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歡治下的東魏王朝，鄴城“四貴”中還有一“神人”，便是司馬子如。
說他是“神人”，首先在於他神祕莫測的身世。《北齊書•司馬子如列傳》載：“子如少機警，有口辯。”據司馬子如自己說(其自序云爾)，他的八世祖爲西晉司空、南陽王司馬模。西晉末年，司馬模被殺，其世子司馬保在混亂中出奔涼州，在那裏安家，後又徙居於雲中，纔有了司馬子如這一支後世子嗣。司馬子如的這一說法，被《北齊書》的作者李百藥載進正史，千百年來不知矇住了多少讀史之人。
回看《晉書》可知，司馬模的確是西晉宗室，在西晉末年“八王之亂”中如走馬燈一般的政治舞臺上，司馬模也的確曾出任過司馬越手下的司空一職。但關於其世子司馬保的說法，則與前述大相徑庭：首先是司馬保的碾轉北徒。事實是，在其後的“永嘉之禍”中，晉懷帝司馬熾被漢趙所俘，司馬模亦戰敗被殺，司馬模的世子司馬保承襲南陽王爵位，並於次年晉愍帝司馬鄴在長安建立臨時政府時，被封爲大司馬右丞相、大都督、直至相國，並一度稱“晉王”，有問鼎帝位之意，後病死。這與司馬子如“自序”的碾轉逃難之說有別天壤。其次，也是最致命的一點，那就是司馬保壓根就沒有後代。據《晉書•司馬保列傳》載，此公是個號稱“重八百斤”的大胖子，且“喜睡，瘻疾，不能御婦人”，因而“無子”。這樣一來，司馬子如關於自己是西晉宗室，且是司馬模、司馬保之後的說法便未免破綻百出了。
無論司馬子如的“晉室皇族”血統真也罷，假也罷，他的機敏和他的一副好口才，還是迷住了不少當時那段歷史上的大人物——首當其衝的，便是後來被尊爲齊高祖的高歡。傳載，一向“好交遊豪傑”的司馬子如，自少年時代便與高歡“結托”爲友，而且“分義甚深”，交情篤厚。而這，也爲司馬子如今後一生的禍福埋下了伏筆。
被司馬子如迷住的第二個大人物，便是囂張一時的山西軍閥爾朱榮。胡太后統治下的孝昌年間，北州淪陷，司馬子如攜家口南奔肆州，爲爾朱榮所禮遇，安排在手下做了中軍，併成爲爾朱榮手下的主將之一。爾朱榮發兵洛陽時，行軍至距今晉城不遠處的高都一帶，以那裏地勢險阻，處於往來衝要，頓生後顧之憂，便將司馬子如留在那裏，擔任建興太守，都督當地軍事。爾朱榮攻進洛陽，殺死胡太后及幼帝，擁立孝莊帝元子攸登基後，封司馬子如爲平遙縣子。又因司馬子如明辯善言，明瞭時事，他還常常被派前往京城，充當爾朱榮遙控天子所必須的聯絡使者。司馬子如每每執行任務總是甚得要領，事情辦得頗爲“稱旨”。年輕的孝莊帝也順帶被司馬子如的談吐迷住，對他的來訪也總是熱情接侍，相洽甚歡。
爾朱榮殺後，司馬子如聞知有變，自宮內突出直奔其家中，護送爾朱榮妻子與其堂弟爾朱世隆等離開京城。脫離險境後，司馬子如又慫恿爾朱停止北上，趁京城未及戒備，出其不意殺了個回馬槍，爲爾朱家族重新控制朝廷贏得了先機。其後，爾朱兆弒殺孝莊帝，爾朱家族扶立長廣王元曄即位，任命司馬子如兼任尚書右僕射。後來，前廢帝(亦稱節閔帝)元恭登基，又以司馬子如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一千七百戶。
