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隨着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被西方列強敲開，中國人步履蹣跚地開始了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艱難歷程。在這一歷程中，1905年至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不僅直接影響了清末政局的歷史走向，同時也書寫了近代中外關係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成爲後義和團時代中國認識世界、加強對外聯繫、向世界展示中國改革形象、提升中國國際地位的重要事件。
中國認識世界的一次盛舉
清末五大臣出洋兵分兩路，一路由載澤、尚其亨、李盛鐸爲領銜考政大臣，隨從人員43名，自1905年12月11日離京至次年7月23日返京，重點考察了日本、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一路由戴鴻慈、端方爲領銜考政大臣，隨從人員33人，自1905年12月7日離京至次年8月10日返京，重點考察美國、德國、奧地利、俄國、意大利，並順道考察了丹麥、瑞典、挪威、匈牙利、荷蘭、瑞士等國。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時合影
關於考政大臣人選，正如革命派輿論機關《民報》所評論，不是“最親愛之天潢”，就是“極老成之卿相”。確如其論，載澤爲嘉慶帝曾孫，封鎮國公，戴鴻慈爲戶部右侍郎，端方爲湖南巡撫，尚其亨爲山東布政使，李盛鐸曾任出使日本大臣。尤值稱道的是，考政大臣負責選拔的隨從人員素質頗高，《大陸》即言“幾乎將京內外知名之士搜索一空”。據統計，兩路考察團具有留學教育背景者各有12人，佔到較高比例。其中，唐元湛、溫秉忠爲第二批留美幼童;陳恩燾、伍光建爲首批官派留歐生;陸宗輿、楊守仁、戢翼翬、唐寶鍔曾留學早稻田大學，歐陽祺曾留學哈佛大學，施肇基曾留學華盛頓大學、康奈爾大學。輿論界對於留學生入選考察團頗爲歡欣，《華字彙報》稱歐陽祺長於公法，“此次調查憲法必能展其所長，爲祖國造無疆之福”;《大公報》稱陸宗輿研究政法有素，“考查各國政治必可收實效”。其餘多數隨從人員亦專意經世之學且學有專門，諸如熊希齡、吳宗濂、陳琪、吳勤訓、夏曾佑、關冕鈞、姚鵬圖等人。另外，隨從人員當中亦不乏官宦子弟，如鄧邦述(鄧廷楨之曾孫)、李焜瀛(李鴻藻之子)、沈覲扆(沈葆楨之曾孫)、張允愷(張人駿之子)、徐世襄(徐世昌堂弟)、朱綸(朱家寶之子)，展示出官場對五大臣出洋的看重。
清政府遣使諭旨雖以“考求一切政治”爲言，但很明顯賦予考察團的核心使命是考察各國政治制度，爲中國能否乃至如何推行改革提供決策依據。輿論界對此亦心知肚明，如遣使諭旨甫頒，《申報》即刊文將五大臣出洋與日本改革之前的出洋考察團相提並論：“此一行也，謂之如日本明治四年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等視察歐美之舉也可，謂之如明治十五年伊藤博文周遊列國查考憲法制度之舉也亦可。”《時報》也指出五大臣出洋異於既往之處：“自同治以來通使諸國四十年矣，要皆以議約、報聘，專於外交，從未有以採風問俗爲自強改革之資者。”考察團的某些論調甚至走在時代前列。以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爲例，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對歐美各國君臣平等關係的豔羨：“觀歐美諸國，君臣之間，藹然可親，堂陛周旋，宛如賓友。”對自由、平等的介紹，讀來更是讓人耳目一新。關於自由，戴鴻慈認識到“人人於其權利範圍之中得以爲所欲爲”乃自由之真諦，但並非“放縱無節之謂”;關於平等，他寫道：“上自王公，下逮庶民，苟非奴隸，皆有自主權，其享受國民之權利維均”。除政治制度外，舉凡軍事、經濟、社會、教育、市政，皆在考察團考察之列。
總之，較之以往的出洋考察團，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團具有規模大、規格高、考察國家多、考察範圍廣等顯著特點，是近代中國主動走向世界、認識世界的一次盛舉。
推動了中外交流
近代以來尤其是進入二十世紀，中國外交環境日益惡劣，國際地位一落千丈。考察團出行之際，中國外交環境尤其嚴峻，如中法關係由於南昌教案一度緊張，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使美國對華門戶開放政策遭到最嚴重的危機。然而，考察團遍歷各國時則普遍受到熱情接待，並未遭到冷遇。法國政府“並未以南昌教案爲事”，美國政府亦“派員照料，接待甚優”，其他所至之國亦是“莫不推誠相待”。推其原因，正如出使美國大臣樑誠所言：“我國家振奮圖強，議行憲政，彼邦人士欽佩至誠，露於不覺。”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隨員在羅馬合影
