儒家殺身成仁的社會責任感背道而馳，但決不能對此作簡單化的理解。王艮重自身，不能與自私劃等號，也並不意味着對社會責任的放棄，他是主張通過愛人、敬人、不惡人、不慢人的途徑，保全自己，在此基礎上去齊家、治國、平天下。其豐富的內涵，值得我們去細細地品味和體會。
王艮的教育思想也很有特色。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啓發愚蒙”，這裏所說的“隱逸”，是指未曾做官的一般平民，“愚蒙”，是指知識貧乏的下層羣衆;而山林、市井是他們經常聚集的地方。他“入山林”、“過市井”進行啓蒙教育，就是要把教學的基地從書院移入民間，使教育貼近羣衆，貼近生活。中國的教育發展到宋明時代，形成了較爲成熟的書院教學傳統，比較著名的如江蘇無錫的東林書院、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江西貴溪的象山書院、貴州修水的陽明書院等，宋明時期的思想家幾乎沒有不與書院發生關係的。書院教學內容上與下層羣衆相距甚遠，感情上與普通百姓格格不入，實際上等於關閉了面向下層羣衆的大門。王艮與其他人的不同在於，他既繼承了書院的教學形式，曾在復初書院、安定書院、南京的新泉書院、家鄉的東淘精舍等處講學，又不受書院傳統的束縛，利用山林、市井、家舍等場所，積極開展書院外的教學活動，從而吸引了一批有志於學的勞動者。曾在王艮家中“請益月餘”的李春芳敘述說：
見鄉中人若農若賈，暮必羣來論學，時聞遜坐者。先生曰：“坐，坐，勿過遜廢時。”嗟呼，非實有諸己，烏能誨人如此吃緊耶!
由此可見，他始終與社會下層羣衆保持着密切關係。在他的學生中，雖有如徐樾這樣的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是布衣平民。如他最早的學生林春出身傭工，朱恕則是樵夫。在泰州後學中，還有陶匠、田夫、商人等等。由於王艮講學傳道的主要對象是處於社會下層缺乏文化知識的平民百姓，王艮就採用了簡易快樂的教學方法，他要求學生象匠人斫木那樣簡練又自然地學習。他說：
天下之學，唯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由此，我們聽到了他的《樂學歌》：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慾縛。私慾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我們現在已經難以統計，那時侯究竟有多少下層社會的“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跟隨王艮求學，但從《樂學歌》輕鬆得意的語調裏，應該可以感受到他不同尋常的感召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