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玉琨是陝西富平人，青少年時期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裏當過學徒，見過不少古文物。後來，一向極不安分的黨玉琨棄商從戎，幾經摸爬滾打，1926年2月在鳳翔自封爲“師長”。當時，寶雞市有個地方叫鬥雞臺，那裏有一個名叫楊萬勝的鄉紳，此人平日橫行鄉里，有人揚言要將他暗殺。楊萬勝聽聞後大爲恐慌，急於尋找靠山。當他得知黨玉琨喜好文物，正在四處尋寶時，立即找人向黨玉琨透露說：“戴家灣村後大溝裏，靠崖處有幾個洞，洞裏有古董，村裏人常常挖取賣錢。”黨玉琨聽了異常高興，於是，經過緊鑼密鼓的周密部署後，一場大規模的盜寶行動便在當年秋收以後開始了。
爲了探明真實情況，組織掘墓盜寶，黨玉琨曾先後多次親自到鬥雞臺戴家灣去實地探勘、訪查。1927年春天，盜寶方案出臺了。其具體安排如下：任命駐紮在寶雞縣虢鎮的旅長賀玉堂爲挖寶總指揮;委任鳳翔“寶興成”錢莊總經理範春芳爲現場挖掘總負責人，此人曾在漢口市坐過莊，對買賣古董頗有門路;派遣衛士班長馬成龍及柴官長、張福、白壽纔等四人爲監工頭目，下有監工員多人。柴官長、張福、白壽才均爲寶雞縣人，非常熟悉該地的風土民情，對開展挖寶工作是極爲有利的;另外，還聘請寶雞當地一個有名的古董商鄭鬱文做祕書(人稱“挖寶先生”)。此人的實際任務是做挖寶的現場指導員，負責對挖出的各種文物進行整修、鑑定和分級定價。
黨玉琨將以上負責盜寶的主要人馬一一安排妥當後，便下令衆人準備動工挖掘了。
具體從事挖寶工作的民工，全部是從附近縣、區農村中抓來的青壯年。開始時工作量不大，僅靠就近強行攤派就足夠了，後來隨着挖掘墓穴的面積不斷擴大，所需人手越來越多，附近村莊攤派不出，就一下子擴大到了寶雞、鳳翔、岐山三個縣的大部分村莊。這樣，高峯時一天就有1000餘人在埋頭挖寶，整個戴家灣都佈滿了密密麻麻的挖寶人。
從1927年秋到1928年春的8個月中，這支七拼八湊的挖寶大軍把戴家灣兩旁好端端的地面翻了個底朝天。
在楊萬勝的指點下，在戴家灣東邊的一個窯洞裏挖出了許多青銅器和陶器，其中有銅鏡、銅鈁、陶竈等，是一個漢墓的器物。後來，在另一處又挖出了一件件珍貴的青銅器物。
約在11月底，又挖出了一個大墓。
盜寶伊始便旗開得勝，收穫甚豐，使得黨玉琨不禁大喜過望。他挖寶的胃口變得更大，氣焰也更加囂張，不但在組織上控制得更加嚴密，而且在人力上也不斷充實加強。這就害苦了鬥雞臺地區及其附近的人民，搞得人神共憤，風慘雲愁。
黨玉琨在寶雞大肆盜寶，聚斂財物，勢力逐漸擴大，很快就引起了馮玉祥的注意。加上在盜掘古墓的過程中，黨玉琨等人殘酷欺壓百姓，作惡多端，引致天怒人怨，民憤四起，更使馮玉祥感到此人不除民怨難平。
1928年5月，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總司令的馮玉祥，命令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宋哲元率領所部三個師、一個旅，共約3萬人馬，圍剿鳳翔城並收繳黨玉琨所盜的大量珍寶。宋哲元親自督隊，在硝煙瀰漫中冒險衝入城裏，經過短時間巷戰後，大獲全勝，佔領鳳翔。黨玉琨在鳳翔東城牆下被擊斃，其所部官兵被全部資遣。
黨玉琨盜墓所獲的寶物，一部分放在他臥室的萬寶架上，另一部分放在他二姨太張彩霞的居室，大部分重要的器皿則藏放於一個祕密庫房裏由衛兵看守。黨玉琨全軍覆沒後，這些寶物全部落到宋哲元的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將所獲珍寶全部拿出，在西安新城四面亭軍部展覽一天，以飽攻打鳳翔部屬的眼福。隨後，他令軍法處處長蕭振瀛帶兵將寶物悉數押送至西安軍部。
此後，這批十分珍貴的寶物便開始了戲劇性的流轉和散失，並因此而大大受損。
這批珍寶運抵西安後，宋哲元先是派人到蘆真照相館請攝影師爲之全部拍了照片，接着，他又請懂得文物鑑定的薛崇勳在新城光明院逐件進行了鑑定。
宋哲元將這些經過鑑定的珍寶的一部分，首先送給了上司馮玉祥。馮玉祥所得的水鼎，全國解放後由其夫人李德全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
其餘歸宋哲元所有的大部分珍寶，在他離開西安時由小老婆和當時赴天津任市長的蕭振瀛帶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後來，通過天津的古董商將其中一部分賣給了外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