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漢哀帝爲什麼會兩次登基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西漢末期，漢武帝時期的輝煌已經不復存在了，王子的短命、權臣的更迭都一步一步將漢王朝逼向末路。尤其是在哀、平二帝時，更是出現了一系列讓人啼笑皆非的“再受命”笑話。那麼，西漢的漢哀帝爲何兩次登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綏和二年(前7)，漢哀帝劉欣繼位。他起初很想重振朝綱，如臨朝多次和奴婢這兩犬社會田題，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限田限奴”的方案。規定：私人佔有土地的數量，自諸侯王、列侯以下，直至一般官吏，都不得超過30頃;佔有奴姆朗緲量，諸侯王爲200人，列侯、公主爲100人，關內侯以下30人;商賈不得佔有土地，違者依律論處;超出的土地、奴婢，一律由官府沒收。這一方案提出後，得到漢哀帝的贊同。但因爲皇族、貴戚、權臣等既得利益受到損害，拼命加以抵制，漢哀帝也不能堅持，方案終成一紙空文。
傅氏、丁氏外戚輪流輔政，哀帝漸失銳氣，轉向失望和頹廢。後來，哀帝受到方士蠱惑，相信圖讖“漢運將終”之說，玩起“再受命”的把戲：改稱年號爲“太初元將元年”，自號“陳聖劉太平皇帝”。但事實證明這種手法毫無效驗，反而使政治更加敗壞，社會危機不斷加深，哀帝只好取消“再受命”。
有學者指出，漢武帝之前統治集團的中堅是軍功地主和六國舊豪族，他們享有權勢、財富，但不享有文化知識。此後由於尊儒政策的實行和大一統的強化，舊的豪族日漸式微，新的士族由兩條途徑形成：一是舊豪族讓子弟通過投師學經，成爲政權新貴，從而土族化;二是儒生，高官必有勢，有勢必有財，有財必有地，有地必有身份，成爲新貴，其背後就會依附整個宗族。
這兩種人匯合成西漢宣、元之後的主流勢力和政權支柱，舉足輕重。問題更在於，漢武帝時尚有小農提供的財政基礎可依靠，國家有力量通過政策調整來抑制舊豪族兼併土地，阻止貴族和官僚經商，禁止商人佔有田地和擔當官吏，即所謂“民不二業”。而到了西漢後期，舊的禁律被打破，新貴們一身而兼有官僚、地主、商人三種身份，其身後又依附了整個宗族，這就是“土族”的特點。於是，越來越多的農民失掉土地，破產流亡，其子女淪爲奴婢。土地和奴婢成爲西漢後期的兩大社會問題，造成動盪不已的局面。
從漢元帝以後，“民多貧，盜賊不止”、“連年被災害，民流人關”的記載不絕於書，社會危機日益深重。但幾代皇帝都缺乏能力，由外戚、宦官輪流掌權;各級官員腐化至極，中央已無法遏止，反而以縱容換取其忠誠。皇室越來越侈靡，官僚數量越來越多，只好加派賦稅，地方官員上下其手，農民連筒單再生產也無法維持，建璽處流亡，或鋌而走險。亂象使皇朝衰弱，威信下降，儒學之士呼籲改朝換代，原來的意識形態反而變成政權的瓦解力量。
面對社會危機，最好的方法是制度變革。早在漢武帝時，董仲舒就建議“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併兼之路”，限制土地的過度集中。元、成時期，儒生出身的高官不敢開罪權勢集團，所謂改革總要繞開豪族、外戚的既得利益，避重就輕。他們在皇家宗廟和郊祀制度上大做文章，提倡皇帝簡約來節省財政開支，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不但不能挽救危局，反而，反而使王朝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綏和二年(前7)六月，漢哀帝的即位帶來了新氣象。他不但敢於抑制王氏外戚的囂張氣焰，還在大臣師丹、孔光、何武的輔佐下，頒佈了限田限奴和取消任子令等改革措施。這次改革敢於向權貴開刀，規定諸侯王以下的列侯、公主、關內侯等私人所佔有的“名田”不得超過30頃，包括諸侯王在內的豪門所擁有的奴婢數量也被限制，商人則完全不允許佔田。
然而在專制政體這部龐大機器中，皇帝本人也不過是其中的組合元件，他必須對不同的政治集團有所選擇和依傍，脫離了整體的他就是孤家寡人。現在支持他的新外戚丁、傅和老外戚王氏一樣是土族豪強的政治代表，不肯稍損其既得利益以換取天下粗安。於是在他們的一片反對聲中，哀帝被追讓步，改革再次流產，社會危機依舊沉重，再也無法恢復漢武帝時期的輝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