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時期，晁錯爲什麼要堅持重農抑商政策，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無農不強，無商不富，自古以來，商業便是有效整合社會生產資源的最佳粘合劑，爲促進物資交互、避免生產浪費、增加社會財富、提高政府稅收做出了突出貢獻。在遙遠的商朝，華夏民族的祖先便已經充分應用商業來推行社會的發展，唐朝、明朝的盛世，更是離不開商業的支持。
然而在漢朝的景帝時期，御史大夫晁錯卻效仿戰國變法家商鞅，重提重農抑商，並且創作了著名的《論貴粟疏》。作爲一位執政經驗豐富的成熟政治家，晁錯的這種行爲令後人十分不解，不過當我們瞭解到他提出此建議時的社會背景，便不難了解他的真正目的。漢朝商業蓬勃發展，商鞅遺制逐漸消失
文帝執政時，已然擺脫了秦制的影子，出現這種原因並非是因爲他個人對秦律有意見，而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
秦制的創造者是戰國時期的變法家商鞅，在這部嚴苛的社會律法中，有一點非常關鍵，那就是重農抑商。漢朝建立後，從第二帝惠帝到第五帝文帝，皆選擇了黃老之術治國，給予社會充分的休養生息，因此商業自然而然地得到恢復和發展。
昔日商鞅之所以要在秦國實行變法，是因爲當時秦國龜縮一角，周邊強敵環伺，爲了生存乃至壯大，必須通過武力對外擴張，繼而要將國家打造成戰爭機器。秦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士農工商兵樣樣精通，所以商鞅就通過重農抑商來保留百姓農兵兩個屬性，將個人打造成完全爲戰爭服務的工具。
秦國百姓的個人需求被嚴重限制，除了準備軍糧就是上陣殺敵，這對他們很殘酷，自然不會被輕易接受，於是接下來商鞅接着又藉助法律，以酷刑威脅，強迫逼得百姓接受，鑄成了既定事實，奠定了秦朝抑商的基礎。
到了文帝時期，仁慈愛民的文帝則是希望讓利於民，大力支持商業發展，使得商鞅遺制逐漸消失。
歷史經驗證明，商業勢必成爲社會的粘合劑，對農業發展和積累社會財富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漢朝社會逐漸富足，晁錯卻突然上書《論貴粟疏》
漢朝自惠帝執政後，已經基本從秦末的戰亂烽火中走出來，得益於農耕文明強大的生產力，百姓們的生活質量快速提升，整個社會的財富也大量積累。這些事實，都是晁錯親自承認的：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
然而晁錯接下來話鋒一轉，完全忽視了"資財之道"，而是又將思路引回了農業上。在他看來，漢朝的農業，眼下還有許多不足之處。
首先，晁錯認爲當百姓發現商業比農業更容易積累財富後，很容易造成農業人口向商業人口流失，最終造成良田無所耕的浪費現象，對國家積累儲備糧造成傷害。
其次，晁錯認爲商人會用商業紅利收割農業人口的利潤，傷害百姓的耕種熱情。
最後，晁錯認爲漢朝疆域遼闊，雖然眼下百姓人人有田種，但是還有許多之前不適宜耕種的荒地、山地、沼澤地、鹽鹼地無法耕種，如果政府用法律強制百姓開荒，國家會獲得更多的土地，積累更多的糧食。
以上三點問題，倒也是客觀存在而非晁錯主觀捏造的，因此他纔會向文帝上書《論貴粟疏》，將這些問題拿到檯面上，以半勸誡半威脅的語氣，逼迫文帝做出改變。晁錯重農抑商的思想錯在哪裏?
在瞭解《論貴粟疏》的產生原因後，讓我們再去回顧一下晁錯創作此文時的社會背景。
文帝執政時期，他積極施行黃老之道，主張讓利於民，並且制定了一系列諸如減免稅賦，免除徭役等輕政府、重民生的治國政策，因此使得民間財富增加，而國家財政收入減少。表面上看，百姓自然因爲收入增加而變得更加幸福，然而國家卻面臨着財政收入不足，抵抗突發風險(戰爭、瘟疫、天災)的動員能力降低的現實。
當時，北方的匈奴蠢蠢欲動，南越也很不老實，而漢朝內部也開始削藩，內憂外困雖然還沒有真正出現，但是卻儼然爲漢朝帶來了許多假想敵(後來這三點悉數爆發)，巨大的危機意識產生了戰爭需求，要知道國與國之間的大型戰爭，拼到比拼的就是後勤，後勤跟不上，的一方，自然會成爲戰敗的一方。
這種潛在的憂患意識，使晁錯感到十分危急，最終他錯誤地選擇了秦國的老路，打算以全民皆兵制度抵禦外敵，而漢朝要爲此付出的條件，就是犧牲漢朝數十年休養生息的成果。
晁錯之錯在於，如果抑制商業，那麼農業最終也會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階段，無法有效地實現資源和人力的最優化利用，想象一下，如果糧食取代貨幣，那麼絕大多數糧食都要滯留在產地，即使要運輸，也會在運輸過程中造成巨大浪費，等於還未開戰便無故消耗掉百姓積累的財富，這其實是對國力的一種傷害。
晁錯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後勤的確是綜合國力的比拼，然而他卻犯了一個嚴重錯誤，那就是商業行爲是市場選擇的必然結果，一個強大健全的商業體系只會起到對農業乃至社會的促進作用，而不會與農爭利。
假如商業強盛，那麼人民生活富足，身體素質突出，個體的戰鬥力自然強悍。社會積累的財富多，地方的稅收自然水漲船高，纔有足夠的錢財打造更堅固的城池，囤積更多的戰備糧和軍用物資。更重要的是，只有百姓生活好，纔會對本朝建立起歸屬感和守護家園的決心，這種精神力量會對戰鬥力起到巨大的加成作用。
秦朝重農抑商卻取得一統的成功之路有極大的偶然性，賈誼曾經指出六國之亡在於六國而非秦，像白起等秦軍作戰時，消耗的糧草並非全是由秦國運來的，而是沿途劫掠所得，這說明商鞅的制度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晁錯罔顧社會背景強行提出重農抑商，實在是一種錯誤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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