正當司馬子如打算繼續爲爾朱氏家族效力賣命之時，他的命運突然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轉折：爾朱榮舊將高歡與爾朱家族合作破裂後，於信都起兵，樹起了推翻爾朱家族統治的大旗。與此同時，爾朱世隆等不知從哪裏得知了司馬子如與高歡舊交深厚的內情，立即對他表現出極大的不信任，並將他打發到南岐州擔任刺史。對此，司馬子如感到異常“憤恨”，他“泣涕自陳”，向爾朱氏家族表明清白，但最終不能重獲信任。於是只好橫下一條心，索性來個“就坡下驢”，當真就投奔了舊友高歡。高歡攻入洛陽後，司馬子如派使者前往表示祝賀，並藉機代爲述說“平生舊恩”。不久，司馬子如便奉召赴京，在老友高歡手下做了大行臺尚書。二人重修舊好，高歡命司馬子如朝夕相伴左右，參知軍國大事。
北魏末帝孝武帝元修不滿高歡的挾制，西奔長安投靠宇文泰，高歡扶立孝文帝孫元善見爲帝，建立東魏，改元天平。改朝換代之初，司馬子如擔任尚書左僕射，與侍中高嶽、侍中孫騰、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等共知朝政。而在這個“四人幫”中，司馬子如不僅甚見信重，若論與高歡的親疏度，與之過從最密的，恐怕也就數司馬子如了。高歡坐鎮晉陽，司馬子如自國都鄴城“時往謁見”，雙方相與甚厚。他與高歡常常“並坐同食，從旦達暮”。而且司馬子如的每次自晉城回京皆不空手：“及其當還，高祖及武明後俱有賚遺，率以爲常。”
而貪官正是這樣養成的：既然連實爲國家主宰的“太上皇”高歡都不把自己當外人，司馬子如便漸漸產生了一種“天下歸己”的錯覺。傳載，司馬子如“性既豪爽，兼恃舊恩，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無所顧憚”彷彿天下的官都歸他管，讓誰當和不讓誰當，全憑他的一時情緒;天下的財物無不屬於他，下屬羣僚前來送錢送物，儘可公然收入下，不必藏着掖着。這樣的“豪爽”，在今天的不少貪官“懺悔錄”中，也是十分多見。
東魏興和年中(公元539～542年)，司馬子如擔任北道行臺，巡檢諸州，視察北方吏治政情，郡守及縣令以下官員皆“委其黜陟”，由他一人決定遷降。這時的司馬子如將自己的“威風”發揮到極至，他“至定州，斬深澤縣令;至冀州，斬東光縣令”，取地方官員性命如砍瓜切菜，而且每每“稽留時漏”延時行刑，將場面搞得非常血腥慘烈。司馬子如巡視所到之處，地方官若是陪得不好，“言有進退，少不合意”，便令武士拖曳拉扯，“白刃臨項”，將刀架在對方的脖子上，令當地“士庶惶懼”，不知怎樣伺候這位大員纔好。
至東魏中期，高歡早年爲壯大自己勢力而對老部下和舊交採取的縱容政策惡果顯現，朝中“四貴”橫行，各地吏治腐敗，朝野怨聲載道。於是下決心開展大規模的整肅運動，將大公子高澄推到前臺，令其輔政，又任命崔暹等主持監察機構，大力反貪。高澄年輕氣盛，崔暹等人鐵面無情，一批長期躺在過去功勞簿上作威作福的元老人物紛紛落馬，司馬子如“尋以贓賄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劾，禁止於尚書省”，成了階下囚。但司馬子如畢竟是高歡故舊，案子報到上面，便“詔免其大罪”，僅削其官爵。
不久，司馬子如再度復出，任冀州任刺史。由於他“能自厲改”，彎子轉得甚快，甚至“發摘奸僞”，搖身一變又成了反貪鬥士，令當地“僚吏畏伏之”，於是又被“詔復官爵”。高澄死後，司馬子如也曾參與報復陷害崔暹等人的行動，受到高洋斥罵。但由於在高洋受禪時，司馬子如曾有“翼贊之功”，終究在這次風波中未傷皮毛。其後，司馬子如又官至太尉，64歲上壽終正寢，“諡曰文明”。觀其一生，他也的確當得起這般惡濁的“官場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