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朱元璋分封，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朱元璋爲什麼要分封藩王
公元前221年是中國歷史上極爲特殊的一個年份，因爲就在這年奮六世之餘烈的秦始皇終於消滅了山東六國中堅持到最後的齊國，古老的華夏大地迎來了嶄新的大一統帝國時代。秦始皇廢除了分封制，轉而在全國推廣郡縣制。秦朝的郡縣制爲中國後來兩千多年的地方行政制度奠定了主流基調。儘管郡縣制是自秦朝以來中國地方行政制度的主流，不過在漫長的兩千多年間也時不時會出現一些特例。
秦以後有三個王朝部分重啓了分封制，然而重啓分封制的三個王朝都出了亂子：漢高祖推行郡國並行製爲漢景帝年間的七國之亂埋下了伏筆;西晉一統天下後大封同姓宗室子弟爲王釀成了八王之亂;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藩王成爲了日後朱允炆、朱棣叔侄的皇位爭奪戰最早的導火索。按說有漢朝和西晉的例子在前應當會使朱元璋有所警惕纔是，可爲什麼他還是執意要分封藩王呢?
既然在朱元璋之前漢、晉也曾部分恢復分封制，那麼重啓分封制就絕非朱元璋心血來潮的獨創。朱元璋之所以要分封藩王與漢、晉等朝代有共同的原因，但也與朱元璋當時所面臨的客觀環境有關，因此明代分封藩王也有不同於漢、晉之處。首先我們說說漢、晉、明分封藩王的共同原因。古代王朝實行分封制其實一般是從政治需求和皇帝的私信兩方面來考慮的。
當年漢高祖劉邦剷除韓信、彭越、英布等異姓王后大封劉姓子弟爲王就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之意。畢竟自己好不容易纔當上了皇帝，那麼總得讓自家人多少跟着沾點光嘛。朱元璋作爲中國歷史上出身起點最低的皇帝這種“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思想更爲強烈。朱元璋稱帝后對待大臣和對待自己的家人可謂是“冰火兩重天”。儘管封建皇朝的皇帝大多把天下看作是家天下，不過有明一代對宗室子弟的優待可以說是前所未有。
朱元璋給明代的官員們制定了中國歷史上最低的工資標準，給皇族子弟制定的俸祿標準卻唯恐不厚。明代皇族宗室的爵位一共分爲親王、郡王、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八級。明代給這些爵位的祿米分別是：10000石、2000石、1000石、800石、600石、400石、300石、200石。爵位最高的親王除了每年1萬石的祿米之外還會賜予一百頃以上的田地。
即使是爵位最低的奉國中尉每年也能領到200石糧食(合2400斤)。奉國中尉的祿米如果按每人每天吃一斤糧測算足夠一個六口之家吃上一整年還富餘。況且每季爵位對應的收入除了祿米之外還有銀錢、田地。如此優厚的待遇使朱元璋的子孫後代都能充分享受到太祖爺的“革命勝利果實”。話說回來朱元璋畢竟是一個政治家，所以他最優先考慮的一定是王朝長治久安的政治問題。
朱元璋之所以要分封藩王也不是單純只爲了滿足自己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私心——事實上朱元璋決定分封諸王是經過充分政治考量的。秦以後郡縣制確實成爲了中國地方行政制度的主流，但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分封制與郡縣制孰優孰劣恐怕不能簡單一言蔽之。分封制與郡縣制的優劣還是要結合特定歷史時期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秦朝就不搞分封制，可結果卻是二世而亡。
漢高祖劉邦總結秦亡的經驗教訓時就認爲秦朝缺乏強有力的同姓宗室力量支撐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劉邦得天下後就推行郡國並行制：在原屬秦國的關中地區實行郡縣制，在原屬東方六國的關東地區推行分封制。漢朝的分封儘管鬧出了七國之亂，但漢王朝卻成功擺脫了二世而亡的命運。漢朝之後的曹魏政權也不搞分封，可結果立國不到30年就被司馬氏給架空了。