與政、商各界廣泛交往，是考察團聯絡邦交最重要的途徑。載澤考察團在會晤日本天皇之前，先將慈禧及光緒皇帝致贈日本天皇、皇后禮品託式部官呈上。會晤當天，“(載澤)行鞠躬禮，讀頌詞，呈國書。日皇手受，答如禮，敬頌皇太后皇上安，辭意殷摯。禮畢，至鳳凰間宴席”。戴鴻慈、端方在拜見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時，致辭中有“頌大伯理璽天德福壽康強並大美國人民太平幸福”之言。後者在答辭中說道：“餘所以歡迎彼等者，蓋欲顯明吾美對待中國之真誠也”。同時又致信光緒皇帝：“您的訪問團把貴國的友好情誼帶到了美國，我們也請考察團將美國人民的友好情誼帶到中國去。”在華盛頓，戴鴻慈、端方還受到美國國務卿路脫的熱情接待，當日參加會見的有六十人之多。端方在演說中表達了希冀學到更多知識以便帶給中國國民的願望，路脫在答辭中迴應：“我希望你們能夠在這裏收穫滿滿，因爲這個世界已經從中國學到了很多東西。”在紐約，戴鴻慈、端方參加了亞細亞協會的招待宴會並致辭，參加的二百多人當中大部分爲紐約市“有勢力之商家”。
教育交流也是考察團頗具特色和成效的交流方式。在考察耶魯大學、康奈爾大學、哈佛大學時，戴鴻慈、端方與校方積極協商，爭取到上述學校的留學學額以及留學費用的資助，構成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1908年端方派遣十五人分赴各校，其中即有後來成爲孫中山夫人的宋慶齡。載澤、尚其亨、李盛鐸還得到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劍橋大學校方在授予典禮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致辭：“尊敬的大清國考察團，你們跋山涉水考察世界各國，你們的使命如此之重，困難無疑將會伴隨你們的考察之旅。殿下能夠訪問劍橋令我們倍感榮光，我們熱切希望，從今以後我們各自的國家、政府以及國民，彼此之間能夠和睦相處。”對於得授榮譽學位，載澤在日記中頗爲激動地記道：“謙伯裏區(即劍橋大學)爲英最古之大學，篤克羅(即博士學位)乃英最高之學位，非品學端粹，著述宏富，爲士林推重者，不輕相假，他國人得此，尤爲榮耀。”國內輿論界對此亦是歡欣鼓舞，如《大公報》即稱是舉“洵可謂增使節之光寵，極海外之榮譽”。
考察團在出洋期間的各種交流活動，不僅僅是表達禮節的一般儀式，而是具有交誼功能的重要外交手段，促進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相互瞭解，有效地聯絡了邦交、改善了中國的國際環境，正如戴鴻慈在日記中所記：“相見日多，則相知亦深。”
展示了中國改革新氣象
五大臣出洋考察團的列國之行，吸引了國外輿論的廣泛關注，相關報道、評論不僅僅關注到考察團行程，還涉及考察團此行對中國政局走向的影響以及將來中國推行改革要面臨的困難。
戴鴻慈、端方考察憲政(1906年 芝加哥)
以端方、戴鴻慈在美國的考察爲例，諸如與美國國務卿路脫的會晤、對美孚石油公司的考察等活動，《紐約時報》都做了大篇幅報道。關於考察團考察美孚石油公司，該報除介紹具體細節外，還頗有遠見地預料到中國石油工業必有興盛之日：“毫無疑問，中國有許多石油儲藏而且終有一天被開發，石油遲早會成爲中國的一個正規行業，考察團今天所學到的東西極有可能推進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對於考察團的考察態度，美國輿論界普遍給予好評，《教育雜誌》即言：“以西方人都覺得忙亂的速度，中國代表團已經橫跨了美國，並考察了這個國家的工業和政治情形，他們對這裏所有的事物都表現出濃烈的興趣。他們溫文爾雅的舉止和品格，表明他們是其國民中的最上流一族，他們的確是對自由制度甚表認同的中國第一層級的政治家。”
國外輿論在關注考察團行程的基礎上，進而深入觀察清政府的政治動向，並對清政府即將推行的改革建言獻策。在載澤考察團抵達東京後，《日本》雜誌刊文介紹其目的在於“視察我國憲政，以期改善國內政治體制”。《東京朝日新聞》指出中國推行改革與日本不同之處在於“滿漢之界存乎其間”，預言革命派必將與政府大起衝突。《外交時報》發表日本政治家有賀長雄所作《清國政體之前途》一文，指出中國以君主親裁變爲立憲政體，清政府應當尤其注意國民能否達到立憲國民資格這一關鍵問題。《國民新聞》預言阻滯中國推行憲政改革的兩大弊端：其一是“排外之意想盛也”，突出表現爲“欲屏拒外人”;其二是“維新之主義左也”“但喜文明之外形，至其實際精神則固未嘗夢見”。進而提出三策：確立“開放進取之策”;使國民政治知識力求進步;學習各國政治文明，不能僅僅滿足於模仿“表質文物”，而應當“致力於政法學理之間”“當求其所以致此之因”。該論頗得國內輿論認同，《外交報》即稱該論“抉吾國今日之弊”“其藥石我也至矣”。英國《泰晤士報》指出中國幅員遼闊、政治管理鬆散，而政體改革牽涉問題太多，“只能通過緩慢且痛苦的過程才能實現。”《司葛司門報》強調憲政改革“宜行之事自甚繁夥”，建言中國學界應配合政府此舉，“當有所預備，以待新政之設施”。《外交報》稱讚是論：“誠哉是言!蓋在上者有所考察而歸，在下者有所預備而應，則立憲之事乃易如反掌。”
正如另一位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所言，如果中國此次變法不是掩耳盜鈴，“外國人從此就看得起中國人了”。可以說，正是藉助外國媒體的介紹宣揚，中國的改革新氣象在世界範圍得到展示，由此中國的國際形象、國際地位也得到有效的改善和提升。這也給我們昭示出一個歷史啓示：一個國家能否贏得他國關注乃至尊重，在國際社會佔有一席之地，除了自身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外，是否有求治之決心、展現求治之氣象也是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