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之死距今近480多年，由於他在遼東抵抗後金的成績，又因崇禎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而被處死，今日之公衆對袁崇煥抱有極大同情，因而往往假設，如果袁崇煥不死，清兵難以入關。
歷史不容假設，但不妨礙在此前提下，從多種角度理解這段歷史。對於這一假設性問題，區別討論袁崇煥之死有沒有對遼東的局面產生關鍵性的影響，以及袁崇煥被殺這一事件何以與影響明清更迭這一歷史進程聯繫起來，是獲取答案的兩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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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萬曆中期開始，明廷在遼東的局面幾經起落。這一邊防形勢的變化，與主官是否得人密切相關。譬如明兵部侍郎、遼東經略熊廷弼任職期間，遼陽守備大固，奉集、瀋陽也得以重爲重鎮。①而當熊去職之後，繼任袁應泰就把遼陽、瀋陽都丟了。
袁崇煥就是在這一情勢下登場的。天啓二年(1622年)，廣寧(今遼寧北鎮市)一戰明軍慘敗，熊廷弼被逮下獄，傳首九邊，遼東局面一片暗淡。正值此用人之際，袁崇煥以外官赴京朝覲，被破格提拔爲兵部主事，緊接着便出任山海關監軍僉事，奔赴前線。當時的遼東經略王在晉主張退守山海關，大學士孫承宗視察山海關時，袁崇煥便請求駐守寧遠，說明他已注意到寧遠重要的戰略地位，而他所堅持的修築寧遠、錦州等城爲山海關外圍防線的策略，相比當時流行的退守山海關的防禦主張，在戰略上更爲積極，明軍可進可退，存在更多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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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啓六年(1626年)袁崇煥固守寧遠孤城，擊退努爾哈赤，遼東迎來一場罕見的勝利。此役之後，袁崇煥趁機請旨，修築錦州、中左、大凌三城，加強防務。經過此次佈置，又成功抵擋住從朝鮮回師的皇太極。天啓七年，明熹宗褒獎袁崇煥“十年積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鋒”②，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天啓年間，袁崇煥在遼東的成功表明，他一定程度上具備扭遼東頹勢的能力。
袁崇煥在遼有年，兼具實戰經驗與戰略眼光，因此，崇禎元年被重新起用時，仍被寄以厚望。他所提出的“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以守爲正着，戰爲奇着，款爲旁着”、“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三條基本方略，切合當時遼東的實際，並且逐一付諸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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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敗筆
崇禎二年(1629年)，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一事，舉措失當。
當時袁崇煥甫擔大任，爲避免掣肘，請求崇禎皇帝先後取消遼東巡撫和登萊巡撫的建制。毛文龍在皮島擁兵自重、調遣不靈，袁崇煥此舉，應當主要出於事權統一的考慮。
袁崇煥雖然也承認“東江一鎮，乃牽制之必資也”③，但他擅殺毛文龍一事及事後的佈置，顯得對這一地方的重要性估計不足。東江爲皮島別稱，靠近鴨綠江入海口，介於遼東、朝鮮和登萊之間，毛文龍兵強勢壯，能從海上形成對後金的有力牽制，時人譽之“海上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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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龍死後，清軍少了這一後顧之憂，同年十月，皇太極率兵與漠南蒙古諸部，繞開袁崇煥在寧遠、錦州一帶的防禦線，從喜峯口以西防禦薄弱的長城邊隘打開缺口，長驅直入，威脅北京，釀成“己巳之變”。袁崇煥也因此被逮下獄，至罹極刑。
關於這一時期處置的失當，王在晉這樣評價：“向使袁崇煥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復叛，夷不叛則西路不可行;不殺島帥則奴顧巢穴，必不敢長驅而入犯。”作爲袁崇煥的政敵，王在晉的說法不無偏見，但袁崇煥的一些“盟友”們，同樣也未能給出合理解釋。
可以說，即便袁崇煥不死，其生前殺毛文龍之舉，也是遼東戰略版圖上明廷的一大bug。
3
《明史·袁崇煥傳》中，有“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之語，然而這是後人的評斷，不僅崇禎年間之人不會做此想，在許多經歷明清易代之人的筆下，也鮮有這樣的論斷。
隨着皇太極“反間計”被證實，以及乾隆、嘉慶兩位皇帝對其褒獎，清代中期，袁崇煥被塑造成“孤忠之臣”，但此時對其評價中仍存在不同聲音。真正將此人與“國運”聯繫起來的，則是清末康有爲、梁啓超等人。
袁崇煥死後不久，明末清初人士對他褒貶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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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由於史實尚不清楚，各家記載也不統一，但大多爲持中之論。《明季北略》關於袁崇煥的記載一共四則，分別爲天啓年間守寧遠、崇禎元年陛見提出“五年復遼”、謀殺毛文龍、被逮論死四事，並且詳細記載當時京師出現“百姓怨恨，爭啖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的奇聞。談遷在《國榷》裏幾次論及袁崇煥之事，也只是爲其鳴冤，認爲以“通敵論死”不公。
此外，還有較爲極端負面的評價。張岱在《石匱書後集》爲袁崇煥作傳，毫不客氣地指出此人：
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極躁暴，攘臂談天下事，多大言不慚。而終日夢夢，墮幕士雲霧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魘也。五年滅寇，寇不能滅而自滅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