司馬氏能以士族力量爲基礎篡權上位在相當程度上也有賴於曹魏宗族勢力的薄弱。司馬義稱帝后對比周、漢的長壽與秦、魏的短命決定吸取經驗教訓：以宗室掌兵抑制各地不斷膨脹的士族。朱元璋分封諸子爲王其實也同樣有從大臣手中收權的考慮。衆所周知朱元璋是一個權力慾極強的人，因此他爲了強化集權硬是廢掉了自秦朝以來沿襲1600餘年的丞相制度。
權力慾極強的朱元璋對大臣們是極不放心的。朱元璋晚年正是在這種心態的促使下大肆殺戮開國功臣。朱元璋分封諸王的初衷首先就是爲了屏藩王室：通過分封諸子到各地將軍權由開國名將逐步回收到諸子手中。朱元璋登基稱帝之初面臨的內外形勢其實不容樂觀：這時元代殘部雖已退居漠北草原，但仍始終對中原虎視眈眈。與此同時志在集權的朱元璋與開國功臣集團的矛盾正在潛移默化滋長着。
自從靖康之變以後長城以南、秦嶺淮河以北的中原漢地在金、元等北方少數民族王朝統治下已經歷了兩百多年。長時間的南北分裂狀態導致明代初年南北方漢人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小的隔閡。朱元璋時代的都城南京位於江南地區，因此對北方地區的治理以及防禦北元殘部的國防需求相對不利。朱元璋也曾考慮過遷都西安、洛陽、開封等地，不過遷都這樣的大事必須通盤考慮方方面面的問題。
在正式遷都以前通過委派兒子們鎮守邊關以分封暫代遷都似乎是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在朱元璋的設想中諸王可以協助天子加強對天下的統治。分佈在邊塞的諸位藩王可以節制諸軍鎮守邊疆，同時藩王掌兵也在無形中將開國功臣手中的軍權收了回來。朱元璋在長達三十多年的統治時間裏先後三次分封諸子爲王。朱元璋一共封了二十二位親王和一位郡王，從而初步奠定了明王朝的藩王格局。
朱元璋把遼、寧、燕、谷、代、晉、慶、肅諸王分封在九邊扼守邊境要塞直面外患，把秦、周、魯、齊、楚諸王分封在二線。內外兩線藩王之間刻意拉開幾百裏的距離。如果北方蒙古勢力南下首先要過外線藩王這一關，即使外線藩王這一關被突破後還有二線屏障。這樣中央就有充足的時間調兵遣將。不至於像宋代一樣北方防線形同虛設，因此只要外敵入侵就能殺至京城附近。
內外兩道屏障的設置其實對藩王本身也是一種制衡：如果外線藩王造反首先得突破內線藩王這道屏障;如果內線藩王造反就會遭到中央政府和外線藩王兩面夾擊。漢、晉、明恢復分封制其實都只是部分恢復，因爲漢、晉、明等朝代分封的藩王早已沒昔日周天子分封的諸侯王那樣大的權力。尤其是明代在吸取了漢、晉的經驗教訓後對地方藩王採取了諸多限制性措施。
《明史》記載“太祖大封宗籓，令世世皆食歲祿，不授職任事，親親之誼甚厚”。由此可以看出明代分封宗室不會給予宗室藩王任何的實權官職。但朱姓宗室子弟世世代代皆受到朝廷的供養。理論上明代的藩王除了王府之外沒自己的封地，除了王府的護軍之外不能擁兵。藩王在沒地盤、沒兵權的情況下實際地位只相當於總兵(他們與總兵的唯一差別只在於他們是皇子)。
按說沒自己的地盤就不可能徵稅，那麼自然也就沒自己的收入，所以只能靠朝廷財政養着。藩王們手裏沒錢沒大軍又如何能造反呢?看起來這樣似乎是不應該出問題的，但請注意這只是理論上的一般情況。既然是一般情況，那麼自然就有特殊情況。燕王朱棣恰恰就是一個例外情況：理論上除了燕王府的護軍之外朱棣無權調動一兵一卒。朱棣在與蒙古人的戰爭中所指揮的大軍嚴格意義上其實是朝廷的大軍。
這些大軍只是在戰時朝廷許可的前提下由朱棣作爲將領指揮，可並不代表這些大軍就是朱棣的私人武裝。問題在於這僅僅只是從制度設計層面是如此，但朱棣這個人在大軍中的威信事實上相當於把他指揮的部隊變成私人武裝了。等到朱允炆削藩時如果直接派人逮捕朱棣可能就沒後來的靖難之役了，但朱允炆偏偏要採納黃子澄的建議先削周王等內線藩王。
這樣做造成了幾個後果：首先是打草驚蛇使朱棣這個主要對手有所防備，其次在與朱棣正式翻臉之前先把內線藩王們得罪了。等到朱棣起兵靖難時北平與南京之間已缺乏內線藩王拱衛，所以燕軍就像進菜園子一般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等到朱棣登基稱帝后意識到了分封諸王制度設計上的bug，所以對地方藩王採取了更爲嚴格的限制措施。在朱棣以後明代再沒第二個藩王能掌握軍權的。
