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大都認爲：“漢室盛衰，當以宣、元爲界。”也就是說，宣帝在位及以前，朝政運行較好，處於興盛狀態;自元帝以後，宦官外戚競相專權，綱紀紊亂，國勢漸衰。漢元帝劉奭爲西漢第八任皇帝，漢宣帝劉詢與嫡妻許平君所生之子，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十月即位，在位十六年，享年四十二歲。
一般人認爲，導致王朝走向衰敗的君主絕非良善，要麼昏庸，要麼殘暴。然而，漢元帝既不是昏君，也不是暴君。班固在《漢書·元帝紀》有一段讚語：“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客觀地說，漢元帝不失爲一位多才多藝、品行不錯的好人。但是好人不一定成爲好君。作爲君主，漢元帝談不上優秀，主要是性格與能力問題。史書說他：“柔仁好儒。”其實，這也並非弱點，一個君主胸懷寬宏柔軟，主張行仁政，偏好重用儒臣，應該是天下人福分。問題是，漢元帝的寬柔，最終表現爲優柔寡斷、軟弱可欺，不能駕馭局勢，聽任宦官專權，敗壞綱紀，危害社稷。
漢宣帝臨終前，已爲漢元帝安排“三駕馬車”輔政，以樂陵侯史高領銜，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爲副。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孫，宣帝幼年時養在史家，與史高關係密切。重用外戚是西漢的政治傳統，宣帝也不例外。蕭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老師，一代名儒。漢元帝即位後，對兩位恩師格外倚重，多次宴請接見兩人，探討治國方略。蕭望之隨後引薦宗室大儒劉更生(成帝時改名劉向)、侍中金敞參與朝政，四位儒臣“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
漢元帝的信任與支持，似乎讓蕭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張，推行仁政的希望。然而，元帝與儒臣相得益彰的好景只是曇花一現。元帝對兩位師傅特別信任，儒臣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與蕭望之產生嫌隙，權力鬥爭的陰影隨即籠罩着朝廷。
史高與宦官裏外呼應，議論經常堅持遵從原先故事或慣例，反對蕭望之的改革主張。蕭望之憂慮外戚放縱、宦官擅權，於是向元帝建議：中書是國家政事之本，應由賢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優遊飲宴於後庭，任用宦官掌管中書，不合乎國家舊制，且違反“古不近刑人之義”，必須予以糾正。元帝初即位，由於謙讓，不敢做出調整，議論久而不決。蕭望之提出此動議，卻招致宦官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等人嫉恨，於是他們與史、許兩姓外戚聯手，共同對付蕭望之。
碰巧，有一個叫鄭朋的“牆頭草”，起初依附並吹捧蕭望之，蕭望之發現他行爲不端，斷絕與他來往;鄭朋轉而投靠外戚許章，揚言蕭望之有過失五條、大罪一樁。石顯認爲時機到了，趁蕭望之休假之機，讓人向漢元帝上奏，元帝將此事交給弘恭處理。面對弘恭詢問，蕭望之坦言，外戚當權多有不法之處，之所以彈劾他們，意在匡正朝綱，並非陰謀與離間。爲此，弘恭、石顯向元帝報告說，蕭望之結黨營私，多次攻擊朝中大臣，企圖獨攬大權，建議“謁者召致廷尉”(即逮捕入獄)。
漢元帝不明白，召致廷尉就是下獄，當即批准了。後來，元帝發現不對勁，敦促將蕭望之釋放並復職。石顯從中作梗，蕭望之雖被釋放，卻革職爲民。數月以後，漢元帝覺得過意不去，下詔封蕭望之爲關內侯並準備起用他爲丞相。蕭望之兒子蕭伋聽說元帝要起用父親，就上書爲父親之前入獄鳴冤，弘恭、石顯便在元帝面前竭力詆譭蕭望之，並唆使元帝下達拘捕令。蕭望之性情剛直，不能忍受再入獄的羞辱，在家飲鴆自殺。宦官們只用兩個回合，就將蕭望之逼死。
蕭望之飲鴆自殺，元帝非常震驚，爲之痛哭流涕，責怪弘恭、石顯等人害死自己的賢傅。師傅含冤身亡，讓元帝終生難以釋懷，追念不已。此後每年忌日，他都派使者前往蕭望之墓地祠祭。
但是，漢元帝對蕭望之的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這個事件上，元帝的性格缺點暴露無遺。如果他堅信蕭望之賢良忠誠，完全可以使蕭免遭小人陷害。可是他耳根軟，缺乏主見，容易被宦官左右。兩次讓蕭望之下獄，都是聽信小人讒言而草率下詔。第一次是他不知“招致廷尉爲下獄”，輕易被宦官忽悠;第二次是在他明知道老師性情剛烈，仍被宦官牽着鼻子走，讓老師再次蒙受下獄羞辱。再者，他已然知曉老師清白無辜，卻沒有懲治逼死老師的幕後推手，只是口頭責問弘恭、石顯等人，使其“免冠謝罪”而已，事後，對他們寵信如故。如此寬仁，實則是非不分，賞罰不明，使得宦官有恃無恐，日後更爲放縱。
從蕭望之之死，也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視與低能。毫無疑問，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爲，必須將儒臣作爲主要依靠力量。畢竟蕭望之等儒臣，不僅胸懷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而且具有較高的治理能力與道德修養。而宦官只注重自身的權勢與利益，缺乏對天下的擔當與做人的操守。元帝居然讓宦官逼死蕭望之，放逐其他儒臣，無異於自廢武功，自斷臂膀。儘管他後來起用了不少儒臣，但只有依附宦官的儒臣才能保全自己，由是，他們或與宦官沆瀣一氣，或明哲保身尸位素餐;而那些不依附宦官的儒臣，不是被坑害致死，就是被擠出朝廷。所以，綜觀元帝一生，其“好儒”如同葉公好龍，並沒有組建以儒臣爲樞紐的領導班底，自身雖然躬行恭儉，卻讓宦官主導朝政，故不能推出一系列善政，更談不上實行善治。