從朱棣以後明代的藩王們已安心遠離政治了。除了正德年間的寧王朱宸濠之外再也沒出現過藩王謀反的現象。這時藩王已不再對中央構成政治上的威脅，但卻成爲了朝廷財政上的沉重負擔。有明代一朝光是郡王就冊封了924個，郡王之下的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都是按幾何級數增加的。公元1595年明代宗人府戶籍人口檔案記載：朱氏皇族共有人數157000多人。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山西巡撫楊澄籌向朝廷奏報：居住在山西的慶成王朱鍾鎰在這年8月已生育子女94名，從而一舉刷新了朱姓皇族的生育紀錄。洪武年間山西一省只有一位晉王，然而到了嘉靖年間山西全省有封爵的皇室後代已增長到1851位。洪武年間的河南省本來也只有一位周王，然而到了萬曆年間河南已有5000多個皇族後代。後來明代爲供養龐大的皇族宗室就把大量土地劃爲皇室直接經營的皇莊。
明代的藩王們除了需要耗費國家財政大量資金之外還會在朝廷制度許可之外利用自己的優勢盤剝百姓：各地的藩王們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特權、經濟特權、法律特權開始強佔田地。萬曆時年間成都府十一州縣中王府佔地十分之七、軍屯佔地十分之二、民田僅有十分之一。藩王的家眷連同家丁傭人加起來固然數量龐大，但再大也不可能比民間百姓的數量更多。
一家一姓就佔了地方上十分之七的土地，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百姓只佔十分之一。如此劇烈的土地兼併現象導致了兩方面的結果：一是朝廷可徵的田賦收入大爲減少，二是失地農民的數量大爲增加。一邊是失去土地後生計無着而只能造反的農民，一邊是拿不出錢來鎮壓或安撫起義的朝廷。這種現象的持續發展實際上就已註定了明王朝必然走向滅亡的命運。
明代的藩王們除了土地之外還有其它搞錢的路子：歷代明代皇帝將一些地區的商稅、魚刻歲米恩賜諸王。藩王們則往往在水陸要津私設稅關向過往商賈徵稅。此外他們還開設店鋪經營各種壟斷商品。以前歷朝歷代由朝廷直接專賣的食鹽在明代逐漸成爲地方藩王既搞亂了生活必需品的物價，從而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負擔，同時又影響到了國家財政收入。這樣一來的結果就是“三鎮之軍需、九邊之儲餉無所措辦”。
據《明實錄》記載：河南地區在萬曆六年時以福王爲首的九位宗室藩王大概佔有河南田地的十分之一。這其中福王由於頗受萬曆皇帝寵愛得以擁有田地3萬頃，而且還獲得了河南部分地區的鹽鐵專賣權。明代萬曆年間全國財政支出1854萬兩白銀。這其中光花在皇族宗室身上的費用就高達552萬兩(佔國家財政開支總數近三分之一)。要了解同時期萬曆三大徵一共只花費了1280萬兩白銀。
換句話說明代供養王爺們兩年的財政開支幾乎就相當於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花銷。到了明代末期面對農民起義軍和關外清軍的雙重打擊時崇禎皇帝已很難再拿出錢來發展軍備了。這時明代每年需要供給皇族藩王的錢糧已超過了全國田賦收入的總和。這意味着朝廷的財政收入光是拿來供養這些王爺們都已相當勉強，更不要說這時內憂外患的明代還需要大量資金救濟饑民、充當軍費。
崇禎曾試圖向自己那些皇親國戚們募集資金，然而這些皇親國戚們一個個哭窮不給。最終崇禎只得通過加徵遼餉、練餉、剿餉的方式籌措軍費，然而這樣做反而激起了民間更大的反抗情緒。朱元璋生前恐怕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的子孫後代所需俸祿會膨脹到比明代一年田賦稅收還多，他也不會想不到自己的子孫後代會通過兼併土地、經營食鹽等方式使朝廷收入銳減、百姓生計無着。
朱元璋更不會想到這些王爺們作爲明代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卻在朝廷危難之際選擇袖手旁觀、醉生夢死。直到明代滅亡前夕皇親國戚們仍在享受着末日來臨前最後的狂歡。直到農民軍抵達河南時福王朱常洵依然不肯捐出一分錢給朝廷籌備軍費。當李自成攻陷洛陽後福王朱常洵被烹殺。蜀王和楚王家裏錢財堆積如山，卻不肯爲國家出半分力，最終萬貫家財全都落入了張獻忠手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