外戚、儒臣、宦官三種勢力角逐，宦官終究成爲大贏家。蕭望之死後不久，中書令弘恭當年病死，石顯繼任中書令。此後，中樞權力急劇失衡，向石顯一方傾斜。出於對石顯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將朝政全部委託他處理，事無大小，都由他彙報決斷。於是石顯威權日盛，貴幸傾朝，公卿以下無不畏懼他。石顯儼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跡”。漢元帝雖爲天子，權柄卻握在石顯手中，一切聽任石顯說了算。
漢元帝特別寵信宦官，主要基於一種天真的想法，認爲宦官沒有家室，不會締結“外黨”。這是一種錯覺，石顯其實頗擅長“結黨”，他不僅與宦官結爲“內黨”，而且勾結史丹、許嘉等外戚，並拉攏那些見風使舵的匡衡、貢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結爲“外黨”;內外呼應，興風作浪，黨同伐異。易學大師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寵信佞臣，元帝卻執迷不悟，依然聽任石顯專權;京房觸怒石顯，很快被逐出朝廷，隨後又因“非謗政治”而被處死。
當然，石顯能得到元帝信賴，必然有他過人之處。“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眥，輒被以危法。”(見《漢書·佞幸傳》)可見此人頗有能力，聰慧靈巧，熟稔事務，精通法典，善於探知皇上心意。但是，他心理陰暗，狡詐毒辣，報復性強，故而掌權之後，他把心力都用於鞏固權勢，結黨營私與排斥異己上了。
元帝“好儒”，石顯樂於投其所好。蕭望之含冤而死，朝廷內外議論紛紛，石顯爲了逃避責任，轉而向儒士示好，極力向元帝推薦大儒貢禹，讓他擔任御史大夫。此舉，收到一箭三雕的效果，一則迎合元帝意趣，二則討好天下儒士，三則博得舉賢任能的好名聲。此後，凡是依附石顯的儒士，都會得到重用，官運亨通。譬如匡衡、五鹿充宗，分別官拜丞相、尚書令。如果不依附或反對石顯，即使是元帝親自選用的，也要被他排除。元帝重新起用周堪，並提拔其學生張猛，石顯不是在元帝面前譖毀，就是暗中搗鬼，使元帝無所適從，逐漸疏遠兩人。周堪後來疾喑，不能言而卒，張猛被逼迫自殺。
石顯不僅報復心強，而且很有手段。凡得罪過他的人，他絕不放過，並且善於走法律程序懲治他人，讓人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有冤無法訴。他總能在不動聲色中置人於死地，既能獲得儒士的好感，又能得到皇帝的信任。許多事情，一經他插手，就會弄得真假難辨，似是而非，以致連當事人也摸不着頭腦。
漢元帝常被他糊弄，無法明辨是非。石顯心知肚明，自己只是狐假虎威，借元帝寵信才得以弄權，如果哪一天失寵，也就失去一切。爲此，他不時在元帝面前表現出忠誠，以鞏固元帝對自己的信任。有一次，石顯借奉命到各官府協調事宜之際，請求元帝說：“臣恐怕回來晚了，宮門已關閉，請准許我以奉詔命爲由叫開宮門。”元帝同意了。石顯於是故意到半夜纔回宮，然後以詔命叫開宮門。後來，果然有人上書彈劾石顯“矯詔開宮門”。漢元帝看了奏章，笑着拿給石顯看，石顯趁機痛哭流涕，說自己承蒙天子厚愛，擔當重任，不免引起諸多大臣忌妒，招致無端陷害，爲了保全性命，情願在後宮做掃除雜役。元帝眼看他受了委屈，給予安慰與賞賜，依然對他寵信有加。就這樣，石顯略施小技，就把寬厚的元帝搞定。
儘管石顯熟悉法典，精於權術，但缺乏治國理政才能。如此心術不正的人，自然不能造福於國家與民衆，卻能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成爲貪腐的“大老虎”。據史料記載，石顯接受賞賜與賄賂的錢財總共超過一萬萬，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更可怕的是，在這個“大老虎”擅權期間，綱紀紊亂，吏治腐敗，欺上罔下，賄賂公行，奸佞得勢，正氣不暢。
王昭君因爲不願出錢行賄，畫師便將她醜化，不得不出塞遠嫁匈奴;當元帝發現她貌若天仙時，已然悔之晚矣，縱使處死畫師，卻永遠失去第一美人。
失去王昭君，雖爲一大憾事，倒讓元帝頓時驚悟。然而，對於宦官危害國家，他始終未能悟察。司馬光在書寫這段歷史的時候，禁不住感嘆：“甚矣，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悟也。”說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讓石顯玩弄於股掌之上。在帝制時代，大權旁落乃爲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爲的君主，必須善用最高權力施展抱負。
其實，中國先秦時代法家早就提出，君主應懂得權謀，不能被諂媚者矇蔽或左右的觀點。只可惜漢元帝不懂得爲君之道，一味寵信宦官，甘願大權旁落，自覺或不自覺在爲西漢衰敗埋下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